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伟

宋代审美文化论纲

李占伟

【内容提要】宋代审美文化在中国古典审美文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转折期和繁荣期。在深入分析宋代审美文化所赖以形成的审美文化生态的基础上，便不难发现，宋代审美文化具有着“淡美”的审美理想；并具有着隐与进的统一、雅与俗的统一、真与美的统一三大基本的审美特征。这样特质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繁荣，而且也促使中国古典审美文化从抗拒性统一走向了和谐性统一。

宋代；审美文化；审美理想；审美特征

宋代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特殊，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亦是中国文化的高峰期，陈寅恪甚至直陈：“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 277页。这是一个欢愉与悲歌并存、战争与和平交替、理性与感性浑融、自由与规训融杂的时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宋史研究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众多学者，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以及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等方面，对于宋代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②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 1页。然而，从宏观视野出发，对宋代审美文化进行整体概括，系统梳理宋代的审美文化生态，全面概括宋代审美文化特征及理想的研究尚不多见。目前所见以审美文化视野观照宋代审美文化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审美文化史通论中涉及宋代审美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陈炎先生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是要努力建构一种既不同于“审美思想史”，又有别于“审美物态史”的“形而中”的审美经验史③可参考陈炎系列文章，如《有别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审美文化史》，《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但就呈现来讲，唐宋审美文化史卷仍更偏重了审美实际形态，尤其是艺术形态，并没有从宏观视野上概括出宋代审美文化的特质和理想。周来祥先生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着力将审美思想史、艺术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结合，但就宋代卷呈现来讲，关于宋代审美文化宏观概括稍显简单，只在前言部分一笔带过，并且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艺术特征和审美情趣方面。第二，专论宋代审美文化的某些方面。比如刘方先生所著《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以唐宋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论述了宋代审美文化中的隐士文化和市民文化。山东师范大学刘若斌的博士论文《宋代民俗文化审美研究》则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探究了宋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三，从外围角度涉猎宋代审美文化。如尚光一所著之《宋代文化市场与文学审美俗趣》，以宋代文化市场的兴起与繁荣为主要切入点，并以文学为实例，探究了宋代审美文化中的俗趣特征。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宋代审美文化生态、宋代审美文化特征、宋代审美文化理想等宋代审美文化宏观研究都亟待进一步地深入和系统，而这些便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宋代审美文化生态

一种审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总离不开其存在的环境，所以在研究某种审美文化之前，有必要对该审美文化所存在之整个生态进行必要的交代，因为这不仅是该审美文化所产生的原因，亦是决定该审美文化特征和理想的根本原因。“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①周均平：《审美文化生态和审美文化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实际上，这个有机完整系统包括着直接或者间接与审美文化发生发展有关联的一切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

（一）宋代审美文化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自然环境是特定审美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影响文艺家从事审美活动最重要的文化生态因素。宋代的自然生态以及自然环境相对特殊，所以也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宋代审美文化的转折性与特殊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因为战事频繁、不断南迁，其统治地域比起盛唐来讲要缩小不少。据相关史料记载，其统治地区包括东南到海，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为界与辽相交；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与西夏交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与吐蕃、大理交界，以广西与越南交界。也即是说，北宋统治地区尚能涉及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南宋则只有长江、珠江两大流域，并且珠江流域大部地区都是尚未开发的荒蛮之地。对宋代审美文化有潜移默化影响的自然生态条件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

