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祁

“三农”视角下乡贤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刘 祁

［提要］“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当下弘扬乡贤文化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带动农村精神风貌的改变，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乡贤文化的这种现代社会价值，我们必须做到：满足乡贤合理需要，积极吸引更多乡贤回归故里；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保证乡贤能够有效地作有益之为；大力弘扬乡贤文化，保证乡贤文化得以践行和发展。

乡贤；乡贤文化；农业；农村；农民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重视和不断解决关乎国计民生。李克强说：“农业和农村就像大榕树的根，这个根扎牢了，大家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国家也才能发展得更好。”改革开放以来，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来扶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三农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然而任何事物都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当前新形势下，“三农”问题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变得更加复杂。“三农”问题的解决由原来单纯的“输血”政策开始不断地向“造血”政策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现离不开文化作用的支撑。2015年中央颁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创新和发展乡贤文化。乡贤文化作为一种乡土文化，在当下探析其对“三农”问题的有利影响，发挥其现代社会价值，不仅关系“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关系乡贤文化的承继。

一、乡贤及乡贤文化内涵

“乡贤”作为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在近几年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乡贤”一词内涵的明确统一界定，百家各抒己见。笔者赞同王泉根教授对乡贤的定义：“乡贤系指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关于“乡贤”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范围更加扩大，包括所有在人文、社会、科技界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取得非凡业绩，具有全局性影响或在本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各界精英名流。［1］这些社会各界精英名流也被称之谓“新乡贤”。

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为人类所创造。乡贤文化就是这个地域历代乡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是这个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2］这种文化既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特征，又呈现出自己相对独立性的一面，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的独特特征，是教化乡里、涵育乡风文明的重要精神力量。

二、乡贤文化的现代社会价值

1.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

恩格斯说：“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3］生产力主要包括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者和劳动工具构成生产资料。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需要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使用先进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从而产生增值。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提高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另一方面要依靠科技，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而乡贤文化的发展，源源不断的乡贤回村不仅能够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回乡村，而且还能够带动农民主动学习先进的生产知识，向农民传授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的经验和技巧，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现既需要政府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农民自身的积极努力。目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受城市化“虹吸效应”的影响，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这两大群体受自身局限性的影响，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差，对农业转型升级认识不清，只注重眼前利益而自觉排斥新生事物，让其接受农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而乡贤回归却能够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帮助农民解读“三农”政策，让农民了解国家农业新政策，帮助农民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带领农民走上农业现代化道路。

2.带动农村精神风貌的改变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性格局'”。［4］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并自觉遵守支持这一格局运行的相关礼法和习俗，整个乡村运行和谐有序。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我国农村物质文明在不断丰盈的同时却导致了乡村精神文明的畸形发展，原有的乡村和谐正在不断的消失。乡村教育凋敝，原有的朗朗读书声已经不复存在。礼俗秩序崩塌，祭祀问祖、探亲访友维护亲情血脉的传统礼仪形式开始逐渐被“发红包”这一行为淡化。拜金拜权力之风日盛，受人性自私和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有钱有权的人在乡村会被格外青睐。暴戾之气横行，乡村治安存在严重隐患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的精神风貌和乡村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乡贤回归和乡贤文化的发展却有助于扭转这种局面。

在2014年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5］乡贤文化作为一种亲善性、人本性的先进文化，具有教化乡民，引导乡民，能够被乡民更好的认同并自觉内化的的价值作用。弘扬乡贤文化的耕读精神，引导农民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营造学习型乡村共同体；发挥乡贤文化的教化功能，引导农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自觉遵守相关礼法，重塑乡村的伦理共识；以优秀乡贤文化涵养乡村文化，最终实现培育文明乡风的目标。

3.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乡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农民实际收入的增加，表现为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不断的满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业人口向大城市转移，进城务工。随着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原有的资源承载能力出现负担，从而引起城市内部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紧张，各行各业竞争加剧。进城务工人员受户籍和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影响，在行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生存发展压力很大。即便在城市竞争中为争夺生产生活资源被挤压的气喘吁吁，他们也不愿返回乡村，因为返乡便意味着无能。而没有离开故土的农民尽管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下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差距还很大。

