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凑春



不一样的人物谱系
——简论台湾传记片的创作

吴凑春

【摘 要】台湾传记片创作从1932年的无声电影《义人吴凤》起步，在各个历史时期先后致力于所谓“复国”“抗日”“励志”等主题的创作。由于特殊的地域、历史、体制等各种因素，台湾传记片自身构成了有别于大陆的不一样的人物谱系，同时也参与了华语传记片类型的构建。因此，对台湾传记片创作历史的研究也是现代以来台湾电影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台湾 传记片 创作历史 人物谱系

2015年“台湾电影中心”以“抗战胜利”为核心，举办专题纪念影展活动，放映了20多部影片。其中的一部《英烈千秋》，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观看中数次落泪。他表示，40年前看到这部片时泪流满面，今天再看还是如此。于此，足见该片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英烈千秋》是一部关于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传记片。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传记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以真人真事为主要特征，具有很强的宣教功能。同时，传记片创作历史也构成了银幕上的人物谱系。这在中国大陆非常典型，如从《赵一曼》（1950）、《刘胡兰》（1950）、《雷锋》（1964）到《雷锋之歌》（1979）、《孙中山》（1986）、《孔繁森》（1995）、《冯志远》（2007）、《孔子》（2010）等，传记片创作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大陆对台湾电影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台湾传记片研究更是不足，导致我们对其构成的人物谱系认识较为模糊。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传记片创作包含有：《义人吴凤》（1932）、《吴凤》(1962)、《西施》（1965）、《还我河山》（1966）、《精忠报国》（1971）、《缇萦》（1971）、《八百壮士》（1976）、《英烈千秋》（1976）、《汪洋中的一条船》（1978）、《原乡人》（1980）、《童年往事》（1985）、《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2005）、《赛德克·巴莱》（2011）等。

一、《义人吴凤》《吴凤》：台湾传记片史的开拓之作

论及台湾传记片创作历史，首先要提及的是两部开拓性作品：《义人吴凤》和《吴凤》。前者是台湾创作的第一部传记片，后者是台湾第一部彩色传记片。

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传记片是“准日本片”《义人吴凤》。从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至1945年抗战胜利，在台湾从事电影业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来自日本的电影宣传者，台湾本土电影工作者则很难获得拍片的机会，无法在导演、编剧等关键职位中发生作用，只能作为非主要演员参与一些电影的表演。《义人吴凤》的创作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现状。

1932年5月1日，台湾自制完成了第一部电影，即无声片《义人吴凤》。吴凤，实有其人，在制作者眼中是“阿里山神”，被艺术性地美化，因此，该片是一部典型的传记片。该片讲述历史上舍身成仁的吴凤的故事：他作为台湾理番通事，牺牲小我，改变台湾山胞以人头祭神迷信传统的悲壮故事。该片主演是日本人秋田伸一，创作人员、电影风格都具有日本民族的特点，是一部“准日本片”①。

总之，此时缺乏人才的台湾电影，没有独立的电影生产能力，不得不依赖日本人，受日本人控制，《义人吴凤》就是一个实例。虽然如此，在台湾传记片类型史上，该片还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电影。因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仅生产了11部电影，多数是机关团体报社等所拍制的时事片，故事片创作寥寥，而其中就有一部传记片《义人吴凤》，因此，该片的制作显得非常难得。

30年后重拍的《吴凤》，则是台湾第一部彩色宽银幕传记片。该片由卜万苍执导，香港的王引、台湾的张美瑶担任男女主角，摄影人员则聘请日本人。影片放映后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好奇心，争往观看，但却引起原住民的反感。因为，在持不同立场的这些观众看来，电影内容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在他们眼中，吴凤是清朝统治原著民的官员，又是奸商，掠夺台湾阿里山邹族的物产，几次举兵杀戮。被逼到山区居住的邹族同胞对吴凤恨之入骨，最终把其杀掉。因此可以说，电影《吴凤》和台湾小学教科书中的《吴凤》一样，都刻意美化了吴凤②。

