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清华大学教授　钱 逊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 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钱 逊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归结为五点，用古代的话来讲就五个字：义、群、和、礼、耻。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崇德、乐群、贵和、尚礼、有耻。义、群是回答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和是从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提出待人处事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礼是从践行落实的角度谈；耻则是从道德的基础上谈。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从总体上把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的修养问题，做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大学》里面讲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问题是儒学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修身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也是所有人立身的根本。学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归结为五点，用古代的话来讲就五个字：义、群、和、礼、耻。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崇德、乐群、贵和、尚礼、有耻。可以说，这五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一、义

义，是回答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关系。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生命也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方面。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而且时刻都面对、都在处理的一个基本的问题。物质生命的基础是人的生物本能，和禽兽没有根本区别；精神生命的基础是人的社会生活，是人所独有而禽兽没有的，这是人不同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之处。所以，只知有物质生活而不知有精神生活，就只是停留在禽兽的境界。中华传统文化对此的回答是要摆脱禽兽境界，要做一个人，就要“义以为上”，真正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以精神生活的追求为生命意义之所在，立志于追求为人之道；把精神生活的追求放在物质生活追求之上，以精神生命的追求引导、节制物质生活的欲求。这是成为真正的人的根本要求，为人之道的第一要义。

中国人常讲要学做人；要先做人，后做事；要追求做好人，不是只追求做富人贵人；而是要把自己从生物意义上的人，提升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使自己摆脱禽兽境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论语》说“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践行这一点，有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这样由浅入深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具体要求。

见义勇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见义勇为的理解可能和我们现在不少人的心目里想的那个见义勇为有比较大的差距。现在人们常把见义勇为理解为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舍己救人确实是见义勇为，是见义勇为的最高表现；但不能把见义勇为仅限于舍己救人的行为。《论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所谓义者宜也，适宜的宜，义就是正当的、符合道德要求的应该做的事情。你见到正当的、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就应该做，就属于义。无勇也就说你见到应该做的事情不做，说明你是没有勇气的。那么这个话反过来讲就说，一个人见到应该做的事情就要勇于去做，所以就提出见义勇为。

这里没有涉及到生死的问题、没有涉及到要和歹徒搏斗冒生命危险的问题。所以见义勇为是个极简单的要求，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状况。比如，都知道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随地吐痰的问题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另外，不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排队、插队等，这些都是见义不为的常见表现，而这些对于道德建设来讲，无论是个人的道德还是社会的道德都是一个大问题。道德的意义在于行，见义不为，知而不行，道德流于空谈，是社会的大弊。所以要讲道德修养、要讲社会的道德建设，首先要解决这个见义不为的问题。所以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就是告诉大家，见到应该做的事情就要勇敢地去做。

见义不为和见义勇为，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事当做与不做，有两种选择：应该不应该或有利不利，前者是以道义为取舍标准，后者是以功利为取舍标准。见义勇为就是日常生活中，把应该不应该当作言行取舍的标准，放在有利不利，功利的衡量前面，应该做的就做。这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言行中，把精神生活的要求放在功利考虑的前面，是践行义以为上原则的起点。所以我说这是第一步，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那根本他谈不到什么舍己救人。

把见义勇为仅仅理解为舍己救人，看起来是提高了见义勇为的意义，却恰恰会缩小了见义勇为的意义。人们敬佩舍己救人的英雄，很多人会觉得高不可攀，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无关。而应该做的就做，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而且都可以做到的。

见利思义。“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这肯定是人性的要求。但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按照正道得到，用非法、非道德的、不正义的办法来取得，不处也。以精神生命、道义的追求，指导和节制对物质生命、富贵的追求。这是较高的，第二个层次的要求。中国人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等，是这一要求在实际中的体现，说明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准则。

舍生取义。生死抉择为义所在，最高的要求是在生死问题上，也以义为取舍标准。《论语》说，对于道，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完善和维护道放在第一位，以至可以为之付出生命。这是以精神生命的价值重于物质生命，义以为上的最高境界和要求。