（1）文化重心的南迁。中国文人南迁，实际上从唐末便已经开始，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大量文人开始南迁，“唐代以前以长安为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主导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著名文学家的地域分布呈向东南移动之势。”②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752页。尽管北宋王朝建立之后，以开封、洛阳为东西两都，重新建立了以京都为核心的文化地位，但毕竟已呈南移之势，更遑论南宋文化重心直接迁移到临安首都轴心所在的吴越地区。这种重心的南迁直接影响到了宋代审美文化的变化。刘师培曾言：“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①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将南北文学文化之不同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南北地理地貌之不同，北方多山多土，而南方多水多林。北方自然生态满眼尽是骏马秋风、黄土飘沙；南方则是花香鸟语、春雨丛林。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必然一则“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一则“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②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学术论著》，第 162页。另外，南北之气候不同、人文景观之不同亦可造成文人的审美感受差异，从而造成审美表达的不同。如北方寒冷使人冷峻，南方温暖使人闲散；北方干燥使人阔达，南方湿润使人多思。宋人南迁，尤其是宋代文人的南迁，导致了文化重心的转移，也导致了审美文化到宋代，尤其是到南宋时期的重要变化。

（2）宋人地理深游的涵养。游山玩水，自古便是文人的爱好，但到宋代，文人的地理游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闲游发展成为了深游，并且进一步上升为神游，这些地理游历对宋代审美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杨万里曾经叙述其游历：“余随牒倦游，登夜九嶷，探禹穴，航南海，望罗浮，渡鳄溪，盖太史公、韩退之、柳子厚、苏东坡之车辙马迹，今皆略至其地。”③杨万里：《诚斋集》卷81《诚斋朝天续集序》，宋集珍本丛刊本（第 55册），第81页。宋代文人曾丰也曾记述：“东入吴粤，南入闽广，山见金华天目，高盖大庾，水见浙潮赣滩”。④曾丰：《樽斋先生缘督集体》卷21《坦斋记》，宋集珍本丛刊本（第65册），第189页。可见，宋人尤其喜爱寄情山水，而且，“宋人对于自然山水的游赏并不局限于名山大川，而是极尽搜访之能事”。⑤潘晟：《宋代的自然观察：审美、解释与观测兴趣的发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 3期。文人们均力图超越前人之足迹，希冀看尽世间好山水，这种深入猎奇自然山水风光的做法似乎成为了当时的文化氛围。恰是这样的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山林的钟情，为宋代审美文化提供了隐逸的自然空间，然而，隐逸的地理空间并不至于此，都市园林则是宋代文人大隐隐于市的绝佳处所。

（3）都市地理空间。可以说，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最为发达的时期，园林建筑的数量猛增、园林建筑的艺术也更加精细化。一花一石、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匾一额，都匠心独运、精心雕琢。以至于中国当代有的学者指出，园林在宋代完成了其写意化、绘画化和诗化。⑥薛富兴：《宋代自然审美述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但何以宋代人却如此奇爱园林艺术呢？苏轼下面的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其外修竹森然以高，乔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余浸。以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为岩阜。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果蔬可以饱邻里，鱼鳖笋茹可以馈四方之宾客。”⑦苏轼：《苏轼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94页。“其深可以隐”实际上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宋代文人想要在都市生活里营造一个“隐”的地理空间，也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隐隐于市”，用花草鱼石、借亭台楼阁营造一个自然景观与文人景观的独立都市地理空间，表达自身的隐逸之意。

（4）自然灾害。两宋时期因为是中国寒冷期与温暖期的交替时期，自然灾害频发，这在宋史研究以及宋代自然地理研究中多有记载。具有的研究成果统计，两宋320年间共发生自然灾害1739次，灾害种类高达14种。另据该研究成果分析，两宋时期的自然灾害多分布在河南、江苏、浙江，而瘟疫灾害多分布在浙江一带。①李铁松：《两宋时期自然灾害的文学记述与地理分布规律》，《自然灾害学报》，2010年第1期。这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对两宋时期的文学艺术、审美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宋代文人或者被迫接受与舔舐自然灾害对身体的戕害，或者主动抗争与思考普世百姓的苦难，抑或隐喻批判与鞭挞当局的行为无力，更有甚者，将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将自然灾害批判上升到哲学理学的层面，思考“天人合一”的更大哲学、伦理学问题。无论如何，自然灾害在两宋审美文化中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它甚至开拓出了中国近现代的苦难叙事的先河。梅尧臣、苏轼、王安石、王禹偁等文人分别以不同的艺术方式记载与书写着两宋时期的自然灾害问题，这些表达也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宋人在面对自然的及时行乐化、退隐化、哲思化等不同取向。

