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顺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评介

高福顺

【内容提要】《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是一部条贯有关朝鲜王朝前期史部文献的学术著作，撰者以版本目录释证、学术流变考索为要义，明辨古籍文献所引征史料之史源，研判其学术价值，深入挖掘朝鲜王朝前期史部文献之撰述者的人际关系以解析其所撰述的古籍文献所持之史观，匡正朝鲜王朝前期史家构建的朝鲜半岛古史体系的谬说，同时在“误”、“妄”上下足了功夫，史论结合，申明己见。

《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史部文献；版本目录；学术流变；古史体系

朝鲜王朝前期，朝鲜史学著作撰述“颇丰”，既有官修之《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国通鉴》《三国史节要》，亦有私撰之《三国史略》《东史纂要》《经世纪年》《丽史提纲》《汇纂丽史》《东史提纲》《东史补遗》《东事》《东国历代总目》《东史会纲》等，然此时期朝鲜半岛古史的撰述，朝鲜史家立于什么样的撰述背景，秉承怎样的史观，史料价值如何，却鲜有当代学人给予充分关注，以至于后继研究者莫辨真伪，将之奉为信史，以其为据，构建朝鲜半岛古史体系，甚至出现了与固有之历史实态相差甚远的朝鲜半岛古史体系叙述。故此，正确认知与撰述朝鲜半岛古史体系，最为关键的基础研究乃为“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①（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之《校雠通义校注》卷一《叙》，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校注本，第1101页。，将朝鲜王朝前期朝鲜史家之史著、史实、史观做深度剖析，条别原委，断其价值。杨军教授《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11月第 1版，以下简称《编纂》，凡引文只注页码者均出自《编纂》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条别剖析朝鲜半岛古史编纂的由委溯源、勘别正误、举重若轻的版本目录学之力作。正如著者在是书写作缘起中所言：“关于朝鲜半岛的早期历史，各国学者间一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争论不休，对史料的信用与解析存在巨大差异，实为重要原因之一。国外学者不乏轻信朝鲜王朝初期官私史书记载并随意摘引者。欲澄清朝鲜半岛的早期历史，不得不首先对朝鲜王朝初期成书的诸种史书深入考辨，以期对相关记载之真伪正误形成比较客观的认识，并能正确看待其史料价值”（见是书扉页“缘起”）。读罢《编纂》，是书以版本目录释证、学术流变考索为要义，“筚路蓝缕，以启森林”，新知、新识、新论盈于心际，令人耳目一新。

众所周知，读史之首要者当为版本目录之学，清人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①（清）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七《汉书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点校本，第1页、45页。近人余嘉锡亦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②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1页。的确，读书治学，第一紧要事就是准确选择古籍文献加以研读、利用，然后撰述己知、己识、己论。准确选择古籍文献，若离开版本目录学这把“金钥匙”便难于行得通，故此，条贯所治之学视域内的古籍文献便是读书治学的首要之务。《编纂》就是这样一部条贯有关朝鲜王朝前期史部文献的学术著作，为学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金钥匙”。《编纂》预设之学术理路是，先将朝鲜王朝前期的史部文献，缕析条分，判别属性，分纂官修史书与私修史籍上下两篇，官修者列《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国通鉴》《三国史节要》诸史部文献，私撰者列《三国史略》《东史纂要》《经世纪年》《丽史提纲》《汇纂丽史》《东史提纲》《东史补遗》《东事》《东国历代总目》《东史会纲》诸史部篇目，条贯明晰，掌识甚易。