所以说现在人们所理解的那个见义勇为，实际上是义的最高层次。我们如果只是这样子来看，实际上这个见义勇为就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一种要求、追求。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所以这个和他的实际生活就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说有这样一个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只要有志于此，有这个追求，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最低的地方努力，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都坚持这个，到最后自然而然，就会达到一个可以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

二、群

群，是回答群己关系，即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群体的一分子。群的价值，就是把个人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个人发展和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统一；在群体的发展中求个人的发展，同时也尽个人对群体的一份责任。可称之为“群己统一”。

在《论语》里边有那么一段，一个故事，孔子为改变天下无道的乱局而奔走呼号，当时的隐者讥笑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劝他的弟子跟随隐者退隐山林。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又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是讲人生的责任。人生在世，生活在群体中，便担负着对群体的责任。具体说就是弘扬仁道，建设理想社会；此事任重而道远，必终身行之，死而后已。

《论语》里还有一段话，对个人的评价，涉及到三个人。“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民到于今称之。”齐国是春秋时期的大国，齐景公是当时齐国的国君，但是他死的时候老百姓对他没有一句好话，对他没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人们直到现在仍然在称赞他们。孔子用这样两个故事讲述对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人生价值，不是由生前的地位、权势、财富来衡量的，而是由个人身后百姓的评价来衡量的，或者我们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能对群体发展有贡献，得到百姓承认，为后世所称道、纪念，造福于后世，这就把个人的生命融入了群体发展的大生命，要和群体共命运，要负起自己的责任，使个人的生命得以在历史中永存。群己统一，这是个人人生价值之所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历史中永垂不朽，是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反映。

落实和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就是要求待人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天下为己任”。忠恕之道是处理群己关系的基本原则；修己安人，是对君子的要求；以天下为己任，“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理想的圣贤目标。

以上主要是就个人修养说。就社会言，《论语》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不仅是君子人格的最高要求，也是孔子的社会政治理想。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也是说的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一个社会，要以道德精神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不能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主导价值。

义和群，是人和禽兽根本区别，人之所以为人的所在。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崇德乐群，二者是统一的。孜孜于利，总是为私；重义的人不会孜孜于私利，热心助人为群正是重义的表现。二者的集中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平日里急公好义，生死关头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一精神，构成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人们熟知的历代志士仁人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是反映了这一精神。这一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成为我们爱国传统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它支撑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是古老文明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根本精神因素。

中华文化是发展的，其崇德乐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随时代前进而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一精神在当代中国革命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和升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每一种精神，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内容；然而它们的思想基础、核心精神又是一贯的，都是中华文化崇德乐群精神的具体体现。而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也在不断获得新内容的过程中得到更新和发展。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它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础和软实力所在；而它本身也需要适应新时代的环境和需要，获得新的时代精神、内容和表现形式，实现创新性的发展。

当今世界，面临多方面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精神危机是其中之一。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说，当代的世界是“处处争端，人人为己，颂赞自我主义，只顾经济利益而违背道德准则的世界”，“利己主义和贪欲仍在不断地加重人民之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长此以往便会引发世界各地的冲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说：“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在精神与物质、个体与群体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现在个人第一，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流行于世界，是引发冲突、战乱等等的突出因素，严重危害和平与发展，以至威胁人类生存。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而中华文化所倡导的崇德乐群的价值观，“蕴含着可以解决我们社会上的弊病的良方”，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和

义、群是从人的本性上讲，和则是从宇宙万物的本质上讲。和的内容，《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和为贵”“和而不同”已经成为人们熟知和常用的话语。可是“和”究竟是什么？似乎并不很清楚。常见的一种认识，和表示一种态度：和气、和顺、平和、和蔼……或一种状态：和睦、和谐、和平……与和相对的，是斗、争、仇、敌对、对抗……这样的想法，反映了人们普遍的美好愿望和追求。不过，只这样看是不够的。和不简单只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和追求，更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它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也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追求，又包含着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它不只是一个概念、一种态度，而是有着丰富内涵，既包括基本理念、价值，又包括运用原则和方法的一个思想体系。

