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熙

反殖民与本土意识
——重读《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李美熙

199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也斯运用文本符码构建本土化香港故事的尝试，而当下香港的身份认同与现实层面之间的张力赋予小说新的阐释空间。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重读《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分析文本中呈现的象征、悖论、张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也斯对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思考，指出也斯文化身份当中的反殖民与本土意识。这对于当下香港文化身份认同有所启示。

文化身份 后殖民 本土意识

“这是个新的时代。事情有时不太顺遂。我们对事老是各有不同意见，彼此争吵不休，有时也伤害对方，但结果又还是走在一起，也许到头来也会学习对彼此仁慈。”这段话是也斯在199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结尾，现在读来更具意味。

该小说发表于“九七”回归后，香港开始了“后殖民”岁月。许子东认为该小说贯穿身份困惑这一“香港意识”中的核心问题，［1］赵稀方则指出香港小说“九七”后出现转型，要走出“香港意识”，在讨论文本时应该关注体现殖民性与中国性等诸种关系的文化身份。［2］“香港意识”中的身份困惑与走出“香港意识”谈论文化身份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当中，体现了两位研究者对后殖民时期香港文化身份的关注。只不过前者是从九十年代香港小说的整体面貌出发，而后者站在“九七”之后的特定角度来论述。也斯自身也有这样的自觉意识，“90年，在迫切的政经变化的背景之下，更想反省及向外解释自己的文化身份。”现实层面上，研究者论及近几年香港出现的“反国民教育”、“占中”行动等，都会提及文化身份的因素。过往，大多论者重在解读小说呈现的文化身份，但在新的历史话语下，也斯文化身份背后的本土意识及其体现的建构过程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这对于当下深陷二元对立的文化身份有所启示。

文化身份思考与香港叙述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也斯在《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一文中，对民族主义的故事、国际化后现代的故事以及它们“再现”香港的方法提出批评，反对以固化视角叙述关于香港的陈腔滥调。该小说正是也斯运用文本符码构建本土化的香港故事的尝试，“以食物题材写作《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小说，却是完全不同的尝试。我感受到90年代香港的变化，想寻找不同方法去写现状和人心的起伏，不想依从政论或时评的习见，便想回到进食和情爱这些基本日常状态。”从文化实践与文学价值来看，《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值得我们重新解读。

故此，本文打算以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后称文本）中呈现的象征、悖论、张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也斯对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思考，指出也斯文化身份当中反殖民与本土意识。

一、象征的“盛宴”

如上所述，文本呈现独特的文化身份思考及香港叙述。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身份？文本如何叙述？这些问题都要回到文本中去寻找答案。

小说开篇就以食物来象征香港文化身份的处境，在文本中的情节都与食物相关，而且爱情故事也是由于食物引起。文本开篇，阿李带了“叫人疑心是荷兰豆跟龙眼杂交以后的私生子”的水果给“我”（叙述者）试味，还聊到要帮“我”安排一场丰盛的生日大餐。继而谈到“我”有三个生日：领身份证当天的日期（“我”当年是私家接生的，没有出世纸，领身份证的时候不懂看英文就把当天的日期当生日写上去）、家里算阴历的日期、姨妈通过万年历推算的日期。这个含混的日期问题与上面提到的那“杂交以后的私生子”形成互义，都象征着含混的文化身份。从“我”的每一个生日都能在“后殖民论述”找到历史象征意义：“虚构日期”象征殖民文化、“阴历的日子”象征中原文化，而“推算的日子”象征在两种文化下看似确切的文化身份，但实则“没有真正核对过”。人出生的时刻在客观时间维度上是唯一的，但是在文本中“我”有三个生日时间，这是明显的悖论。这三个日期其实是统一在“我”这个人身上的，只是由于不同文化对于日期的记录的差异造成。但更加吊诡的是，可能存在四个生日。因为姨妈帮他推算的那个日期不一定准确，文中提到“没有真正核对过”。此外，在后文提到众人为“我”庆祝生日时，再次强调日期的模糊性。由此，“我”的生日可能是“缺席”的。如果“推算的日子”象征着在两种文化下看似确切的文化身份，那么这种“缺席”是否意味着模糊不定的身份认同？

“我”、玛利安及其父亲吃饭这一事件是故事的中心，三个同坐一张饭桌的人对食物有不同的向往，在各种象征性食物的描绘中呈现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伯父（玛利安的父亲）怀念的是气派的、高贵的高级食材和奢华的饮食环境，他代表着殖民时期精英们对殖民时期的留恋。玛利安向往欧洲的食物，她象征的是殖民精英后代，他们接受殖民者的熏陶。“我”向往的是那种糅合但又保持各地特色的食物。在该情节中“我”两次提及这种混合不同文化的食谱，后文也提及相似的观点。

最后，借着背景各异的朋友为“我”举行生日派对的叙述，也斯和盘托出具有象征性的食物：象征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菜等、象征民族主义的川菜、糯米酿大肠等。“《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也斯有意在象征层面上将夫妻肺片、糯米酿大肠与各种西方美食并置一桌，显然也在挑战”后殖民时期“食物（岂止是食物）的固有阶级、民族与文化秩序，甚至暗示‘第三空间’的前景。”［1］也斯有意以食物为象征（贯穿全文），并且有意将这些食物与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西方美食放在港人的“精神”饭桌上，而且根据不同的人折射出港人对不同“精神食物”的态度。如阿李和老赵选择民族主义的川菜、世伯对传统高级粤菜的留恋、玛利安对欧洲食物的向往、“我”倾向于混合的食谱。在文本的结尾这些对不同食物带有不同倾向的人，围坐一桌言谈甚欢。文本以和而不同的画面结尾，象征着也斯对文化身份和谐交汇的愿景。

