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石燕 康 霖

南海问题现状及思考对策

刘石燕 康 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和南海战略稳步推进，相关国家忧其利益受损，极力介入南海事务，企图搅乱地区局势，致使我海洋资源受掠、南海主权受侵、国家安全屏障受险。如何破解南海问题争端，有效掌控南海局势，是当前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

南海问题；现状；对策

一、南海历史简述

南海是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利用的海区，也是最早对其进行行使管辖，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历史根据确凿、无可争议。

（一）地理发现悠久

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是最有力的佐证。东汉的《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书中所提的“崎头”即我国古人对南海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南海。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对南中国海及其岛礁最早的文献记载。元朝的《元史·史弼传》写道“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说明早在13世纪末的元朝，我国的大型船队就已经遍历南海诸岛。明清时期经过南海诸岛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更加频繁，留下的记载也更加详尽准确，最著名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其多次经过南海诸岛，周游东南亚诸国，留下大量遗物，并对所到之处作了详细记载。

（二）率先命名翔实

从目前可查证的历史资料表明，仅中国系统地对南海诸岛实行具有主权管辖意义的地理命名。隋朝的《隋书》记载：“大业三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至焦石山，而过东南”，其将西沙群岛命名为“焦石山”。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记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其将西沙群岛命名为“象石”。宋朝官方编撰的《宋会要辑稿》记载：“……欲至中国者……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这是以“石塘”“万里”命名南沙群岛最早的官方记载，距今已近千年之久。清朝康熙末年成书的《指南正法》，将南海诸岛分为“南澳气”（指东沙群岛）、“七洲洋”（指西沙群岛）、“万里长沙”（指中沙群岛）和“万里石塘”（指南沙群岛），最早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岛群。

（三）最早开发经营

大量历史书籍记载，中国人民发现南海诸岛后，历经千辛万苦，泛舟出海作业，辛勤开发经营。史书记载，《更路簿》是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它发源于明朝，完善于清朝，书中详细记录的生产作业线约200条，给西沙和南沙岛礁命名约120个，是中国海南渔民在西沙和南沙群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考古发现，上自南北朝，中经隋、唐、宋、元，下至明清，中国人民就在西沙等岛礁捕捞海产、种植树木、开垦旱地、生产陶瓷，等等，并向当时的中国政府上交赋税。直至今日，南海诸岛上还保存有不少明清时代的珊瑚庙、房屋、水井等，仅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等11个岛礁发现的陶瓷器就达2000多件。

（四）持续治理管辖

从唐代开始，我国在最先发现和积极开发基础上，即对南海诸岛进行政府管辖和行使主权。一是巡视海疆。成书于1044年的《武经总要》记载：“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表明宋太祖在907年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南海海面。二是列入版图。明代《郑和航海图》，将南海诸岛分别标为“石塘”“万生石塘屿”“石星石塘”，清政府出版的权威性政区地图《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24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均将南海诸岛列入中国版图。三是行政管辖。唐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在海南设立崖州都督府，正式把南海诸岛划入中国疆域，归岭南节度使管辖。明清时代，将西沙、南沙划归广东省琼州府万州管辖。1936年，中国政府在西沙群岛建成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可与各地通报联络，指示海上航行船舶。2012年6月，中国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四是天文测量。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敕派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前往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大部分测点误差只有纬度1度左右。五是抗议外国非法测量。清光绪九年（1883年），德国人曾在西沙、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迫使德国停止调查测量。六是救济遇难外国船只。清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外国海轮在南海遇难，时任广东巡抚派人到七洲洋打捞遇难的暹罗船只，这是中国政府行使主权的一种行动。

（五）得到广泛承认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舆论都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国际社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远东气象会议、国际民航组织会议等相关国际组织及会议都多次明确要求中国在西沙、南沙群岛建设相关设施，履行相应权力与义务。域内国家中，越南在相当长时间内，无论政府声明或照会，还是报刊、地图和教科书，都承认西沙和南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马来西亚在1979年之前一直对南海诸岛属中国无争议。域外国家中，20世纪80年代前，美俄日等多国地图和权威性百科全书中均承认南海诸岛是中国领土。如1963年美国出版的《维尔德麦克各国百科全书》、1973年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79年日本的《世界年鉴》、1954年德国的《世界大地图集》、1968年法国的《世界普通地图》和1970年西班牙的《阿吉拉尔大地图集》等。

