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本文系由暨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于2015年12月11-13日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国制度变迁暨近代历史研究的拓展”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扩充改写而成。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中国古代史研究历来注重职官制度，老一辈学者将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和年代学视为治史之钥匙，相关研究成果也为数甚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制度变迁也未尝不重要。我们常说近代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称过渡转型是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特征。1901年梁启超即曾发表引人瞩目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十分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过渡时代之中国”的种种特征。而无论大变局还是过渡转型，虽包含有各方面非常丰富多彩的内涵，制度变迁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因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无疑也需要高度重视对制度变迁的探讨。

但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制度变迁史似乎在较长时间内并未引起充分重视。近十余年来这种现象明显改观，越来越多的相关成果相继问世，尤其是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关注。迄至目前，对近代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虽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不少发展空间，同时还需要注意若干相关问题。以下结合笔者多年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体会，谈几点个人不太成熟的看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