在条分官私撰述的基础上，《编纂》就著述之版本目录予以释证，明其源流，条贯其实。针对河仑、权近、李詹《三国史略》的同书异名问题，《编纂》依据《朝鲜太宗实录》、权近《阳春集》、李詹《双梅堂箧藏文集》、安鼎福《顺庵集》《东史纲目》、申叔舟《保闲斋集》、李颐命《疏斋集》、李裕元《林下笔记》、李学逵《洛下生集》、李世龟《养窝集》、李肯翊《燃藜室记述》、《新增东国舆地胜览》、丁若镛《与犹堂全集》、李德懋《青庄馆全书》等文献钩沉《三国史略》亦称《东国史略》，指出“此书在朝鲜时代即两名通用”（第4页）。为了明晰同名异作之《东国史略》诸种著述版本，又对朴祥（亦称《朝鲜史略》）、李堣、柳希龄、闵齐仁、李荇（此书是否行世不详）所撰述《东国史略》作恰如其分的考述，指出“计有六种著作同名《东国史略》”，（第6页）令读者一目了然。关于《高丽国史》多次撰修问题，撰者对于编写体例、修撰过程，考证精详，定位妥帖，指出朝鲜王朝前期官修“高丽史”总有五次：“一为郑道传所修《高丽国史》；二为河仑等之雠校改修，未成书；三为尹淮等之改撰；四为权踶、安止、南秀文等之改修；五为金宗瑞、郑麟趾等重修之《高丽史》。前四种皆为编年体，最后一种为纪传体。”（第50页）同时，对每次撰修的书名、修撰时间，亦一一廓清，指出：郑道传等撰修者称《高丽国史》，历时二年零三个月；尹淮等撰修者称《雠校高丽史》，历时近五年；权踶等撰修者称《高丽全史》，后人改称《高丽史全文》或《高丽史大全》，简称《丽史大全》，历时七年之久；金宗瑞等撰修者称《高丽全史》，简称《高丽史》，历时二年零七个月。至于《高丽国史》重修原委，更是详解其由，一览无余，“李朝初期五撰高丽史，实与朝中党派斗争密切相关”（第105页），显然，各种版本对精英的评传各有千秋，不一而足，难于公允。有关林象德《东史会纲》的定名、定稿及体例问题，《编纂》通过两封林象德答堂兄德重的家书之考辨，释证《东史会纲》乃“至1713年始定名为《东史会纲》，并称‘编摩略成头绪’，应是草稿全部完成。”“其体例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为编年体史书或者纲目体史书”（第237页）的结论。凡类此《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史会纲》的其他官私史部文献撰述均如是精彩，考镜源流，清晰醒目，提纲挈领。

作为释证古籍文献之学术著作，辨清版本源流仅为工作之初始，而明辨古籍文献所引证史料之史源，研判其学术价值，乃殊为重要阶段。在学人看来，治史之要，一为史学方法之构建与应用，二为史料校雠与考辨。前者乃治史之路径，而后者则为治史之基石，以至于傅斯年先生直言“史学便是史料学”①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点校本，第2页。，将史料价值之重要性推崇至极。对此，今人何忠礼先生亦议论说：“无论是史籍或史料，都有真伪精粗之分，在研究时必须使用内容靠得住、价值又高的史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取得较高的研究成果。”②何忠礼：《中国古代史料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 16页。《编纂》在追问朝鲜史部文献的版本源流的同时，更注重其史料价值挖掘，可言者不胜枚举，如《三国史略》史源考释，《编纂》通过河仑、权近、李詹奉教修史至呈进全书仅为15个月，河仑与李詹又有 6个月出使中国经历，以及权近《三国史略序》之叙录撰述原委的考索与判明，提出“《三国史略》是以高丽朝的金富轼《三国史记》为底本，改写成的编年体史书，三位作者不及广参博采其他史籍”（第7页）的见解，换言之，《三国史略》之史料价值并非巨大，鲜有补充新史料。此论颇值得信赖。再如郑道传等撰《高丽国史》之史料来源，《编纂》大量引证文集、实录，指出其史源“除高丽历朝《实录》外，最重要的是闵渍《纲目》、李齐贤《史略》，以及李穑、李仁复《金镜录》。”③笔者按：闵渍《纲目》，全称为《本朝编年纲目》，亦称《编年纲目》，奉高丽忠宣王之教所编撰之高丽王朝编年史，记事下至高丽高宗朝（1214-1259）止，成书于1317年，总42卷。李齐贤《史略》，全称《高丽史略》，记事止于高丽肃宗朝（1096-1105），成书于1357年。李穑、李复仁《金镜录》，全称《本朝金镜录》，记事上于靖宗朝（1035-1046），并与郑可臣撰《千秋金镜录》合称《古今金镜录》。（第59页）“唯一记事较详且较完整的可能是闵渍撰、李齐贤等重修之《世代编年》，这当是郑道传等的主要参考文献。”“郑道传、郑总等人修《高丽国史》时，并未下力气搜罗资料，仅据随手可得的《实录》《纲目》《史略》《金镜录》等数种资料拼凑成书。”（第62页）此结论之提出，令读者立见郑道传等《高丽国史》的史料价值相当有限，正如撰者所云：“闵渍《纲目》被评价为‘尚多缺漏’，李齐贤等重在改编，不在补遗，故缺漏如故，郑道传、郑总主要依据如此资料，其所修《高丽国史》自然亦难免‘脱漏甚多’”（第64页）。准确地评价了郑道传《高丽国史》的史料价值所在。又权踶等改修《高丽国史》，《编纂》通过《朝鲜文宗实录》《朝鲜世宗实录》、申概《寅斋集》、徐居正《四佳文集》《东文选》《笔苑杂记》、卞季良《春亭集》等文献的疏证，结论是“此次修改高丽史，名义上以申概监领，实际上由权踶负责，虽然经过南秀文等人的努力，增补了大量史料，但由于主编权踶‘笔削不公’，反无功有罪，其书自然不能传播”（第85页），“然权踶修史时大量补充史料，为金宗瑞、郑麟趾修史做了史料方面的准备，保存史料之功不可没。”（第105页）由此看来，金宗瑞等《高丽史》“多采权踶之书，借以保存大量史料”（第101页），当是权踶《高丽国史》的价值所在。同样，在考索俞棨《丽史提纲》后，指出“俞棨引据之史料并不很丰富，半数著作成书于李朝，已属二手文献，除去高丽朝的两种文集、三种笔记之后，其所依据的资料显然主要就是《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史略》《东史纂要》四种史书。宋时烈《丽史提纲序》中示提及此点，恐怕也是俞氏在史料方面并无突破，其新意更多地体现在体例方面以及史论方面”（第208页），此评论不仅一语中鹄，击中要害，而且亦相当公允。总之，明辨统绪，溯其史源，梳理事由，清晰明了，条别不紊，不仅彰显《编纂》敦厚的史学功力，亦充分展示撰者的问题意识与敏锐的洞察力。