二、南海问题成因

任何社会矛盾都是主客观因素的产物，往往影响制约因素越多越复杂，矛盾就越深越尖锐，解决就越难越持久。南海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争议最大、介入国家最多、涉及面最广、关注程度最高的海域，不仅与我海洋观念淡薄、政策制度缺欠、管控乏力有关，更与历史遗留问题、资源利益驱使、国际法规含糊及域外大国干涉密不可分，其表面上是资源、岛礁争夺，更深层则是国家利益博弈。

（一）从自身角度反思，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1.海洋观念淡薄，海权海防虚化。

我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洋国土，承载着厚重的海洋文明，历史上也曾建立了沟通东西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有七下西洋的壮举。然而，我国自古以陆为主的农耕文化根深蒂固，落后的海洋意识和“片帆不准入海”的海禁政策，以致长期重陆轻海、有海无防，甚至形成“民间靠海守海耕海、政府闭海禁海弃海”的历史倒挂怪象，不仅停滞了海洋事业发展，弱化了国民海权意识，而且使我国从海洋大国逐步沉沦为一个海疆虚有、海权蚕食的海洋弱国，海权丧失成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和世纪悲怆的重要因素。

2.海洋战略缺失，配套机制滞后。

受传统“内陆核心”文化影响，历朝历代逐渐形成“深山”和“大海”是两个最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这不仅与西方国家认为海洋能带来文明、希望和财富的观念截然不同，而且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及国民对于海洋认知、海权理解及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虽然有远涉重洋的航海历史记载和渔民传统的捕捞记录，虽然也出现过如清朝时期的“陆海孰重孰轻”之争及后来孙中山先生的“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陆”的海权思想，但终究没有走出重陆轻海的思维局限，既没有形成系统的海权理论、海洋法规及相关机制，也没有制定明确而长远的海洋战略，各种配套机制相对滞后。

3.胜而未修其功，错失历史良机。

《孙子兵法》指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历史上，中国政府曾多次获得全面恢复行使南海主权的机遇：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以亚洲战场胜利者的身份全面恢复领土主权，南海主权再次得以回归；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前进舰队”，前往西沙、南沙接管主权；1948年正式公布了标示南海断续线的地图，但因国内战争影响，广袤的南海冷落一隅。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宣布拥有南海主权，但实际管辖尚处于初始阶段，加之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导致错失全面收复岛礁、全面进驻南沙的历史机会，最终酿成今日之被动局面。

（二）从国际角度分析，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1.历史遗留问题生纠纷。

1951年9月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合约》未明确南沙和西沙群岛的归属问题，这既未经得新中国（未参加）同意，更为越菲马等国争夺南海提供了“依据”，甚至埋下了祸根。自20世纪70年代起，周边国家开始抢占我南沙岛礁，进行实际控制，形成了多国占领、多方索求的局面。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当今南海问题日趋复杂的重要原因。

2.资源利益驱使起争端。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速，能源早已成为世界角逐焦点。1969年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矿产和油气等重要自然资源，仅油气储量就达230至300亿吨，被誉为“第二个中东”，其含有大量的富钴结核、铁锰结核等多金属结核矿产资源。之后，越菲马等南海周边国家深谙其义，纷纷觊觎南海资源，单方面在南海进行海洋资源勘探、开发，进而非法侵占岛礁，提出主权无理要求。

3.国际法理含糊留隐忧。

上世纪中叶以来，南海复杂斗争的背后，夹杂着十分尖锐的法理较量。南海有关国家借口国际海洋法调整，伺机炮制编造各类借口，开始从法律角度提出行使南海主权要求。中国于1996年签订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在一定程度上对处理领海主权争端、海洋资源管理、海洋污染处理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面对南海岛礁纵横交错的复杂情况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的界定却因理解不一等问题，导致部分国家滥用法律，引发新一轮海权争议，并以此为面具，将非法侵占变身为“合法合理”管控。

4.域外强国干涉促波澜。

美日印等域外大国为其战略利益和遏制围堵我崛起复兴大计，处心积虑干涉介入。美国方面，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及时调整国家战略，围绕“领导世界”和“控制全球”的“霸主”地位，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借维护贸易通道、航行自由和国际海洋法公约，多次直接介入南海事务，频繁与南海周边国家开展“卡拉特”“肩并肩”“金色眼镜蛇”等系列军演。可以说，是美国带头打破了20世纪90年代末南海地区趋于稳定的局势，美国既是当前南海矛盾激发的最大推手，也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最大障碍。日本方面，出于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考虑，处处紧跟美国步伐，改“间接支持”为“赤膊上阵”，先后以经济支援拉拢、参加南海军演等诸多手段，积极在东南亚地区活动，持续干预南海局势，体现“存在感”。印度方面，着力推进“东进政策”，通过与越南开展军事合作和参与石油勘探等，不断增强在南海的影响力。另有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自2016年以来也日益关注南海，逐渐介入南海问题。南海正成为美日印等国域外大国扩展势力及攫取战略利益的目标地区，南海争端已成为这些国家遏制中国崛起的筹码。

