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燕华

云和县人民政府经济合作交流办公室 323600

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党政互动模式
——基于角色难题与解决路径的探讨

梁燕华

云和县人民政府经济合作交流办公室 323600

当一些重大事件突然发生时，有可能会超出政府的应对能力，这时候就需要执政党进行决策主导，科学合理的协调资源并进行动员。不过，执政党的机关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管理活动缺少相应的法律依据，使得自身的风险及责任大大增加，且对于公共应急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其制度设计。所以，执政党机关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要控制好对具体事务的介入程度，以相对超脱的身份来处理突发事件应对的活动，发挥有利影响。

突发事件；应对；党政互动；角色难题；解决路径

一、前言

在我国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党政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却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些比较重大的突发事件中比如汶川地震、南方大雪灾等。在这些比较重大的灾害中，单单依靠政府的能力及其所掌握的力量是无法应对的，需要用到执政党强大的动员能力，对其资源进行合理协调，同时结合武装力量的支持，才得以成功应对这些巨灾事件。不过，执政党不是可以直接行使国家公权的法律所规定的主体，但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又有着积极的作用，所以，对于协调和整合党、政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二、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党政关系的现状

共产党既是我国的领导党，又是我国的执政党，在社会生活以及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在应对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时，执政党机关会介入相关事务的管理中。首先，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对于应急决策过程的主持通常是由执政党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一些非常规的突发事件中，有很多应急决策均是由执政党机关所进行的，如SARS危机、汶川地震等这些重大突发事件里，其总体决策的部署形式都是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或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进行的，而具体的应急指挥则由执政党所决定成立的应急指挥部实施；其次，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执政党机关要实施动员以及宣传，这是其要承担和履行的一项传统职能，执政党的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比政府的要强大很多，在经历过的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实践经验中，社会动员所倚重的并非行政部门，而更多的是执政党系统，可以说党的基层组织模式就相当于动员型的组织模式，而其执政能力的某部分也就是社会动员能力；再次，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地方党委可替代政府进行直接领导，在重大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强大压力之下，地方党委进行接管危机的应对工作，有效展现出负责任的态度，有利于回应社会各界的期望；最后，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执政党主导着官员问责，通过问责制对于民意的回应，可以体现出公共精神：官员既可以被选择又可以被更换，还可以为公众有效提供宣泄情绪的途径，有利于缓和政府因为民意指责所带来的重大压力，通过官员问责，可以为社会民众提供一个批评政府、表达不满、参与社会管理的良好渠道，对于社会的呼声也可以让政府做出积极回应，增强社会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信任感。

三、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执政党机关的角色难题

在我国，执政党是整个公共应急体系的核心，执政党可以有效整合社会各界以及党、政、军的力量，齐心应对突发事件，有效体现出公共应急体系的强大优势。执政党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角色，不仅对重要的政治决策进行主持，还参与微观的应急指挥及管理特定事项，有时候还替代政府接管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成为“第一责任人”。不过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执政党过于直接的介入，导致出现了很多的角色难题。第一，执政党机关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缺少法律依据，在我国公共应急的法制体系当中，规定由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来负责突发事件应对，而对于执政党，除了一些法律给予规定党组织的作用及地位之外，其他法律均无关于党组织或其成员的明确规定，也没有赋予执政党机关参与或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职责，导致其在管理公共应急中的一些行为缺少法律依据；第二，执政党机关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的第一线的位置使得自身的风险与责任大大的增强，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风险和责任，行使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这也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精神，突发事件应对属于情况比较复杂的管理，在决策的执行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资源缺失、时间紧迫以及世态多变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不当、失误或者是违法等不良行为，所承担的风险要比常态决策高得多，决策者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压力，执政党机关替代政府介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其中的风险和压力自然也就转移到执政党机关身上了；第三，执政党机关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具体事务，对于公共应急法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其制度设计，在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体系中，指明应对突发事件的主体与核心是政府，而执政党对突发事件应对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公共应急法制体系的框架，有可能会引发系列的法律问题。

四、突发事件应对中构建良好的党政互动模式

要构建良好的党政互动模式，就要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重新定位执政党的角色，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要控制好其对具体事务的介入程度，退出具体事务的管理，以相对超脱的身份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活动中发挥有利影响。具体来说，要权衡好这些关系：第一，政治和行政，大部分突发事件应对不会关系到政治过程，政府要做的只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具体事件进行裁量就可以应对了，而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因为比较复杂，不是政府直接执行法律就能应对的，所以在其应对决策中要假如政府的决断，有效发挥执政党机关的主导作用，不过做出决策后，其行政过程应该交由政府负责，执政党机关不适合继续介入；第二，抽象与具象，对于突发事件应对的行政过程，执政机关不直接介入并不代表其在整个事件中消失，执政党有着政府所不具备的宣传和动员能力，当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时，执政党应该公开发表对突发事件的判断和危机及其应对主张，让社会各阶层响应动员和号召，唤起社会战胜危机的信心和参与热情，也就是扮演一个比较抽象的政治领导者的角色，而不是具体行动者；第三，直接和间接，我国的政治框架为“党委决策、政府负责”，这个原则为执政党机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责任和风险的缓冲点，对于事实权威以及法律权威的关系也有了一个良好的协调，所以，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体现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时应该处在间接的思路上，通过政府进行直接施政。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执政党机关要以相对超脱的身份来扮演号召者、领导者以及督促者的角色，避免过多的直接介入其具体事务的应对。这样既有利于增强政治的弹性，又有利于提高执政党的积极影响和形象。

五、结束语

当有一些严重的突发事件来临时，以政府的能力不足以应对，执政党机关在这时候应当发挥其强大的号召力、领导能力以及有效督促，为突发事件应对做出科学的决策，合理协调资源，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及时有效应对突发的危机，减少或避免其来带的危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机关要控制好对其具体事务的直接介入程度，最好是退出具体事务的管理，以相对超脱的身份来处理突发事件应对的活动，从而发挥执政党机关的有利影响，提升其积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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