乡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较廉价，再加上国家大力弘扬乡贤文化政策的号召，回村有经济头脑的乡贤凭借自身的知识、管理经验、资本在乡村投资建农业加工厂，在主观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客观上还能吸引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工厂务工的同时还可以兼顾土地耕作，保证农业增收，从而实现双份收入，生存压力减少。而回村乐衷于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贤达，依据本土文化底蕴，通过各种措施可以在乡村建图书馆，带动农民学习各种改进农业生产知识；在乡村建文化馆，定期播放村中各种好人好事，引导农民崇德向善；在乡村建设文化广场，开展各种文艺汇演，满足农民闲暇的的精神需求等等，从而真正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农村“生活宽裕”的目标。

三、乡贤文化现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1.满足乡贤合理需要，积极吸引更多乡贤回归故里

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性”。满足自身需要是人们社会行为的动力依据，满足乡贤需要，才能更好的吸引乡贤归来。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回归乡贤作为乡村精英人士，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满足不是其主要目标，其更加注重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乡村各项政策制定是否真正以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其返乡从事投资建设是否能够真正惠及到农民，是否能得到农民的认可和尊重等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症下药。我们要依据本村实际情况，以维护和保障农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制定各项政策，让未归乡贤真正体会到基层乡镇各级政权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感受到基层的乡、镇、村各级政权制定的各项政策真正是在为农民办实事，为农民谋福利，增加其返乡的信心。与此同时我们要采用多种形式积极歌颂古乡贤和现有新乡贤的嘉言懿行，激励未归新乡贤见贤思齐，服务乡里。因为历代古乡贤和现有新乡贤之所以能被乡民铭记并颂扬，就是因为他们积极服务乡民，造福乡里，实现了自身价值与人生价值的完美统一，而这种价值目标正是当下部分未归乡贤所追求的。只有积极打消未归乡贤各种顾虑，满足其合理需求，才能吸引更多的新乡贤回归故里，为新农村建设贡献力量。

2.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保证乡贤能够有效地作有益之为

（1）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乡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是指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通过村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开展工作，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当下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乡村治理存在治理主体弱化的问题。而乡贤的回归正好能弥补乡村治理主体不足这一不良现象。所以在当前新形势下，随着乡贤的逐渐回归，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正确恰当地处理好乡贤这一新型群体与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坚持村民委员会制度的基础上，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比如专门为乡贤成立乡贤委员会，作为村民委员会的附属机构。通过定期举办乡贤研讨会，让乡贤就当下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最后由乡贤委员会主席在参加村民委员会会议时积极献言献策；也可以让相关乡贤担任乡村相关机构的领导干部直接参与乡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并接受民主监督，使乡贤发挥其最大的能量，从而真正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健全和完善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其治理主体正在走向多元化，不同的治理主体都为乡村治理作出了重大贡献。乡贤作为乡村的精英，以其动员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支持和鼓励乡贤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大力培育各种合法的乡间团体组织。各大团体组织在乡贤的带领下，自愿服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委的领导，积极开展各项有利于乡村建设的活动，调动农民积极性，使乡村的主体农民切身感受到乡贤文化的力量，从而自觉地配合各种乡贤团体投入乡村建设，扭转乡村一片死寂的局面，使乡村各项建设真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画面。

3.大力弘扬乡贤文化，保证乡贤文化得以践行和发展

（1）总结成功经验并将其转化为制度加以推广。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背景下，优秀乡贤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在全国各地被弘扬和推行。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挖掘当地乡贤文化资源，积极传承和弘扬本地区的特色乡贤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典型的有“上虞经验”，堪称全国乡贤工作之楷模。

