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一

摘 要：经济学方法论，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主张研究经济学以抽象演绎法为主，辅以归纳的方法；而以罗雪尔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则主张归纳法为通向真理的方法，认为演绎法有失偏颇。本文通过对比奥地利学派的开派人门格尔与德国旧历史学派创始人罗雪尔关于方法论的一系列观点，得出一些就研究经济学方法的看法。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归纳法；演绎法；抽象；历史

一、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卡尔门格尔1871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他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研究，而是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方法论这一道路上，越走越远：“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这样一个知识领域，在这里，人们已经遗忘了经由对于研究对象之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有关研究目标的准确感觉。人们对于该学科的次要问题赋予了过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学派所支持的错误的方法论原则已完全掌控了局面，人们用片面的标准来判断该知识领域的一切研究活动”。他认为，错误的方法论，将导致学科的进步受到阻碍。澄清方法论问题确实是取得科学研究进步的前提。

门格尔认为，将政治经济学，或者哪怕是理论经济学视为一门有关“国民经济的规律”的科学，不完全正确，更非特殊的历史科学。他将经济领域分为三大类科学：第一是有关经济的历史性科学即历史学和统计学；第二是理论性经济学；第三是国民经济的实用性科学。因此，他将国民经济学理解为上面的统合形成的整体，即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实用科学的总和。认为理论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历史和统计学研究经济现象的个别规律，应用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政策。这三者分别从各自不同的方向研究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既不能互相混淆——即不能用历史的方法或者应用去研究理论经济学，也不能互相否定取代——三种方法各有用处。

在上述基础上，门格尔将理论性研究取向又分为两种——经验的——实在的取向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其中，经验的实在的取向指的是归纳法，而理论研究的精确取向主要指的是演绎的方法。门格尔否认归纳法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亚里士多德正确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承认归纳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然而，即使是由培根大大的完善了的归纳方法，也只能够略提高一下经由上述途径所获知之规律的绝对性的程度而已，却永远无法提供绝对的保障。”他认为理论研究中的实在主义思想流派的研究结果，永远不可能是有关现象的严格精确的规律，只有实在的类型和经验型规律。他推崇运用精确取向即演绎法研究理论经济学——探究经济的最原初、最基本的因素，确定相关现象的测量办法，探究更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这些最简单的要素中生成的规律。但是门格尔并非完全用演绎法替代归纳法，他认为理论性研究之精确取向和实在主义取向都是正当的，“精确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是要让我们掌握有关通过分析或抽象而设想出来的经济性世界的规律，而经验的——实在的经济学则要使我们认识到现实的人类经济现象相续、并存的规律性”。综上所述，门格尔之所以猛烈的批判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因为想要强调历史的方法不是唯一，演绎法也很重要，“即使是我们可以设想出来的具有最强烈实在主义特征的理论性研究取向，也必须靠抽象才能进行下去。因此，试图使现实存在的现象之类型和典型关系每一次都涉及到该现象之“完整的经验实在”的抱负，是完全有悖于以现实为基础呈现出来的理论性研究的性质的”。 门格尔致力于“精确的”经济学规律的研究，坚持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质。

二、罗雪尔的经济学方法论

威廉罗雪尔的《历史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其在哥廷根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及政治理论史的讲稿，这本《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文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希莱在1894年将该书的序言及序论部分译成英文时，在英译本序中称它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由于罗雪尔第一个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故而罗雪尔就成了德国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

他在序言中说道：“熟习这门科学的专家如翻阅本书，将不致忽略贯串全书并成为它的基础的独特而严密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强调他的目的只在于建立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罗雪尔是一名代表当时期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大学教授，因此罗雪尔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整个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方法也就必然充满了妥协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想。而罗雪尔的庞大的国民经济学体系，正是这种折中主义的标本。在他的这本《历史大纲》著作中，我们无法寻找到一丝经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关于价值、货币、利润、工资、地租等方面的理论，因为他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历史的方法上。他将过去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他认为是哲学家在抛去了一切关于时间和空间规定的基础上，去尽可能抽象地去寻求概念或者理论的体系；而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尽可能忠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寻求与人类进化有关的记述。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他认为后者，也就是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陷入错误的路径，永远都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就好像那些研究记录生物学动态的生物学家一样，只不过实践家不是通过直接的命令去获得真理，而是通过一种对过去发生的现实进行一种政治学的上升，达成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受益。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对历史的方法的道路正确性有充分的自信。

三、方法论的争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这场在德国发生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已过去近两个世纪，在我认为，门格尔获得了胜利。很多人对门格尔有误解，认为门格尔完全否定历史的方法，独尊演绎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在对德国历史学派进行批判时，门格尔并未否定这种经验的实在的研究方法的正当性，他反对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只重视对历史现象的记录而抛弃了对其精确性取向的研究。他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学研究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同时也强调基于精确研究取向的演绎法对理论经济学是根本的和重要的。现如今，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其本质就是使用的假设演绎法，而制度经济学继承的则是历史学派的历史的方法。门格尔告诉我们，对于不同的问题，研究不同的学科，就要用不同的相应的方法。（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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