（二）宋代审美文化社会生态

若细分影响宋代审美文化的社会生态的话，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军事上的崇文抑武、科考上的广泛选拔、教育上的兴学重教、经济上的进步繁荣。

如按钱穆先生所言，宋代政治方面在制度层面并无建树，基本延续了唐代的政治体制。②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73页。然而，宋代在政治和军事有一大特征，对于宋代审美文化来讲则是不得不谈的——政治上的集权和军事上的崇文抑武。宋太祖建立北宋王朝的第二年，便采纳了大臣赵普进言：“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涑水记闻》卷一）此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集中兵权、财权、政权于一身。这种集权直接导致了宋代政治机制的僵化和教条，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宋代的军事实力。而且，宋代皇帝为了防止武将强权，还劝其武将多多饮酒赏花、听歌观舞。这些措施和行为，不仅导致了宋代文人主权败落，也直接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遁世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宋人“不再是对外在的伦理事功、扭转乾坤、创造未来的渴望与歌颂，而是更加关注个体的命运、人生情感和内在情绪的调节……无论是美学思想，还是艺术的创造以及生活情趣，这时也不再是热烈粗犷、难以为感官自由把握的雄强壮美的时空物象，而是幽静简淡、纤柔细腻、微妙新巧的优美小调了。”③傅合远：《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宋元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 10页。

另外，宋代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选拔，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审美文化生成。宋代为扩大文官与提升文人地位，十分重视兴学重教，仅北宋时期便有四次重要的兴学运动。为了配合兴学顺利开展，宋代还建立了大量的书院，书院学员便是文官科举的后备力量。宋代的科举实际上为寒门士大夫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使其社会变迁有了上升渠道，而且宋代文人士大夫地位很高，俸禄优厚。宋人王禹偁诗道“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指的便是宋代官员即便无有贪污受贿，亦能保证声乐之欢。也正如此，宋代文人生活闲适风流、纸醉金迷，更有文人终日饮乐作对。一方面，宋代文人是知识最高的代表，能够写出雅量文章，但另一方面，因为多数文人皆沉迷品茶饮酒、舞榭歌台，难免出现俗之流变，故而，这就造就了宋代审美文化雅俗交错的特征。

还有一点，也是不得不谈，那便是宋代经济发达对宋代审美文化形成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对宋代经济做过描述：“宋代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012页。这种评价是相当中肯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宋代经济上富足虽然成为其维护国家安全、富国强兵、四方来朝的坚实基础②不仅没有成为宋代国力强大的坚实基础，反而成为了宋朝皇帝及文人退让求和、割地赔款的资本了。，但是，宋代经济上的富足却催生了两样对宋代审美文化颇有影响的存在——市场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尤其是宋代文化市场的繁荣对于宋代审美文化“俗”因子的产生与持续具有决定性影响。

（三）宋代审美文化精神生态

深刻影响宋代审美文化形成的宋代精神生态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文人氛围、禅学风度、理学思想。文人氛围的形成在上文社会生态方面已有笔墨，此不赘述。我们主要来谈谈宋代禅学之风和理学思想对其审美文化的深刻影响。