和表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 组成一个稳定的统一体或者共同体。那么这个“和”是指什么，是指的任何一个事物以至于整个宇宙它不是单一的，它都是由多种成分或者多种因素共组在一起，按照一定的关系它能够共组在一起，组成一个稳定的统一体、共同体。所以，“和实生物”，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

在这个意义上，和的对立面是同。不是斗、争、仇。同，是指单一成分的存在或叠加。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都是把和与同相对而言，人们应当如何对待和与同的问题呢？古人曾举烹饪为例说明和同之辨。要煲一锅汤，就要有鱼或者有肉，要有葱姜蒜、酱醋盐等等，佐料调料，还要有适当的水、适当的火候，由这个厨师来调配、烹调。所以它多种成分能够组合到一起，有一个合适的一种关系，它就成为一锅汤了，这叫“和”。和“和”相对的是“同”，什么叫“同”呢？就单一的因素不断叠加，同样的例子，你烧一锅水，烧干了你再往里兑水再烧，再干了再兑水，你不断地往里兑水，最后还是一锅水。这就是同；“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

统一事物中的各个局部成分各有其一定的位置。每一成分和因素都处于其应处的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构成总体的和。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任何一个局部的因素不能处于应处的位置，总体的和就会遭到破坏。还是上面的例子，你做一锅汤，这个水要多少，火候怎么样，盐要放多少，其他佐料，葱姜蒜也好，料酒也好，等等，每一样都有它固定的、在这个汤里的一定作用，它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分量规定。也就是说要达到一个“和”的状态，你必须让它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因素都能够合适。让所有事情都有它应该处的位置，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其他各个因素也都如此。所以和就是各个成分、因素都处于恰当的位置，这样一种状态和秩序。这种状态和秩序可以用“各得其所”来表述。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

和而不同，承认差异。

为了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首先必须要有“和而不同”的理念，或者说是从这样的一个理念出发。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要懂得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合理的，是事物存在的常态；不能要求取消差别，完全一致。然后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研究事物内部有哪些方面，怎么来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承认差异是前提，求各得其所是目标。始于承认差别，终于各得其所，和的理念贯彻始终。这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承认和排斥差别，一味追求一致，这叫同而不和。古人讲什么是和而不同？国君他的意见认为是对的，但其中还有不对的成分，大臣要把这不对的成分提出来；国君认为错的，但其中还有正确的成分，大臣要把这正确的成分指出来；通过讨论达到一个中肯的意见。这叫和而不同。相反，国君说这个好，大臣也跟着说好好好，国君说不对，臣子也随声附和，跟着说错错错。一言堂，没有不同意见。这就是同而不和。

中庸，无过不及，不偏不倚。

和的秩序，各得其所，一事物内部不同部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具体的。以和为贵，要求得和的局面，不是靠单纯的理念，和谐的愿望、和解的诚意等等；不能停留在口号、宣传、思想疏导上，而是要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了解其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处理各种关系，努力做到“使万物各得其所”。

了解、认识事物各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基本的方法、路径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全局看，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局部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无过不及。处掌握全局之位，要统筹全局，协调平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处局部之位，要认清自身之位，素位而行，忠于职守，克尽其责。

所以，和与中不可分。和是最高的目标，中是达到和的根本方法和途径。合而称之，就是“中和”。

和为贵是根本的价值观。

“和为贵”不单纯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它是以和实生物的宇宙观为基础的；正因为我们认识到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一切事情上我们要顺应事物本来的要求，以和为贵。也就是以和为最高目标，或者说以各得其所为目标。