二、所谓“复国”主题的古代历史人物的传记片创作

1949年后，台湾和大陆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传记片创作服务于反共的政治需要。台湾践行“反共抗俄”路线的电影创作，颁布了《展开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电影、文学“具有教育性、人情味以及可以启发爱国思想和激励战斗精神的文艺作品”，创作出“增强战斗精神和坚定反共意志的作品”。“教育部”则对“阐扬固有道德、表扬革命先烈忠贞事迹、表现建设成绩、或暴露俄帝共匪罪行”的话剧、电影剧本给予奖励。在此背景下，古代历史人物传记片创作呈现一片兴盛之势。代表性作品有：台湾省电影制片公司、国联电影公司于1965年联合出品《西施》上下两集，李翰祥执导，由江青、赵雷等领衔主演。因为讲述勾践卧薪尝胆、雪耻复国的故事，台湾当局大力协助，不惜人力工本，场景之浩大，史无前例。该片公映，创下当年台湾全省之最高卖座纪录，并获得五项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导演、男主角、彩色摄影、彩色美术设计)，成就斐然。然而，《西施》之制作成本实在太高，发行上的收入无法收回成本，使“台制”在财务上形成了沉重负担。

其他如《还我河山》，由李嘉、李行、白景瑞执导，葛香亭、唐宝云等主演。影片讲述了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单运用战略战胜燕国、收复山河的故事。“田单复国”也就有了台湾当局隐喻的政治内涵了；《精忠报国》，导演易文，主演田鹏、陈鸿烈等，讲述岳飞受母亲教育长大后精忠报国的历史故事。

在当时政治格局中，这些作品不断重复雪耻复国、忍辱反攻的主题，宣誓“效法前贤、明耻教战”的政治决心，都蕴藏着台湾的政治内涵。台湾当局在这些传记片中，在古代人物故事中隐喻政治抱负，展开对大陆的文化宣传。当然，这些作品也获得了当局的嘉奖。如《西施》获1966年第四届金马奖五项大奖，《还我河山》获1967第5届金马奖“最佳发扬民族精神特别奖”。同时，一些作品也颇有市场，成为观众追捧的作品。

除了创作历史人物传记片，台湾还辅助香港电影机构或公司，摄制一些古代人物传记片，如《秦始皇》《王昭君》等。其中《案始皇》是“中影”与日本“大映映画公司”合拍的，即使这样，台湾方面的制片方针也是“偏重揭发秦始皇暴政，来反映今日大陆上的共党命运”③，着重在“暴政必亡”的政治性主题。显然，该片是当局借古代人物故事作反共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化宣传，台湾当时还采取重映方针，上映一些旧传记片，如《李香君》《孔夫子》《武则天》等。其考虑是，一方面是建立台湾对中国历史的认同感和中国文化空间的归属感，因为，这些作品铭刻有关中国的想象与图形；另一方面是这些电影的人物故事吻合了“励志复国”、反共的政治宣传的需要，试图激发观众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和燃起报国仇家恨、“反攻大陆”的决心。

三、“抗日”主题的现代人物传记片创作

1972年台湾与日本“断交”，日本成为台湾社会的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抗日战争的历史进入台湾电影创作的视野。抗日电影开始与“保卫国家、反日抗日”的政治主题相联系。由此，“泛政治的民族抗日”色彩的台湾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在拍摄、制作等各方面得到了当局的大力支持。爱国的电影艺术家出于民族感情，通过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故事片，表彰了革命先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

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也有意利用影响力广大的电影媒介来提振民心士气，任命梅长龄接任“中影”总经理，制作政治宣教片。任“中影公司”总经理不久的梅长龄，为配合抗日宣传，在国民党党、政、军的全力支援下，聘用丁善玺等人，创作系列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民族血泊巨片”。其中，他将在“中制”筹备请军方支援拍的《张自忠将军传》改为《英烈千秋》，交丁善玺重新整理资料和导演。这是第一部正面表现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的抗战电影。该片获1975年第12届金马奖最佳发扬民族精神特别奖、亚洲影展第21届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柯俊雄）、最佳剪辑奖。

该片的制作预算仅100万港币，但是在编导丁善玺的指导有方，以及军方武器兵源的充分支援下，却拍出甚为壮观的作战场面和十分丰富的内容，于1974 年11月拍成推出公映时不但票房轰动，更被各方赞誉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出色的战争片”。