佛学自魏晋时期传入中国，经过唐代的推广与沉淀，到宋代始蔚为大观，尤其是与中国道家和儒家文化相互参照融合而形成的禅宗，更是对宋代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葛兆光先生曾指出：“中晚唐承盛唐‘余波’，一盛一衰，倏忽变化，在士大夫心中对比感太强了，所以，它好像害了急性病，来势汹涌，一下子造成了心理不平衡，人们突然感到自信心的崩溃，生活理想的破灭，因此一下子涌入空门，向禅宗顶礼膜拜。但这只是‘急病乱投医’，未必真的深了其中之味；而宋代则好像把急性病拖成了慢性病，来势已不那么凶猛，似乎还总给人一线希望，有时还出现了平静和安逸的状况，而久病长服药，对禅宗这味药的药性也有了了解，便容易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服用了，并且深深地中了毒。”③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 52页。宋代士大夫文人或因战争频繁、朝不保夕，或因生活富足、闲适潇洒，与禅僧接触与交流较多，苏轼、黄庭坚、欧阳修、倪云林等，其中尤以苏轼为甚。禅宗文化中要将人的外在事功与情欲导向内心世界的自我反省，要将世间苦难与繁华都化为空无飘渺的形上特征，深深影响了宋代士大夫文人。比如，李泽厚在评价苏轼时曾说：“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都要更深刻更沉重。”④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这种人生之空漠、遁世归隐之感大约都来自苏轼的禅宗倾向。宋人严羽所著之《沧浪诗话》更是援引禅宗“妙悟”“妙味”入诗入画。故而，宋代禅宗之风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推进和塑造了宋代审美文化中那种由外而内、由小而大、由有而无的特征。

另一方面，宋代理学也对其审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官方哲学，因为其官方的推广，故而其影响力便更大。按照李泽厚的看法，宋明理学的精髓一言以蔽之：“它以释道的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为领域和材料，再建孔孟传统。”并进一步认为宋明理学“无论是‘格物致知’或‘知行合一’的认识论，无论是‘无极’‘太极’‘理’‘气’等宇宙观世界观，实际上都只是服务于建立这个伦理主体，并把它提到‘与天地参’的超道德的本体地位。”①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 225页。所以说，宋明理学的核心不过是一种融入了道禅世界观与宇宙观的新型儒家伦理建构。然举凡伦理道德问题，均绕不开两个基本视阈——制度建构与心性修为。宋代理学将这两端都进行了极端化的处理。一方面，特别重视伦理建构中制度约束，并为其制度寻求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依据；另一方面，特别重视道德修为中的心性磨炼，由理入性、由性达心，倡导内省式的道德建构。所以，其对宋代审美文化的影响亦毁誉参半。一方面，它进一步提倡“文以载道”、以理化诗、以议论谈诗歌，甚至走向了“以文害道”的极端；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宋人由外而内的自省式审美方式，追求含蓄无垠、境界阔大的艺术作为。所有上述的宋代审美文化生态共同塑造与建构了宋代审美文化以下的基本审美理想。

二、宋代审美文化理想

“审美理想是审美意识对最高层次的美的宏观概括，表现为通过长期意象积累而相对稳定地凝聚在观念之中的一种审美精神模式，反映了审美主体对审美最高境界的自觉追求。”②周均平：《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可以说，一个时代文化的审美理想是该时代审美精神、审美特质、审美情趣的集中表达与高度概括。就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理想来讲，追求的是一种和谐之美，但就审美理想在各个文化之下的具体表象来讲又各有不同。比如，先秦时期追求的就是“大美”和谐，它的审美理想趋近一种先天自然的“朴”和“浑”；就秦汉时期来讲追求的是“壮美”和谐，它的审美理想趋近一种自然质朴的“壮”和“丽”；就大唐盛世来讲则追求的是一种“雄美”，它的审美理想趋近一种四方来和的“雄”和“伟”。

实际上，盛唐之前的古典审美理想所营造的和谐之美，都是一种外在和谐，抑或讲是一种抗拒性的、辩证统一的和谐。无论是大美、壮美抑或是雄美实际上都是一种主客紧张关系之下的融合，是一种外在性的主客关系。只有到了宋代，这种紧张的关系一下子得到了释放和缓解，主客紧张之融合关系转而走向了一种内向式的统一融合。“主体不是通过外向的追求来实现对象的和谐统一，而是在内心的自省、直觉的感悟中达到物我两忘、意境相融的境界，亦即是在对对象的超越中达到同对象的统一。”③周均平：《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第 117页。而这种审美理想有的学者将其称为“优美”，可优美一词又太过西方化，尽管在内涵上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宋代审美理想特征，却没在形式上有所凸显。如果我们要用一种相对统一的词汇可以概括如下：先秦时期的审美理想是“大美”；秦汉尤其是汉代的审美理想是“壮美”；盛唐时期的审美理想是“雄美”；到了宋代这里经一大变——淡美。