《周易》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都是以“和”为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太和”“中和”，万物“各正性命”；天地位，万物育；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就是自然和社会人事，万物各得其所的理想境地。

用于人事，孔子为政以“正名”为第一要务。正名也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求君臣父子都能各得其所。君臣父子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孔子所希望的君君臣臣的状态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然而孔子提出的治国必先正名，以各得其所为目标的原则是正确的。纵观历史，历代大变革和大改革的主题，都在求各得其所；而改革和施政的得失成败，也都只在于能否做到各得其所而已。程子说：“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

链 接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国家治理中的法制，根本的精神都在于求各得其所。就是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在于各得其所；民主是达到各得其所的一种形式。各得其所的概念，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群体中来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包含保护个人权利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以及政府权力两方面的要求；对个人的要求包含了权利和义务、责任两个方面。和单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基础相比，更为全面，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四、礼

礼，是从行为举止上讲。要遵守道德、礼制的规范。守规矩，讲礼貌，恭敬辞让，言行有度。

个人的修养、社会的运行都包含情感精神和行为举止，内和外两个方面；内在的情感通过外在的行为举止而落实和体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行为举止必须有规范。在中华文化中，这种规范就是礼。以上义、群、和三项都属内在的精神、价值，也都通过礼而落实。《论语》讲仁，“克己复礼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讲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讲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讲为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讲教学，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总之，一切都落实到礼上；“不学礼，无以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礼仪规范：上至朝廷议事、祭祀、战争，下至社会婚丧嫁娶、节日礼俗，家庭生活晨昏定省，夫妇、父子、兄弟相处，人际交往中的称谓、礼节，日常行为中坐、卧、立、走等等，无所不包。可以说古代中国人是生活在礼之中。

一般人常以为，礼的功用就在区分尊卑贵贱。这样认识并不全面。区分尊卑贵贱只是礼的一个方面，礼还有一个功能是别中求和，让大家各得其所。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礼的区别尊卑贵贱，是要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也就是给贫富贵贱长幼亲疏各定出度量分界，使他们各自都有所依循，各得其所，以避免争斗。比如，你处什么地位，你就能够享受什么权利，处什么地位你能够得到多少的物质财富分配。同样，既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没有这个规定，光凭个人的欲望，那是没有限制的，那必然会引起一种争斗、混乱。“礼之用，和为贵”。区别尊卑贵贱是为了避免争、乱，求各得其所。

礼的精神，恭敬辞让，言行有节。“恭敬之心，礼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恭敬辞让是礼的根本精神。“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的作用在规范和节制人们言行，使人言行有度。表现于言行，就是守规矩，讲礼貌，不任性。内在的义、群、和的精神追求和外在行为举止的恭敬辞让，言行有节相配合，塑造了中国人文质彬彬的形象，造就了中国礼仪之邦的美名。

守礼一项，如何做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特别需要研究。一方面，礼的特点是随时而变，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今日的中国和世界，与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礼的变革远未能跟上。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特别是批判旧礼教的影响下，守礼的传统遭到极大破坏。由此造成礼的严重缺失，带来了社会失序和风气浇薄的不良现象。这里谨提出几点初步想法供讨论。

礼有形式和内容，礼仪和礼义两个方面。古代的礼仪形式，大多已不适用于今天而淘汰；今天要继承弘扬的，主要在礼所体现的恭敬辞让，言行有度，别中求和的价值和精神方面。古代，这种精神体现在守礼上，今天在以依法治国为基本国策的条件下，需要和可以把它扩大到更广的范围，体现在遵纪守法的所有方面，一句话就是守规矩。要把自觉遵守规矩的精神落实到各个方面，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社会的风气。对于传统礼仪，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或淘汰、废除；或推陈出新，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或拨乱反正，在恢复基础上创新发展。尤须注意的是，时代变迁，文明发展，社会生活也发生根本变化，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传统的礼的体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亟需建立适应于时代和社会要求的新的礼，以丰富、发展旧有礼的体系。继承改造传统和创新发展新的内容，二者结合，实现守礼传统的创新性的发展。