影片用“英烈千秋”命名，昭示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抗日志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千秋万代，永存人间。“英烈”，显然是指片中为国捐躯的张自忠烈士等人。塑造张自忠将军高大雄伟，忍辱负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鲜明、生动的银幕形象，是影片的突出特色。影片采用以人带事的手法，展示出张自忠将军威武不屈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在描写战争史实：喜峰口袭击战、台儿庄大战、襄南血战、奇袭敌军指挥部等浴血征战中得到完美的揭示。两军交战，影片把主要镜头对准张自忠和我方的军士们，宣扬了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历史和国民党军的民族精神。但是，该片也有刻意美化领导人以及其他不足之处。如影片借他人口吻告知观众，蒋介石是下令反对张自忠冒险突袭敌人的，因为这一行为后来直接导致张的牺牲，由此蒋介石的形象无形中得到褒扬。至于结尾，张自忠身中数弹还能作长篇演说；灭绝人性的日本侵赂军对侵暗中国的罪行表示忏悔，还居然向张自忠和其他英烈致敬等，这些都与历史事实相悖，使得影片的前后风格很不一致。

该片对当时的电影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英烈千秋》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的双重成功，“中影”遂把抗战电影作为“一年一度”的招牌巨制，陆续拍摄了《八百壮士》《梅花》《笕桥英烈传》等片，都获得相当的成功。其中《八百壮士》，也是一部传记片，是在原来故事框架的基础上，以更加雄伟的笔墨，为当年的抗日将士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40年过去了，这部影片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马英九先生一样，饰演张自忠的柯俊雄每看《英烈千秋》都会落泪。于此足见该片长久的影响力，也彰显了传记片作为一种独特电影类型的艺术魅力。

抗日主题的现代人物传记片还从乡土文学吸取素材。当时台湾政局陷入低迷，民众的抵触加剧，一直被冷落的乡土文学改编电影成为显著现象。与此同时，文化舆论的抨击力加重，掀起了乡土电影的高潮，将琼瑶式的风花雪月当作了文化麻痹排除在了视野之外④。这使得台湾本地化的乡土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不二主流。《源》《原乡人》《香火》之类具有浓郁民族色彩，传达寻根溯源、认同回归的影片，肯定了台湾与大陆的族缘、血缘、地缘关系。其中就有人物传记片。

为了纪念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逝世20周年而拍摄的人物传记片《原乡人》，导演李行，编剧张永祥，台湾“自立营业公司”出品。该片是根据钟理和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原乡人》《笑山农场》等小说改编的，描述了“原乡”对传主的情感意义。影片描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第一个用汉字写作的台湾乡土文学奠基人钟理和在台湾、沈阳、北平等地充满传奇的生活经历、悲剧命运及他热爱祖国乡土的高尚思想和情操，创造出一曲祖国之恋的颂歌，井展现了他和妻子之间感人至深的纯朴爱情。

影片讴歌了传主身上所具有的中国人的铮铮铁骨、民族气节。他在遭遇种种困顿中始终没有改变对祖国的爱和忠诚。他说：“中国常常被日本占领，也改变不了中国，改变不了我们是中国人的事实。”“原乡人”，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同胞对祖籍是中国大陆同胞的亲切称呼。影片以此作为片名，正是编导精心塑造传主对“原乡”(祖国大陆)的向往、眷恋及怀念的自我认同，充满“追根溯源，不忘故土”的强烈寓意，烘托了矢志不渝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旨。

影片中几场戏特别感人。如，钟理和去台北就医，邻居们为他做了一副简单的轿子。神色黯然的他坐定轿子，在妻子的陪同下，与两个送行的稚气的儿子相别时的依恋之情，此时无声胜有声。钟于手术前，写给妻子的遗信，更是凄凉悲惨，令观众心酸⑤。总之，电影中的小人物，在时代的动荡中漂泊，却无处不展现着人性的光辉。

此外，2011年制作的史诗式巨片《赛德克·巴莱》，也是典型的抗日主题的传记片佳作，不过更具有本岛文化反思的特征。

四、“励志”主题的当代人物传记片创作

郑丰喜的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重版10次。蒋经国也颇为关注，并建议改名为《汪洋中的一条船》。此书曾获1986年“台北市图书周好书”第一名、《中国时报》“40年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籍”之一、1998年《讲义杂志》票选“对现代人影响最大的十本中国名著”第5名。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获第15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和演技优良特别奖6项奖，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秦汉）、亚洲影展“悲剧电影演技最感人男星奖”（秦汉）。

该片导演李行，编剧张永祥，出品为台湾“中央电影事业有限公司”，由当年最具人气的偶像搭档秦汉和林凤娇主演。由此，“台湾电影真正意义上的高潮才如约而至”⑥。该片的创作与李行的转型有关。他1976年因为《浪花》的版权问题，与琼瑶分道扬镳，借机重新回归乡土的拍摄路线。此剧以平易近人的拍摄手法，生动地描述了一位残疾人奋斗的一生。影片张扬了自强不息、孤身奋斗的精神。因此，该片是一部经典励志主题的当代人物传记片。

