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涵

审美与启蒙的二重奏
——试论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

郭子涵

“五四”以来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经历了风雨激变的漫漫长路，在认同与悖离、渴求与怀疑中寻找和创造着“文学的现代性”，不断对世界性文化和民族性文化进行着重估与选择，最终在启蒙与审美的对话中逐渐发展建构了中国特色文学现代性品格。如今，中国文学已步入新世纪，回首思研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程，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作出评估与反思，对于新时期的文学建设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三段时期的现代性转型：第一种是“五四”新文化以来的现代性规范；第二种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现代性规范；第三种则是八十年代以来新时期现代性规范。每一次的现代性规范都是由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条件、人民社会生活和民族命运所决定的，且这种现代性规范带有“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双重特征，两者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中影响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端，开启了绵延不息追求“现代性”的潮流。这个时期的现代性“自觉选择”体现了在中西风云变幻之际，新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产生，随之也产生了新的文学，为文人自由发挥提供了更多充分的内容与空间。期间，有以社会“启蒙现代性”为主导开时代风气的言论，比如胡适明确主张了“全盘西化”、陈独秀抨击旧文学、周作人将几乎所有中国传统文学形式都列为“非人的文学”等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