宋代诗词、书法、瓷器，尤其是绘画都传达出一种主客观自然和谐的秀美理想追求。这种审美理想如果简单概括具有以下两个内涵：内容上的内化和形式上简淡。上文业已讲到，宋人外事不行、军功不彰，便追求退回内心世界，以内心自我的修养提升、以心灵丰富的充盈来抵抗外界的纷争。黄庭坚曾说：“夫心能不牵于外物，则其天守全……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道臻师画墨竹序》）宋人方回更是在阐释陶渊明诗歌时直接提出“心即境也”的说法：“心即境也，治其境而不于其心，则迹与人境远，而心未尝不近；治其心而不于其境，则迹与人境近，而心未尝不愿。”（《桐江集》卷二《心境记》）。故而，宋代文化中广泛存在返回内心的追求，宋代艺术中所谓“妙心”“心即境”“内游”等提法也即是宋代秀美审美理想的一个方面内涵而已。由此内心世界出发，由此主客和谐关系衍生，才会出现宋代美学追求中的“趣味”“韵味”“妙悟”等。①这些说法在严羽的《沧浪诗话》中随处可见。

此外，宋代审美文化在形式上有特别重视清新婉约、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比如宋代文人的代表人物苏轼在评价李白、杜甫时就说他们“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而在评价陶渊明诗歌时，他又说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韩柳诗》）。这种萧散简远、淡泊造境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宋人“淡美”审美理想的外在表达：“使宋代美学与艺术的表现境界扬弃和超越了极尽渲染铺张，气象峥嵘，艰涩险怪，博大雄浑，充满张力，具有较强对立、矛盾因素的阳刚之美、壮美风格，走上了和谐统一、不事雕琢、含蓄温蕴、笔简意丰、娇小柔婉的境界。”②傅合远：《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宋元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 10页。

另外，宋代审美文化“淡美”理想的出现也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我们大致梳理一下的话，中国美学史可以概括为三大转折：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自觉是其一；宋代向内转的和谐美学是其二；近代时期的中西美学融合是其三。所以，实际上，宋代美学开启了明清以降中国古典美学的所有因素。如绘画中的“南画”（文人画）、书法里的流畅清新书风、诗词里的婉约秀丽，甚至于我们至今仍然大谈特谈的艺术“境界”也都得益于宋代淡美审美理想的出现和完成，而这种审美文化理想的形成则决定了宋代审美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三、宋代审美文化特征

如上文所述，宋代审美文化因为其独特审美文化生态以及淡美审美理想的影响，形成了宋代如下的三方面基本特征：

（一）隐与进的统一

审美文化中的“隐逸”特征并不是宋代独有，隐逸文化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士大夫阶层——隐士，“隐逸”之风真正潮兴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然而，隐逸审美文化到了宋代才真正成熟和丰满。

如按隐逸程度划分，宋以前的隐逸审美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大隐、小隐两个层面，而宋代审美文化则别具一格地自成“中隐”。所谓“大隐”是指隐匿在朝市之中，以在朝市得出世潇洒之心；所谓“小隐”则是指隐匿在山林之中，纵情审美于自然之景。“中隐”概念则是由唐中后期白居易提出来的，对宋代审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不难看出，白居易所说的“中隐”正是厌烦了大隐的喧嚣和小隐的冷落，而选择的一种隐与退辩证结合的隐逸方式。这种方式里所讲的“无公事”而“有俸钱”似乎预示了上文所描述的宋文人的闲适地位；“爱游荡”而“有春园”则似乎又预示了宋代文人建造林园以供“留司官”之下的审美之隐。《宋人·张去华传》记载张去华“在洛茸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①《宋史·卷三○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38页。苏轼也曾言：“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这种退亦可、进亦可，动亦可、静亦可，忙亦可、闲亦可的“中隐”方式，实际上是宋代审美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和集中概括。