朝鲜王朝前期史部文献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是构建朝鲜半岛的古史体系。自高丽僧人一然《三国遗事》提出“檀君朝鲜”说后，朝鲜王朝前期的史家在构建朝鲜半岛古史体系时多采其说，造成后来朝鲜正史中的历史话语体系的“层累”式构筑，对后世朝鲜半岛史学认知、史学观念产生极大影响。鉴于此，《编纂》对其排分时序，考其流变，洞见其中。在解构河仑、权近、李詹《三国史略》史观时，指出“此书最早确立了檀君神话在朝鲜正史中的地位”（第 3页），权近“对朝鲜古史体系的理解是：檀君朝鲜-箕氏朝鲜-三韩-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基本与《三国遗事》一书反映出的朝鲜古史体系一致”（第8页）。为何河仑、李詹会采纳权近之史观，就在于程朱理学在朝鲜半岛流传过程中赖以“复杂的宗族、姻戚、师生及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所凝聚成的“提倡程朱理学的文人群体”，而“权近在朝鲜提倡理学的文人群体内具有特殊地位”（第 15页）并指出：“权近等人将檀君神话载入官修史书《三国史略》之后，以檀君朝鲜为朝鲜半岛第一个国家的观点才逐渐成为朝鲜多数学者的认识”（第242页）。自朝鲜古史观在朝鲜正史中确立其地位后，朝鲜王朝前期的史家多依此史观构建朝鲜半岛古史体系，导致其体系逐渐成熟。对此，《编纂》解析朝鲜王朝前期的史部文献时均采取撰述者出身关系的范式给予特别关注。如解构徐居正《东国通鉴》的史观时，率先剖析最早负责编撰《东国通鉴》主撰梁诚之、监修申叔舟、权揽之宗戚、师承关系，指出“权揽为权踶之子、权近之孙，申叔舟之师河演为郑梦周的弟子，又与河仑同出晋州河氏，二人的古史观应与编撰《三国史略》的权近、河仑属同一派别，即支持檀君朝鲜说。”（第 117页）后来完成《东国通鉴》的“徐居正为权近外孙，又是申叔舟的门生”（第 120页），故此，得出“徐居正之古史观，与权近等人一样，也是接受一然《三国遗事》的古史体系”（第 125页）的观点。通过辨章学术，《编纂》确认：由于《东国通鉴》的推波助澜，“一然整理的檀君神话，显然已成为官方标准历史了。”（第131页）在朝鲜官方史观的影响下，朝鲜王朝前期私撰史部文献大受影响，许穆《记言》便是其中一例，其卷三二至卷三五《外篇·东事》，将北扶余视为檀君之后，无论三朝鲜，还是三韩、扶余、“三国”，皆出于檀君，从而解决了权近等人编撰《三国史略》时硬将四郡二府与“三国”对接的问题，正如撰者所言：“许穆《记言》对朝鲜后世影响最大之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捏合古朝鲜系统与扶余系统的古史体系”（第219页）。尽管《记言》与《三国史略》《东国通鉴》所构建的朝鲜半岛古史体系有明显的差异，然其共同点便是将“檀君朝鲜”置于古史体系之中。再如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不仅利用徐居正《东国通鉴》、朴祥《东国史略》、吴沄《东史纂要》的檀君朝鲜之资料，将檀君神话进一步完善化，而且极力扩充有关檀君记事，致使其记载“成为集诸诞妄说大成之作”，以至于《编纂》评论说：“朝鲜后世有关檀君记载谬种流传，洪万宗《东国历代总目》恐为始作俑者。”（第231页）当然，对于檀君朝鲜的认知，私撰史部文献亦有反之而行者，如洪汝河《东史提纲》“断自箕子以下”，并称是“依（司马）迁史断自黄帝以下例”，“将箕子以下视为朝鲜半岛的信史，而将此前的所谓檀君朝鲜，视为与中国的伏羲氏相同，为神话而非信史。”（第213页）对于朝鲜王朝前期史家构建的朝鲜半岛古史体系的谬说，《编纂》运用撰述者出身关系之学术理路、研究范式，条分缕析，会通相因，流变清晰，一睹即通。