纵观整篇小说，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通篇出现大量有所讲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食物，这些食物不仅引出各个情节，而且象征了各种文化身份的悖论及其之间的张力。此外，文本在食物这条红线上附带了其他范畴的象征层面，如“我”和玛利安的爱情、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文本中拥有不同立场的人及人名指称，这些食物以外的象征层面如这场象征“盛宴”上的美酒，使得这场“盛宴”更完整。

二、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思考

文本中“我”对食物的选择、文化身份倾向可以看作是也斯对于后殖民香港文化身份一体两面的思考：一方面是对殖民文化的自觉反思，另一方面是后殖民时期的文化身份思考。

在文本中呈现不少殖民文化的遗留，“我”的三个生日日期、玛利安和慧慧安及卑利街市等人地名是英文名的音译、殖民时期精英阶层的优越感、港督彭定康就餐的意大利餐馆等等。这些殖民文化造成了也斯所言的“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造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此外，文本还揭露了殖民文化如何制造优越的殖民文化身份。“我”得知玛利安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酒店”工作，但她并不知道这酒店在日占时期的历史。“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了二者之间主要的纽带之一。”萨义德的论述在此得到了印证，玛利安所受的是殖民主的精英教育，殖民主让过去屈辱的历史消失，在弘扬自身辉煌的历史叙述上则浓墨重彩。

在后殖民时期过去殖民思想有所变化，但是还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逻辑。在三人进食的餐厅，女部长强调经营的是吸收亚洲影响的法国菜，而非泰国菜。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殖民者过去以欧洲中心论的思维对东方进行建构。但在身处香港（东方）则可以看到更真切，不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东方。二是在后殖民语境下，在全球化背景里西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始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汇，形成“隐匿第三世界”的西方口味。

殖民地总面临着殖民文化和民族文化两者之间的摇摆。“法侬是第一个重要的反帝国主义思想家，意识到保守民族主义仍然遵循着帝国主义开辟的同样的轨迹……讲述一个简单的民族故事，不过是重复、扩展，也是产生新的帝国主义形式。”文本中也斯以川菜和粤菜为象征，而阿李和老赵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他们通过一味地强调在异地异乡寻找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我”也钟情民族主义，但这种钟情是表现为一种期望民族主义能在西方霸权话语面前有尊严地发声，在文化角度进行交流。

“糅合中西大都会混杂文化”则是“我”也是也斯对在殖民文化和极端民族文化左右之下香港文化身份复杂性的思考。如同也斯所言“后殖民论述正是提醒我们不可这么简化看问题，真正的转变不是表面的，而是来自内在的反省。”如上所述，文本中以食物象征性地表现“我”与殖民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文化身份张力。也斯通过后殖民论述尝试矫正“殖民处境造成的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表明其反殖民的姿态，同时提醒我们殖民结束后的文化身份问题，需要考虑历史的、实际复杂的处境。

三、超越后殖民的本土意识

如果也斯的文化思考是仅仅停留在后殖民层面，那么文本只能算是“后殖民理论小说化”。但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文本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后殖民的历史性本土意识。也斯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思考当中包含两个重要的维度：对殖民文化的自觉反思与对民族文化的理性接受。也斯只是借后殖民理论梳理自身的文化身份思考，最终他指向的是对香港本土文化历史性、复杂性及独特性的客观描述。“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位于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与回归之间，担心本土文化被抹杀的种种焦虑，有作者想要重新界定本土文化，引致一些有关本土文化的论述。主要还是在思考香港文化的特色，它与其他地方文化的关系。”这种客观描述是建立在也斯自身的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的基础上，更是对香港本土文化身份的历史性结果的描述。

有研究者通过历史梳理与还原，详细论述了本土意识具有“认同殖民”和“反对殖民”两种论述方式”，并归纳了香港本土意识的四种属性：多元性、主体性、矛盾性、游离性。如上所述也斯对殖民文化有自觉的反思，显然其本土文化身份的建构属于“反对殖民”这一叙述方式。本土意识的四种属性除了游离性以外（文本只涉及后殖民时期，而按照该文分析“游离性”体现为不同历史本土意识的不同诉求），在我们上面分析的也斯文化身份思考中均有所体现。一、多元性：也斯在文本在旨在构建超越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化身份，香港本土文化是在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形成的；二、主体性：也斯借用后殖民理论冲破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对文化身份构建的他者化，自觉对香港文化身份进行历史性的描述、建构；三、矛盾性：本土文化身份一方面是在开放性的吸收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由于本土文化身份的“两种叙述”，容易造成不同个体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如上所述，“我”与玛利安、伯父与老赵、阿李之间形成的文化身份的张力。

文本体现了也斯文化身份中的一种超越后殖民的历史性本土意识，而这种本土意识在反对殖民的基础上形成，表现出多元性、主体性及矛盾性的特征。

四、结语

从文学价值而言，《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呈现了独特的香港叙述：以食物象征的方式叙述后殖民香港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从文化实践而言，文本体现也斯了对文化身份的后殖民思考，并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描述香港本土文化身份。正如他评价《远大前程》中文化身份的问题时提到的那样，“文化身份正不是可以随意穿上脱下的衣装，而可能像皮肤或者什么，脱掉也有旧痕，新生亦有斑驳，不彻底、不清楚，挥之不去，欲说还休。”［4］也斯在文化身份思考过程中呈现的反对殖民、历史性、现实性、客观性等特征可能对当下香港文化身份认同有所启发。

［1］许子东.序［M］./许子东.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二辑·香港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2］赵稀方.走出“香港意识”：近年来香港小说的想象与叙述［A］/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作者单位：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

李美熙（1987-），男，广东潮州人，硕士学位，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