如按隐逸目的划分，宋以前隐逸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宗教色彩类型和以隐求名类型②详细请参照杨朝云：《淡泊与宁静：宋初隐逸文化的特质》，《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但宋代审美文化则另辟蹊径形成了一种“进中而隐”、隐进浑然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所肇始之隐逸文化实际上多多少少都带有原始宗教色彩，尤其是由道家所开创的“清净无为、清心寡欲”的避世之风，这种以隐居生活逃避现实，身体力行践行自己信仰，并退而求颐养千年的做法，实际上是带有宗教避世信仰色彩的。同时，从价值取向上来看，还有一种隐逸形式则是以隐求显、以隐求名、以隐求富的做法。古往今来，士人除却追求家世显赫、飞黄腾达之外，还要力图彪炳史册、千古留名。司马迁曾对此一语中的：“隐居岩穴之士，设为虚名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③《史记》卷一二九，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7页。利用隐逸之举，博得高名，进而博得高位，进而获得富厚。但宋代隐逸文化与上两者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真纯的、以审美意趣、审美理想为指导原则的隐逸；它更是一种在朝在野都得审美颐养的隐逸。宋人在平淡秀美中追求，追求进取也是为了更好地平淡秀美。换言之，连名利富厚也只是他们通达审美隐逸的一种途径和手段罢了。

如按照隐逸心理特征划分的话，宋以前的隐逸审美文化基本可以看成“外隐”，而宋代隐逸文化则可以称为“内隐”。所谓“外隐”是指宋以前之隐逸大多是由内而外的，是一种外在追求的形式表达，亦正如上文所讲，其追求的是一种由隐而显。直至宋代的隐逸，则多是发自内心的归隐需求，是由内而外的审美心理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说，宋代才是无功利审美开端的朝代。一花一木、一亭一园、一山一水都可以成为宋人审美的对象，亦可以从中得到隐逸的愉悦和超越。换言之，宋人经历繁华和落寞、看尽欢情与悲怆，而最终走向了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人生。正所谓，进又何妨、退又何哀？审美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审美。隐与进便如此自然地辩证融合在了一起。

（二）雅与俗的统一

审美过程中的雅与俗问题本是无法清晰划分的，一时代之雅可成另一时代之俗、一地域之俗亦可成为另一地域之雅，雅俗问题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十分明显。有人认为精英艺术、小众审美就是雅的，大众艺术、群民审美就是俗的，其实未必；有人认为雅趣价值必高、俗趣价值必然就低，其实也未必。实际上，从审美取向分析雅俗才可能是有效的途径。亦即是，代表审美文化的审美器物、审美艺术形式究竟在观照和描绘什么、又究竟在表达与思考什么。一般来讲，较雅的艺术多在描摹与关心人们的较高层次的需求—— 如自我实现、情感超越、宇宙境界等，而较俗的艺术则多以人们的较低层次需求为关注对象——如娱乐身心、身体欲望、基本需求等。当然，按照一般规律来讲，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的高层次需求就越多，审美层次就会越雅越高，反之亦然。但是，可悲的是，人类的欲望并无止境，物质生活的发达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新的欲望，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出现，为这些世俗欲望提供了重要的土壤。

宋代审美文化便具有上述雅俗融合的基本特点。一方面，宋代审美文化理想追求淡美，体现别趣雅致；另一方面，宋代审美文化由于文化市场生态的出现，文艺作为商品的买卖与流通，出现了俚趣与俗趣。两者之间的融合，使宋代审美文化别具一格。

