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华

《重症监护室》阅读札记

罗义华

这部作品最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它的题材的特殊性，不过，最终作者介入的态度与方式抓住了我。

俗话说，医者圣心！但周芳始终不能超凡入圣，她要的也不是那样的“超凡”，恰恰相反，在医生的冷静、从容与病者的急切、烦躁之间，她甘愿成为一道桥梁，尽管这座桥梁看起来有些摇摇晃晃，似乎不能承受重症监护室的生死之重。在重症监护室的一年，周芳始终不能自由地出入于医道与命理之间。由这难以淡定的心境可知，特殊的身份带来了伦理的两难选择：救死扶伤的医生需要淡定从容地面对生死，而满怀悲悯的女作家总是在生死的尊严、信念、理想的情绪性执念中游走。恰恰是这样的两难选择，让文字充满了动人的力量。重症监护室以流水一般的日常，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生死循环，就自然性命之理而言，我们其实很难超脱横亘在生死之间那种磨难，在疾病的阴影下，人往往会变得不知所措、进退失据。也就是在这里，作者始终以自己的感性去撞击冰冷的人事与环境，直到自己伤痕累累。作者的身份问题产生了情感与理性、人道与医道的纠缠，扩展了文本的阅读空间。

“补记”是文本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补记”很短，有的在篇幅上长过正文。“补记”在文本中承担的功能很值得关注。《黄叶不落青叶落》“补记”：“生的生，死的死，各行其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种“尽其性命之理”的思考，让人想到了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命运。《你给我一个确定》“补记”中病人李向学的女儿在悬崖边大呼“给我一个确定”的情形，触目惊心。《我想人多一点》“补记”指出：那些写下“放弃一切治疗”六个字的家属，未来的岁月，他们必将踩在刀尖上过日子，这样的文字透析出生命的“残忍”与无奈。“补记”乃是在时间上、空间上跳脱了重症监护室，重新审视病室中的凌乱现实，从而获得了关于重症监护室的生死命题的形而上思考。

周芳的文字一如既往的干净，节奏感好。“科室里响起一阵欢呼声。我的心头一热，三步两步奔出监护室，奔到楼底下。我坐在花坛边，仰着头。正午的阳光像上帝的眼睛，好好地看着我。”（《让阳光看着我》）“他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胃，孤零零地悬挂在白色的病房里。”（《我赞美的不过是一碗面条》）“人体不再是封闭体，它完全敞开，接受器械入侵。”“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爱的，恨的，执迷不悟的，全由这里出发。”（《QQ签名“在”》）这样的语言有足够的热度，但是拒绝张扬。

周芳很在意重症监护室中的数字，对床位数字尤其敏感。床位数字的不断变换，表征了生命流逝的密度与速度。

许多时候，我更愿意把《“铁人张”的尿》这一类的作品当作小说来读。“铁人张”张得贵一生要强，却无法面对“老了，无用了”的现实窘境。在“铁人张”自杀的过程中作者

安插了另外一个人物张万福，张万福的自杀不仅是“铁人张”走向绝境的一个旁例，也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阈凸显了农村老人无法承受重病的社会之踵。这一部分的重点在于，两位老人赴死背后的故事如何就成了作者叙事的重心？很显然，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所见，她更关注病患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生命故事。在其续篇的“补记”中，“铁人张”两个儿子之间的对话，细腻真切，人性自见。但是，在人性话题的背后，还有一个城乡命题。“铁人张”最终没能淌过自己的河流，他的投河自尽画上了一个悲凉的符号。作者再一次补叙了有关他投河自杀前的细节——村民的围观与调侃，正是这些围观与调侃，解脱了“铁人张”最后的生之愿望。这个细节让我想到了《祝福》中的祥林嫂。与祥林嫂相类的何止“铁人张”，文本中那些贫困无助的病人与家属都是一个一个的“祥林嫂”。这些与重症监护室无关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国民的灵魂。《你说怎么办》中的朱成文既不能忘记前妻王佳璐不忠给他带来的伤害，也不能超然事外眼睁睁看着王佳璐在死亡线上挣扎，很显然，与疾病无关的话题才是此篇最能抓住人心的地方。《我是你的王美丽》也是小说味儿十足的文字。