五、新世纪的传记片创作

进入新世纪，两岸关系迥异于前50年的紧张局势，台湾传记片创作的宣教色彩明显减弱，呈现出创作者借传主故事进行文化探究与诉说的新追求。代表性作品有《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赛德克·巴莱》等。

女导演黄玉姗在2000年后拍摄了几部台湾本土文学家传记片。其中，2005年的《南方纪事之浮世光影》，是有关日据时期的雕刻家、画家黄清埕的传记片。该片采取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交织的方式，从一个修复专家（璓琇）的视角讲述，颇有新颖之感。黄玉姗作为台南艺术大学的教授，女性电影是其研究方向之一。该片也是其一次女性主义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将女性主义意识流露无遗的女性电影。

《赛德克·巴莱》是《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所执导的英雄巨作，主演林庆台。该片筹划长达12年、跨国动员两万人拍摄，分为《赛德克·巴莱（上）：太阳旗》和《赛德克·巴莱（下）：彩虹桥》两部分。该片主要讲述1930年代日据台湾地区时期著名的“雾社事件”，传主为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导演遵循“从历史起步，为台湾疗伤”的原则，把抗日题材的历史性反思置换为当下的文化性诉求。⑦所以，该片作为一部民族史诗，目的在于彰显异族统治环境下赛德克族信仰的纯粹性，偏向本岛的文化反思。

六、几点小结

1.台湾传记片创作经历了由无声而有声、由黑白至彩色、由依附日本电影机构进而独立创作的历史过程。这在台湾电影类型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台湾传记片创作历史的研究是现代以来台湾电影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应该也是透视台湾现当代历史、电影发展史的一个微小窗口。

2.和大陆一样，台湾创作的传记片也具有强烈的宣教色彩——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道德性的，都体现了鲜明的现实功利性。在两岸对峙中，台湾一波一波创作宣教电影，其中的传记片创作更是现实政治的投射。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复国”为主题的古代历史人物传记片呼应“反攻大陆”的政治，70年代的《英烈千秋》等抗日主题的传记片则是当时“台日”关系紧张的产物。

3.如果说，大陆和台港电影应该各擅其长，相互协作，相互借鉴，一起构成一个多元、绚丽的大中华电影文化，那么，在某一电影类型上更应如此。台湾、香港传记片和大陆传记片一起，才能构成华语电影的传记片类型的总和，因为，各自的传记片创作构成了不一样的人物谱系。如张自忠似的国民党抗日将领、如钟理和类的台湾乡土作家的传记片，是大陆不曾创作过的，而优秀共产党人传记片在台湾是缺失的。当然，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一个互补关系。因而，两岸传记片创作互为补充，由此构成华语传记片总和。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因为不一样的电影体制与文化氛围，创作者本身的自传性题材是台湾电影重要的创作来源，尤其是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台湾创作了几部充满编导自传色彩的影片，如《童年往事》《恋

[ ][ ]恋风尘》等。这也是大陆不曾有过的。如《童年往事》，导演侯孝贤，编剧朱天文、侯孝贤。影片故事有着编导的个人化经历，有着主观的叙事线索。影片开场旁白即点名主题：“这部电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记忆，尤其是对父亲的印象……”导演坚持以客观的第三者姿态去铺排整个故事的画面，冷静地注视自己的成长岁月，平实地追溯自己曾经的欢喜与忧伤。《恋恋风尘》，则是吴念真的个人记忆。大陆的传记片则大多是官方代言，没有编导私人话语表达的空间。这也是相映成趣的一个现象。

总之，有别于中国大陆，由于地域、历史、体制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台湾传记片一方面参与了华语传记片类型的构建，另一方面，自身构成了独特的不一样的人物谱系。

【注释】

①谢建华.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9.

②陈飞宝编.台湾电影史话（修订版）[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128.

③转引自谢建华.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63.

④宋子文编著.台湾电影三十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9.

⑤寇立光、李玉芝.台湾香港电影名片欣赏[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160.

⑥宋子文编著.台湾电影三十年[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

⑦转引自谢建华.台湾电影与大陆电影关系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63.

作者简介：

吴凑春，博士，上饶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