宋代审美文化雅俗结合的特征，似乎可体现在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宋书宋画、宋诗宋词、宋瓷宋林，甚至于宋食宋服。比如宋代绘画，便开启了中国文人画的先锋，追求“境生象外，画中有诗”“逸笔草草，雅而简淡”，更是将绘画的画品与人品修养紧密联系，认定绘画艺术必须是绘画者有高品格的追求方能有高的艺术成就。宋文人画一转传统追求“形似”的画工画风，以求“传神写意”为最高要妙；同时，宋文人画又“反俗”，十分看不起错彩镂金、着意雕饰的画风。然而，宋代绘画，无论是山水花鸟，抑或是人物绘画，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日常琐碎。尤其是人物画的“主流不再是历代帝王将相、贵族侍女，而是充满了生活场景的文人雅集、童子嬉戏、妇女纺线、货郎、渔樵等。”①潘立勇：《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与美学转向》，《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最具生活气息与俗趣的绘画当属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将宋都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市井生活场景最本真地还原。

再比如，宋代陶瓷艺术的发展，也是中国瓷器的雅致典范。相较于唐代陶瓷，宋代不仅在数量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具备了五大名窑、百处窑址的规模，而且，在质量上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创造，走向一种造型精巧优美、工艺精细高超的制瓷技艺。宋代瓷器不仅形态越来越多样化、典雅化，而且在色釉上也越来越圆润化、精美化。尤其是青色釉、青白釉更代表了宋瓷艺术的典雅。然而，宋代瓷器在重视工艺雅致的同时，也更加重视器皿的实用性和生活化。大型的观赏性、交流性瓷器逐渐退出主潮，取而代之的则是精巧的花瓶、茶具、食具等具有实用目的、带有生活气息的瓷器。这一点，在元代瓷器上得到了更多体现。

宋代审美文化雅俗融合的特征，还集中体现在宋词艺术上。词与诗不同，词起源于曲乐。它从产生之始，便是供人花前月下、楼亭台阁上取乐和消遣的。所以，宋词从“根儿”上讲是世俗的。离别之苦、闺房之寂、男女之欢、畅游之喜、花月之娱、情爱之怨等皆能如此，并配乐吟唱。故而，正统文人曾不屑地称词为“诗余”。然而，宋词的世俗之面恰贴切迎合了宋文人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状态，由于文人的喜爱与参与，逐渐由俗而雅、由外而内、由媚而淡。尽管文人参与词创之初，仍有俚俗之表现，如柳永之词大多数是在描绘男女恋情、歌舞之态，或者抒发人生失意、羁旅之苦，但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宋词去除了外在枷锁，开拓了词的表现题材和内容。直至苏轼的出现，宋词之雅和豪才得以充分彰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等词句极大体现了词中感慨豪迈的精神。后来，经由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等人的参与和努力，宋词便慢慢精巧和雅致了。

此外，宋代的园林建筑、宋代的饮食服饰也均体现了雅与俗的极大融合。其实，这种融合的深层原因我们在上文论述宋代审美文化生态时候已经探讨过，它是宋代经济富裕、物质发达、文化市场出现、长年战乱、朝不保夕等多重相辅相成的因素共同促进而成的。

（三）美与真的统一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代的“理学”独树一帜，可以说，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具影响力、最具权威的官方哲学。这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形而上学特质、最“穷物追理”的哲学，当然，也有人认为理学是最隐蔽的传统封建道德哲学。这些特征，对宋代的美学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宋“理”求真的形而上学特征。从哲学层面讲，理学之“理”是一种客观化、本体化的“理”。宋代理学追求“穷理”，也即是，要尽可能地探讨本体理性，把握和分析事物的先天必然性和一般基本规律，这与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几分相似。比如张载说：“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张子语录》中），程颐也认为，世间万事万物，一草一木均有其所以使然，也即是超脱经验之外的“理”所决定的。这种形而上学的理性精神，促使中国的美学精神从感性审美体验层面提升到了理性思考层面，也基本改变了中国传统艺术非“言志”即“缘情”的审美特征，开始了将对人生、事物乃至宇宙思考所得融入艺术之美中的审美追求，这使得宋代审美文化中抒情性与哲理性、真与美得到了很好的融合。