好的作品应该是能“照见人心”的，这照见人心的，既是文本中的事件所牵涉的人心问题，也与作者的生命情怀相契合。《重症监护室》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文本对极致环境下生死命题中的人性、道德、哲学问题的思考。

《重症监护室》说到底，是一种极致书写：极致环境、极致生死体验、极致人性。监护室里有伉俪情深、“对镜贴花黄”的八旬老夫妇，有有家不能回的赵婆婆，有被家人强行终止治疗的王桂香老人，有希望医生延长其父亲一天生命好领取父亲下月工资的儿子，有“虚构”徐才旺纵火情节的养老院院长……一个重症监护室，就是一座人性的炼狱，在这里有人飞升有人坠落。

刘军兰的老父抚摸女儿身体的细节让我深深震惊，这个动作是如此真切又如此乖戾，它撞击了我的心灵。在一刹那，作为读者的我失却了道德批判的力量，确切地说，那种巨大而含混的疼痛感使得我在一个父亲对于女儿的“独爱”与人们期待视野中的“大爱”之间，失去了价值评判的合理性。尽管作者在“补记”中陈述了许多欧美国家鼓励器官捐献的理念与政策，但我还是更愿意维护“与道德无关”的立场，我们如此痛爱我们的家人而至于不顾一切地保全他们的身体，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绵延不息的最重要力量所在：动机与法则？与此相关的还有徐才旺。在世界残疾日，残疾、病危的徐才旺被医院、养老院、村干部、家属共同决定放弃治疗。人人心中都有“艳阳天”的期望，但是横亘在荒野大地上的纵横沟壑，几人能跨越？普通人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何尝不曾奢望一只“诺亚方舟”，但方舟何在？问题在于，在家属的放弃治疗的“手印”里，在刘军兰老父的乖戾动作中，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这个社会的病症。在这个意义上，对重症监护室中各类超常行为的道德批判大多是苍白无力的。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文中描述了病人在病房里所出现的一种“谵妄”状态，但是在文本的末端，作者不能自禁地陷入了类似的“谵妄”境地，这个情节无声地渲染了重症监护室的极致困境，对于那些隔着人海看故事的读者而言，至此或能在多个层面达成与重症监护室的“祛魅”式谅解。

在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在追问，周芳为什么要去重症监护室？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重症”二字，“重症”首先是生理、病理上而言的，然而，在我们陪同周芳穿越了漫长而深邃的隧道之后，我们也必然发现“重症”一词在社会学、人类学上的意义。这里涉及到社会公平、人类大同的意义。作品的超越文本事象的意义在于：在这种极致环境中人们能够更深入理解并重新确立“生存”（活着）与“公平”的要义，换言之，周芳在重症监护室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立言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不愿意老调重弹“人道主义关怀”的话语，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下，那种看似光鲜的话语也可能带来伤害。在“尾声”中，周芳一再重复渲染“粗俗”、“粗鄙”、“粗糙”的生命状态。很显然，她不是在“关怀”，而是以整体的生命融入，在最深切的生命意义的体认上与这个世界达成一致。“粗”即混沌，是生命本相，在混沌之中，周芳将我们引入这样的一个命题：作为世界的一员，我们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个体相互谅解与妥协，我们终将皈依人类那个巨大的母体，而那一切看上去只能是混沌的，混沌的“粗”。正是在这一点上，怜悯与恻隐让道于万物本身。伴随而来的是周芳对自我生命与灵境的审视。从重症监护室里走出来的周芳，重新审视了她与母亲、丈夫、女儿以及周遭一切人事的关系，重新阅读马路、朝阳、菜场、农人……那些曾经在有意无意之间被疏离的物象与人群，如此清晰地呈现出生命的样态，她的灵魂也因此饱满深透。在并不喧哗的文字背后，我们看取了一种生命得以重生的崭新格调。

周芳从隔膜、逃避到真正成为生死边缘里与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起的那个人，这一生命的洗礼理当赢得尊重。在她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一天，护士长说：“你要看到恐惧之外的东西。”在阅读完作品之后，我确信，周芳，以及我们这些读者，都看到了恐惧之外的东西：世事无常大爱无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立春”的时令收束全篇，这个时间节点给生存于当下中国的人们带来了些许暖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