三、南海问题的走势

虽然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相关权利的历史事实是确凿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依据是充分的，历史地位是合法的，但随着东盟国家相继卷入，域外大国强势介入，致使南海问题更加复杂。

（一）南海问题从岛礁争占逐步上升至资源掠夺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南海周边邻国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并占领了部分岛礁，其中，越南派兵抢占29个，菲律宾8个，马来西亚5个。他们为达到永久占领南沙的目的，强调以武力捍卫，修筑永久性军事设施，派遣大量舰船驻防南沙，驱赶、抓捕、跟踪监视我各种船只，并多次联合域内外各国进行以南沙为背景、以我国为目标的军事演习。近年来，越菲等国变本加厉，加快开采步伐，其表面开发海洋，实则掠夺资源，以便从中获利。目前，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5国联合埃克森-美孚、英荷壳牌等200多家西方公司在南海开采作业，钻井总量约1380口，年石油产量达5000万吨。特别是越南，其2015年产油约1750万吨，基本上来自南海，而该产值竟占越南当年GDP的30%，油气开发已成为越南第一大经济支柱。

（二）南海问题从双边争议逐步扩大至多边争端

长期以来，由国与国之间平等协商解决争议问题，既是联合国所倡导的和平方式，也是国际通用的标准方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管控南海局势发展、增强海上合作共赢、维持地区和平稳定达成一致共识。长期以来，我国一贯主张与南海周边国家以对话协商方式处理南海争议，并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放”的原则。但是，以越菲为首的相关国家却不满足于既得利益，在其自知法理依据不足的情况下纷纷打出“组合拳”，致使双（多）边政治互信受损、经济合作转冷、军备竞赛加剧，解决南海问题的对话基础岌岌可危，取而代之的是愈演愈烈的多边争端。越菲等国利用东亚系列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场合，刻意炒作南海问题，同时力邀域外大国介入争端，企图以此抱团联手制华。

（三）南海问题从区域关切逐步延伸至域外攸关

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南海争端仅是域内“五国六方”的“内部”纠纷，与域外国家毫无牵扯，南海局势也始终保持着相对平稳。但近年来，以美日印为首的域外大国出于各自利益考量，极力插手南海事务。美国自2010年开始，陆续提出“重返亚太”“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再平衡”等战略，通过海外驻军和多国联合军演等方式，实现南海军事存在，同时假借“航行自由”之名，多次派遣军舰闯入我岛礁12海里区域，为各争端国“打气”“撑腰”。中美之间针对南海的博弈，实则是亚太主导权之争，更是美防止我挑战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必要手段。日本将南海作为其显示地区强国地位和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平台，试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形成一种对抗中国的联盟体系，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以此牵制中国在钓鱼岛与之对抗的能力，故尾随美国脚步，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美国公开插手南海事务14次，日本7次，印度2次。事实证明，美日等域外大国虽口头表态不持立场，实则从幕后操盘走向前台领头，从低调介入走向高调干预，从隐蔽侦测走向横行擅闯、炫耀武力，充分暴露其强行介入南海问题真实面目，从而也使原本并不安宁的南海火上浇油，南海问题由双边化、地区化、简单化向多边化、国际化、复杂化恶性发展。

（四）南海问题从域内焦点逐步升级为国际热点

随着南海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逐步提升，南海问题已由往日的域内焦点，上升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南海连接西欧-中东-远东，影响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望加锡海峡等海上咽喉，是世界上重要的交通要冲和十字路口，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战略地位日益突显。正因如此，部分域内各声索国极力鼓吹“以大欺小”，以图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博取舆论同情。域外大国凭借强大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积极引导国际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论”。因此，南海问题成了事实上的国际热点之一。