上虞市在开展乡贤文化的过程中，先是设立上虞乡贤研究会，其会以“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为宗旨，花费大量时间整理出版了《上虞乡贤文化》八辑、《上虞乡贤报》，与上虞区政协联手编撰了《上虞文史资料选粹》、《上虞孝德文化》等书籍，还编撰了《虞籍名士通讯录》，共收录虞籍成功人士1500余名。［6］之后又成立“虞商联谊会”招商引资，吸引广大虞商回乡参加家乡建设事业。另外还开展乡贤走访活动，通过走访来联络遍布各地的在外虞贤，扩大上虞乡贤文化的影响。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必须转化为制度加以推广。通过物化为制度将成功经验固化，不仅有利于鼓励和激发上虞市政府和乡贤研究会以及广大乡民更加努力的去探索乡贤文化发展的新模式，还可以为其他各级地方政府提供乡贤文化发展模式的样板，增加其发展乡贤文化的积极性和可行性，从而使乡贤文化真正在各地乡村得到弘扬和发展。

（2）加强村民思想道德教育，使乡贤文化观念深入人心。

文化具有可习得性。文化只能通过后天学习而不能通过生理遗传方式获得，这就决定了人类文化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人类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育具有促进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传承功能，是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当下发展乡贤文化，应该积极发挥教育的作用和功能。

思想道德教育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规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是文化建设的灵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必须紧紧抓住思想道德建设这个中心环节。乡贤文化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农村文化，其发展也离不开村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包括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两个方面。我们要定期开展关于乡贤文化的教育专题讲座，在思想上向农民灌输乡村好人好事迹，培养农民识别是非好坏的思想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农民自觉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在道德建设方面我们要积极引导农民向“爱国主义、团队精神、谦逊有礼、职业道德水准高”的新一代社会主义农民看齐。［7］道德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乡贤，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乡贤，向农民讲述致富经验和方法，鼓励和激发农民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其能够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农业，争做现代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3）挖掘乡贤文化资源，使乡贤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

乡贤文化资源包括古乡贤文化资源和新乡贤文化资源两大类。挖掘乡贤文化资源需要对两大类区分对待。古乡贤文化主要是指古乡贤及其事迹通过民谣、习俗、文献、文物等形式流传于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随着乡村“空心化”现象的出现，这些优秀的乡贤文化资源正在不断被忽略、丢失甚至消失。这就需要我们反过来重拾古乡贤文化资源。积极挖掘古乡贤文化资源，基于民谣创作乡贤之歌；设立乡贤祠堂传承礼仪习俗；整理文献出版；修葺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从而使这些优秀的文化精粹得以保护和弘扬。［7］

在新时代下，我们也需要在传承古乡贤精神的基础上挖掘新乡贤，提炼新乡贤文化。在当下社会我们也涌现了一大批新乡贤。他们有的是本村的优秀基层干部、乡村道德模范，有的是外出拼搏事业却心系家乡父老的荣归人士，有的是外出求学毕业返回家乡创业，带领农民致富的年轻大学生等。对于这些新乡贤以及由此形成的新乡贤文化资源我们更要积极挖掘，扩大新乡贤的效应。比如近年来我国实行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三支一扶计划、农村特岗教师、政府购买基层公共服务岗位等扩大就业的政策，使更多的刚毕业大学生愿意回到家乡搞建设，既解决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繁荣了农村。比如2011年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一心想着要为家乡做点实事的丁二强就参加了当年的陕西省大学生村官统一招考，9月份他正式成为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北梁村的一名村官。丁二强最初的岗位是村党支部书记助理，由于工作表现出色，他曾被评为耀州区优秀村干部、铜川市十佳大学生村官等称号，在今年的选举中，丁二强成为了新一届村委会主任。［8］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下我们只有不断地挖掘新乡贤资源，保护和承继旧乡贤资源，增强乡贤文化发展的资源基础，才能使乡贤文化不断走向兴旺，从而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4，（10）.

［2］陈秋强.乡贤：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J］.社会治理，2016，（2）.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7）.

［5］杨军.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探究［J］.未来与发展，2015，（3）.

［6］绍兴：发展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N］.中国文明网，2014-12-16.

［7］刘淑兰.乡村治理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理论月刊，2016，（2）.

［8］刘曌琼.三农”困局之二：乡贤文化丢了，咋拾？［N］.陕西日报，2015，（10）.

［责任编辑：于龙广］

刘祁（1989—），男，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江西南昌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