陈乔见

摘要：儒家公私之辨的一项重要内涵是“合私成公”，其实质是藏富于民，与之相关联的义利之辨旨在说明义对利的规范功能以及反对官府专利，而非通常所理解的以公利否定私利。儒家明分公私领域，尤其强调义对公共领域的规范功能，其道德体系亦包含有丰厚的社会性公德资源。儒家的公私理念经由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于当今的治国理政能够产生积极意义。

关键词：儒家、公私、义利、公德、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9-0064-06

面临儒家近十年来的强势复兴，有学者提出“儒学禁入公共领域”的发难。并且在社会上有不小的影响，这背后的理据大概是认为，在当今时代，儒学复兴的意义只能局限在私人领域（比如修身与齐家）。本文围绕公私关系问题，辨正儒家的公私理念，并试图证明，经由转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当代治国理政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一、纠正公私关系。实现藏富于民

传统“公私”之辨的内涵多种多样。先秦时期注重的是为政者个人品质公正无私；宋明时期注重的是个人心性修养的超功利境界。明清之际儒家的“公私”之辨，不再聚焦于主体的德性（无论是为政主体还是道德主体），而是注重辨明天下一个体、君一民、群一己等之间的本体论关系及其相应的权益关系，其目的是为了阐明“公”的实质在于个体私利的普遍实现，其所表达的理念是“合私成公”。顾炎武“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和黄宗羲“人人之独得即公也”两个命题，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理念，即个体是最根本的存在，所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不过是所有个体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