四、南海问题的影响

南海局势日趋复杂，倘若处理不善，南海形势将更加严峻，势必对我造成不利影响。

（一）打破地缘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十分重视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与南海周边国家建立了稳固、友好、和谐的双边关系。1978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新马泰三国时表示，愿意加强和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自此我与东盟国家政治关系全面改善，经历了从全面对话伙伴、睦邻互信伙伴到战略伙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亚太地缘平衡。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越菲等周边国家受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蛊惑，恐其非法利益不保，加之其国内政治局势不稳，经济社会发展受挫，既为转移国内矛盾，又难抵南海资源之诱惑，故铤而走险，并企图抱团取利。同时，美日等域外大国为其自身战略利益，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亚太地缘关系逐渐出现倾斜。因此，一旦南海争端升级，恐我多年睦邻友好基础动摇，不仅削弱我传统地缘优势，使“一带一路”新战略难以有效推进，而且导致亚太地缘政治平衡受到破坏。

（二）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关系。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由冷战、互不贸易走向“政治上和平共处、经济上加强合作”，从而使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有了较快的增长，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于2010年正式全面启动后，我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双边经济发展关系呈现出新的格局。截止2015年，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还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以上数据来自人民网）。近5年来，越南、菲律宾均保持了5-6%的GDP增长，其经济增长率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因此，一旦南海形势紧张升级，不仅东盟国家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将化为乌有，也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

（三）军备竞赛加速

上世纪，南海争端主要集中域内“五国六方”，各国军费开支基本保持在一定水平，武器装备发展基本维持在相对平衡状态。但随着南海问题的日益突出，特别是美日等国强行高调介入，军事演习频繁不断，南海周边国家挟洋自重，不断加大军费投入力度，加速更新武器装备，抓紧前沿军事部署，强化岛礁军事力量存在，直接导致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方兴未艾。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报告显示，越南2010-2014年的平均军费净增长59.1%，仅俄罗斯2014-2015年就向越南出口了价值17.95亿美元的军费装备。正因如此，越南武器进口排名已由2011年的第43位已跃升至2015年的第8位，其订购的6艘俄制“基洛级”潜艇、36架苏-30MKK战机、6艘隐形护卫舰、6艘快速攻击船，以及先进的防空系统等陆续接装，大大提升了制海和制空能力。菲律宾2016年国防预算达5.5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1.5%，其国防支出主要用于采购2艘护卫舰、2架远程巡逻机和3套空中监视雷达，意在强化南海方向的军事侦察能力。与此同时，菲律宾在2013年至2017年的5年时间内每年拨出3.3亿美元，主要用于更新装备、引进海空军武器，以应对假想敌。

（四）加速资源攫取

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水产、矿产资源和石油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在丰厚利益驱使和域外势力的支撑下，周边国家不断加快对南海资源的掠夺步伐，南海丰富资源及生态环境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一是渔业过度捕捞。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南海渔业经济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各国纷纷投入更多人力财力，增大渔船吨位，延长捕捞时间，改进捕捞技术，且对我国发布的伏季休渔令多番抗议，导致近海传统的经济型鱼类逐渐消失。可以想象，南海各国在南海经济利益驱使下，极难在捕捞、休渔、维护等渔业产生方面达成合作协作，更难对南海丰富的渔业资源施行有效监管，从而导致乱捕滥捞，甚至带来灾难性捕捞。二是油气加速开采。南海矿产资源种类多样、储量丰富，吸引了周边乃至域外国家垂涎。越、菲、马等国过去20多年里通过在浅水区盗采油气获取丰厚经济收益，越南的南海石油已成为其国民经济第一大支柱产业，而马来西亚拥有的钻井数量超过一半。近年来，三国近海油气开采空间逐渐枯竭，纷纷将目光转向深海，加大了油气资源开采力度，加速油气资源开采。

五、南海问题的对策及思路

南海问题是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必须直面的重大战略问题。如何有效化解海上分歧、管控危机、促进合作共赢，应在吸取以往实践经验基础上，着眼长远、胸怀大局、综合施策，确保我南海正当权益及国家战略安全。

（一）着眼长远发展，制定完善南海总体战略

“谋全局者，谋万世”。习主席谈南海主权问题时明确指出：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为我们应对南海问题指明了方向。进入21世纪，美、俄、日、加、澳等海洋大国相继制定了国家海洋战略和政策，对我国发展海洋事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国家发展与海洋越来越密不可分，已将海洋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在海洋立法、海权维护、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缺陷，特别是在面临南海问题挑战和危机时，缺乏行之有效的应对机制、措施。因此，必须着眼长远发展，深入思考如何“跳出南海来解决南海问题”，尽快制订与海洋强国战略相匹配的“南海战略”，规划出近期、中期、长期目标，为涉及南海事务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提供有效指导。