五、耻

行己有耻，有所不为。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羞耻心是做人的底线，是道德自律的基础，有耻才能有所不为。人而无耻，就会无所不为。人不可以无耻。

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为免受上帝责罚而约束自身言行。有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传统，行为不受上帝约束，所以道德状况不好。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中国确实没有宗教传统，但中国人并非对自己没有约束。“行己有耻”就是自我约束；中国人的道德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内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历史文献中就有关于道德自律，自责、自讨的典型事例的记载。《史记·吴太伯世家》记：

吴使季札聘于鲁……使齐……适晋……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出使齐国途中见徐君。徐君喜好季札佩剑，季札心知，暗自心许归来时相赠。待季札归来，徐君已死。季札挂剑于徐君墓前而去。从者不解：“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我来时心里已经决定要把剑送给徐君，岂能因为徐君死了就背叛自己的心呢？

《左传·宣公二年》记：

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闢矣。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叹，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晋国有一个晋灵公，没有国君的样子，宣子作为一个大臣，就不断地、很尖锐地、很激烈地去进谏，批评他，结果晋灵公就很烦他，派武士鉏麑去刺杀大臣宣子，却发现宣子是忠于职守的良臣。自问“时刻不忘记恭敬国君（指按时上朝），这么好的一个大臣，他能够为民做主的。杀害这样的大臣，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不忠不信中有一样违背了，还不如去死！”就在门前的槐树上撞死了。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

文赢请秦三帅，晋侯释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秋，狄犯晋，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

应夫人求情，晋国君释放了俘虏的秦国将军。大将先轸大怒说，战士在战场拼死俘虏了他们，现在听女人的话就放了，长敌人威风，灭自己的士气，国家要亡了。吐口唾沫，头也不回地走了。当年秋天，狄人来犯。先轸说：“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我对国君放肆无礼，国君虽没有责罚，我能不自己责罚吗？不穿盔甲冲入敌阵战死。

季札挂剑，鉏麑自杀，先轸不穿盔甲入敌阵而死，既非受人胁迫，也非谋求名利，更非畏惧神灵鬼怪的惩罚，完全出于内心要求。为了不背己心，求一己心安，虽他人不讨，亦不敢不自讨，表现了中国人视道德高于生命的高度道德自觉和自律的精神。

链 接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至孔子，提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行己有耻。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为己、有耻。

孟子又进一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说明了性和道，人道和天命的关系。道的基础在性，循性而行就是道。性通天人；性是人之所有，属人；而又是天所赋，亦属天。所以道本于天而存乎人，此道是人道，同时亦是天道，天道和人道合一。行己有耻，道德自律，不只是出于道德良心的要求，同时也是事天立命，天命的要求。中国人的道德自律，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道德传统。

知耻，是中国人道德的基础，也是当前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现在人们深感忧虑的道德沦丧，世风浇薄的状况，重要的根源就在知耻的缺失。弘扬知耻精神，就是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自觉，也是提高中国人文化自觉的根本。知耻之风不扬，民族复兴无望。在修身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五点来说明。

这五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做人的基本问题。义、群是回答人生的两个基本问题；和是从对世界的根本认识提出待人处事的根本价值观和原则；礼是从践行落实的角度谈；耻则是从道德的基础上谈。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体系，从不同的方面来回答了人生中间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这样子组成了一个中国人的独特的一种道德的体系。当然我们说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也就是说它是中国文化特点相联系的，和中国人对人的看法、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和更根本的一些大的问题认识上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反映了中国人的整个的文化的一些大的方面特点，中国人怎么看人、怎么看天、怎么看宇宙、怎么看人和人的关系，等等。中国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面貌，其实离不开这五点。

当然，这五点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时代，或者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又有具体的内容，有时代的内容，所以需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创造性地去理解和解释，使其有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