宋人范温称：“文章论当理与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常语。”①范温：《潜溪诗眼》，见《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绮丽风花”与“理”同妙，追求的就是一种真与美的融合。宋人艺术创作之中，十分看重将对生活、世界、宇宙观察之所得到的理趣、思考化入审美的艺术形式之中。苏轼的《琴赋》曰：“若言琴上有琴声，入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将美好的审美情感融入了深刻的理性内涵，体现了宋代审美文化的真与美的高度统一。也有研究者称：“宋诗正是将这种富有‘穿透性’的‘理’之美，呈现在主体的审美经验的理性层面上，使审美主体得到精神上的飞跃，这是一种超越了审美对象外观的内在理性之美。它们的议论说理，虽褪去了感性的魅力，却焕发出智慧的光芒，使这样的作品既道出潜藏于审美对象中的‘理性’之美，又不乏浓郁的诗情之美。”②崔海英：《宋代理学语境中的宋代美学》，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第 13页。

其次，“心外无理”的内化倾向。宋代理学有两大核心范畴，一曰“理”，一曰“心”，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另一个阶段。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心外无理”（《陆九渊集》卷十一），尽管“理”与“心”都具备超越现实上升到形而上的追求，但是内在又有一些不同：“在这种儒学从‘天’到‘理’又到‘心’的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在哲学思维方面的重要变化。它在思辨对象上，逐渐从‘有’发展到‘无’，从感性具体、生动直观的物质形式发展到无形无迹、空静虚廓的精神形式。一方面表现为对形而下的逐渐超越，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形而上世界的强烈关注和追索。这种对精神理性的高扬，使感性具体不再是自在自足的、外在于人并和人的主观理性相对立的存在，而是为人的主观理性本质所自由生成、变幻和驾驭的东西，它们作为‘理’或‘心’在现象界的这种‘安顿’形式，内在地、和谐地统一在‘理’或‘心’的本体世界中。”①傅合远：《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宋元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 16—17页。实际上，理学之“心”的提出十分突出地彰显了宋代审美文化由外在性思维模式向内在自省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促使宋代文人开始反观自我，提升了主体精神，同时又完成了主体与客体在内心世界之中的和谐统一，也即是，主客以“客”为主的和谐统一转向了主客以“主”为主的统一。这种转变一方面促成了宋代艺术从形象走向内心涵化的无限神韵上来，也同时促使审美情感与理性思维最和谐统一的通过艺术传达。

再次，道德形而上学的心性特征。学术界关于宋代理学最多也是最为一致的说法，便是认为其借助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把儒家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变为了内在自我修养的心性观，为儒家道德伦理找到了宇宙形而上学的支持，认为其骨子里是一种儒家道德哲学。但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需看理学将伦理实践的外在思维转换成理智内省的思维，将外在的伦理规范与约束转换成自我个体的修养与提升，对于伦理道德来讲具备一定的解放意义。这种解放意义之于审美文化也是具有深远价值的：“理学在思维指向上的由外而内、由物而心的转化，同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普遍地将审美触须通过向人的内心去捕捉情感与精神体验的写意思潮也互相呼应，而且越到后来，这种体味和表现内心的欲求，这种主观、情感、精神压倒和超越客观、理智、形象的倾向也越鲜明强烈。”②傅合远：《中华审美文化通史·宋元卷》，第 17页。这种为儒家道德伦理找到宏大依据的理学道德形而上学，转而成为了最刺激审美精神的有力学说，着实让人始料不及。

综上所论，宋代审美文化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总结与高峰，其“淡美”的审美理想不仅使中国古典美学走向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然和谐，而且开启了中国近代美学“境界”说的先声；它的隐与进、雅与俗、真与美高度统一的审美文化特质也促使中国古典美学走向了极大繁荣。

河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项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哲学根性研究”（2015-21）；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宋代民俗审美文化研究”（2012QK36）

李占伟，男，1983年生，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新乡45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