（二）强化顶层设计，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未来，我国应加快海洋事务管理机制的改革步伐，加强涉海部门内部协调和整合，成立由国安委牵头，外交、公安、海洋、军队等单位参加的海洋发展管理部门，全面负责国家海洋发展事宜，强化顶层设计，统筹南海事务，优化事务机制，逐步形成一整套管理和制度体系，加以强制推广落实，提升综合管理水平，解决阻碍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现存的体制障碍。要形成“大海洋”观念，从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角度把握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以适应21世纪全球海洋竞争的新形势，争取我国在海洋上的有利态势和战略利益，才能积极应对南海方向面临的严峻挑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制，强化涉海法理维权人才队伍培养，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我国南海权益，完善涉海司法和仲裁体系机制。

（三）开展谈判磋商，倡导外交双轨思路

“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同时良好的南海安全局势也有利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我们可借鉴陆上领土争端经验，逐步扩展至海洋岛礁问题解决。对美日等域外国家，应坚定南海政策的立场，同时加强与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合作，形成政治互信、经济共赢、外交互助的良好局面，使其在南海问题上，更多考虑大国间的政治和经济等全局利益，促使其减少甚至不干涉南海事务，争取不把南海问题变成域外问题，避免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军事化，有效解决南海问题中的外部“绊脚石”。对越菲等南海周边国家，坚持在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基础上，早日制定《南海行为准则》（COC），同时大力倡导“双轨思路”，通过共同开发推动与东盟相关国家达成谅解，进而为解决南海争端创造有利条件。

（四）深化务实合作，形成互利互惠局面

“合则强，孤则弱”。当今世界，无论中国与美日等国，还是与东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均已渗透至方方面面。因此，在解决南海问题时必须将经济考量纳入其中。一方面，加强资源合作开发。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另一方面，巩固地区经济贸易。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序推进，将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频繁，经济发展依赖程度更高，民众对经济发展所获得的幸福程度更高。

（五）健全协作机制，有效管控南海分歧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当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交往不断增加的同时，彼此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也不断累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这一区域缺少公开、透明、有效、建设性的仲裁、商讨、协同机制，同时在地区远景、利益共同体方面存在诸多政策空白。我们可成立诸如“南海国际协作基金会”等机构，从制度设计、概念协同、知识生产、经济模式、开发协作等多方面，重新设计南海的远期战略，争取在不远的未来，形成南海国际协作、南海分享型社会、资源正义性开发、南海对话机制等多领域的互动新态势。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在继续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无论国家战略合作，还是单一事务细节，都承担起更多的区域性国际责任，创造更多的知识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六）加强舆论引导，争取话语主导地位

“德不孤，必有邻”。应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打好舆论主动战。国际舆论引导层面，针对美在国际学术研究、国际传媒等领域的绝对优势，以及利用越菲等国营造于中国不利的舆论氛围，我国应积极探索建设以各种学术交流为主的沟通对话渠道，加强交流与合作，有力阐释中国南海主张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澄清国际社会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对华主张的错误认识，促其回归公正合理的立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力量，打破美日等国在舆论上对华围追堵截。国内舆论引导层面，应在全社会营造“热爱南海、建设南海、保卫南海”的浓厚氛围，宣传南海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强调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指出当前周边各国对南沙的侵犯情况，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海权意识、海军意识，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七）完善岛礁建设，增强整体军事实力

“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当前，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急需从战略层面投入更多解决南海问题的资本，实现战略服从政略的目的。一是加强岛礁建设。近年来，我国已从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3个条件优越的南沙岛礁开始，先期进行岛礁扩建，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修建可供民用客机和军用飞机起降的机场，改建可供万吨船只靠岸的码头，既改善驻岛官兵和渔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又可向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二是开展安全合作。以非传统领域为主，学习借鉴索马里护航经验，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促进军事互信，展示中国海军实力；从管控分歧出发，加强与美、俄等国军事合作交流，开通点对点军事热线，建立谅解备忘录，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军事协作机制，确保一旦分歧产生，即可采取有效措施，增进互信，减少摩擦，防止冲突，真正实现南海和平稳定。

可以预见，南海问题将会更加突显和敏感，各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并且仍会继续加紧做好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我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主权被侵、岛礁被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现状也难以一时解决，南海“多事之秋、多事之海”态势或将长久持续。因此，围绕南海问题的争执也势必尖锐复杂。我们必须综合施策、多方用力，才能更好地应对争端危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作者单位：中国南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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