此外，《编纂》在“误”“妄”上下足了功夫，史论结合，申明己见，凿之若磐。清人王鸣盛曰：“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①（清）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序》，第 2页。《编纂》本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之《校雠通义校注》卷一《叙》，第 1101页。之学术精神，在撰述《编纂》时处处有撰者的议论、己见，如在讨论围绕《高丽国史》修撰问题的斗争时，评论说：“相宜中、李行拒绝参与修史，最终使此《高丽国史》成为拥护李朝革命一派文人的作品，不论其记事是否公允，其受后人诟病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第58页）直接点明《高丽国史》资料的取舍已严重受到党派、史观的影响。在总结私人修史特点时，撰者提出“朴祥、李荇，皆是在党派斗争中失势以后始写作《东国史略》，而李堣则是党派斗争的边缘者，由此看来，当时的私人修史，基本可以说，是失意官僚的遣闲事业”（第179页）以及“私家修史的重点皆不在史料的搜集与完善，而着重于体例之得失，其间受理学影响的痕迹至为明显。如此之特点，就决定了此时期的私修诸史，对今天的历史研究来说，并无太大价值”（第241页）的主张，直接阐明了借修史目的在于释放撰述者的政治情怀，而着力点并非在史料搜集与完善上。在讨论宋时烈、金寿恒极力向肃宗推荐《丽史提纲》时，撰者明确地给出“俞棨《丽史提纲》对高丽朝这些往事的叙述与评价，与宋、金一党的政见相合，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可以为其现实的政治主张张本”（第197页）以及“前此之史学，无论官修史籍，还是私人修史，撰者多来自庆尚道，而俞棨是第一位与庆尚道无关且属于畿湖学派的修史者，宋时烈、金寿恒向肃宗推荐《丽史提纲》，促成该书刊行，实欲使本派之史学著作，成为王朝的标准史书”（第 203页）之己见，可谓一语中的，毋庸置疑。在剖析《东史纂要》流传较广的原因时撰者指出，作为朝鲜半岛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吴沄《东史纂要》体例方面不无问题，资料方面并无新意，其之所以流传较广，既是因为文字省简、便于阅读，恐怕也是因为倭乱之后史书难觅”（第188页），道出《东史纂要》并非因其撰修上乘而受青睐。在评论许穆的错误史观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时又提出己见：“以古朝鲜为居于中央的正统王朝，将扶余、三韩等族视为与之并存的四裔，这种提法不仅将古朝鲜、扶余、三韩等三种的古史系统捏合起来，而且正是明亡之后朝鲜视自身为小中华并逐渐构建与中国类似的华夷秩序的现实的反映。”（第224页）从“天下秩序”说给予评论，可谓是高屋建瓴，恰如其分。凡此新知、新识、新论，林林总总，俯拾即是，当为《编纂》爱不释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以往笔者所接触的古籍文献之解题、提要，抑或更为翔实的史学史、史料学著作之古籍文献解析与辨证，像《编纂》这样如此系统、综合地释证版本目录以张其原委勘别正误、探索追问其史源以断其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撰述者之人际关系以解析古籍文献所持之史观、考索学术流变之要义以申论己见者，鲜有之。《编纂》似乎为学界开创了古代典籍文献研究之新范式，此乃初入者由委溯源、条别学术异同之良师矣。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13&ZD105）

高福顺，男，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