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许多法律问题，需用法律予以调整、规范、引领和保障。“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加强法律保障的主要措施是：加强政府对域外法律制度的研判，建立域外法律信息数据库；我国应主动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掌握在国际新规则中的话语权；注重法律制度制定和法律服务，为战略推进提供法制保障。

【关键词】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法律保障；必要性；措施

一、“一带一路”战略概述

1、什么是“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1]“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涵盖范围包括东南亚、东北亚经济的整合，两区域经济融合后通向欧洲，最终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则从海上通道联通欧洲、亚洲以及非洲三个大陆，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海上、陆地连接形成一个经济带战略闭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将会造福于该战略涉及的国家和人民，因此该战略是目前我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

2、为何提出“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遗留了众多问题。如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消耗大量资源和劳动力，过剩产能造成公共资源巨大浪费，区域发展不平衡埋下战略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急需寻找新的发展模式予以解决，“一带一路”战略适时提出。

（1）消化过剩产能的需要。改革开放已过35年，我国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的问题。而过剩的产能和外汇资产会对公共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对我国产业甚至社会发展都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正是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多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且基础设施建设普遍存在欠缺，该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发展空间巨大，具有强劲的后发优势。我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可以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来转嫁我国目前过剩的产能和外汇资产，利用我国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作为资本金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同时通过资本输出的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和外汇资产。

（2）多渠道获取资源提升能源安全的需要。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国外的油气与矿产资源依存度也逐渐提高，“一带一路”沿线是世界矿产资源的集中生产区，总体矿产资源丰富且互补性强。该地区提供了世界57.9%的石油、54.2%的天然气、70.5%的煤炭和47.9%的发电量，仅我国原油进口量最大的10个国家中有8个位于此经济带上。[2]同时，中国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经贸合作并不广泛深入，资源方面的合作尚不稳定，且资源主要通过单一海路进入中国，易受外国势力干扰扼喉，战略风险高。“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将为我国新增了资源进入的陆路通道，使我国资源获取路径实现多元化，这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意义影响深远。

（3）开拓战略纵深和强化国家安全的需要。东南沿海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我国主要工业和基础设施大多集中于此。因此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加之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遇到国际局势突变最易遭受外部打击，后果影响非常严重。而我国中西部地区，深处内陆，特别是西部地区更是地广人稀工业稀少落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加大对中西部的开发，在均衡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有利于加强我国战略纵深开拓和国家安全。

（4）主导区域经济贸易，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需要。当今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主体、发达国家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社会。但现存的国际组织及运行规则在经济危机频发、地缘格局频变的今天应对全球治理的不适应愈加明显，必须顺应时事地对现存的国际组织与其运行规则进行重新构建和修订。“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冲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TTIP），同时中国也有机会在“一带一路”战略开辟的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掌握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二、“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需要法律护航

1、“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地域存在众多争端，需用法律予以调整与规范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家众多，国家间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导致国情差异巨大，许多国家政治模式独特，西方一些国家为私利插手他国内政，加剧了相关国家的政权更迭，政局动荡。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必会受到他们国内政情影响。如若在诸多矛盾争端中求得共同发展，首先需要厘清相关主体的是非责任、权利义务，而法律正是衡量是非责任的标准，划定权利义务的载体。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法律政策差异产生的众多风险，需法律协调解决

“走出去”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这些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巨大风险，如政治风险、商业风险和道德风险等，多數风险最终都可归结为法律风险。“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多数国家分属不同法律体系，其中涉及有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不同法系的国家面对法律争端时会出现不同的处理方式，导致对投资者保护差异甚大，造成或加剧了法律适用性的削弱。对于此，首要任务是准确查明外国法律内容并正确予以适用；其次相关各方也应通过制定新的法律规则、签订双边协议等，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有效化解彼此间因法律政策差异产生的冲突，从而实现降低法律风险的目标。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存在贸易壁垒，需由法律从中协调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和地区间都存在着不同的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如沿线国家中有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非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因此他们相关法律政策便不受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约束，非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法律政策与世贸组织要求不一致，产生诸多壁垒障碍。同时许多国家基于本国利益出台的法律政策，在别国企业对本国投资方面设置一定的障碍。应对此类挑战法律是基础手段，通过在各个成员之间订立相应法律制度，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设置合理路线图，合理地为各成员设定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引导“一带一路”战略步步稳妥地向前推进。

4、“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去企业面临风险隐患，需法律提供服务保障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签署相关贸易协定。我国自2014年对境外投资实行备案式管理使我国对外投资法律制度空间被大大扩展，但实践中，有益于境外投资的国际国内法律制度在我国未得到充分利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配套地方法律政策及法律服务保障也未及时跟进。如我国部分省份激励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少、门槛高，所以现实中民营企业有强烈的走出去意愿，但囿于制度上的不足，实现意愿的民企很少，导致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举步维艰（民营企业占全国企业数量近80%）。而走出去的企业又因政府固有的重规划轻规则的特点（注重企业走出去单方面规划，忽视政府和法制部门的规则制定作用）致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法律有效保障。企业自身也存在重视企业管理而轻视法律服务的情况，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因欠缺境外法律服务企业只好忍让求全。同时，政府对境外市场及法律相关问题缺乏深入跟踪研判，信息公开工作滞后，导致我国走出去企业经常出现因对境外市场及法律相关信息的不知晓而陷入境外法律困境。

三、“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法律保障措施的思考

1、加强政府对域外法律制度的研判，建立域外法律信息数据库

（1）建立國家级的域外法律查明平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我国与战略相关国家交流会日趋密切，加强对域外法律的了解和掌握是降低我国走出去企业法律风险的基础。近年法律服务业新兴的域外法律查明业务，既解决拓宽了域外法查明途径、明确了域外法查明程序，同时提升了法官域外法掌握水平。所以，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域外法律查明平台，用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及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判，以便更好的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精准高效的法律服务。

关于域外法律查明平台的建设工作，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2015年9月，中国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基地、最高人民法院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基地落户于深圳。[3]该域外法律查明平台由实务部门与研究部门合作设立，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为其提供法治保障。深圳前海法院也相继出台《域外法查明办法》和《关于认定民商事关系涉港因素的裁判指引》。[4]《域外法查明办法》详细规定了查明域外法途径和程序、当事人权利义务等内容，对该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的审理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我国其他法院类似案件的审理工作起到参考作用；《关于认定民商事关系涉港因素的裁判指引》的实施对我国域外法律适用研究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建立一个国家级权威性的域外法律查明平台迫在眉睫。

（2）将“互联网+法律”引入到“一带一路”战略服务中。“互联网+”与“一带一路”相结合，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发挥“互联网+”优势作用，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加高效。[5]借助“互联网+法律”通过大数据对国外和国际法律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预防法律风险，实现对相关国及其各行各业法律动态的跟踪和及时披露，形成对他国相关法律问题的准确判断，为“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提供法律风险的预警分析；彼此可借助互联网进行法律信息交换，推进区域法律一体化实现，进而实现贸易便利化；还可利用大数据推动法律智库建设，实现国际范围的法律交流合作，提高法律服务的国际化程度。因此，作为实体经济文化交流通道的“一带一路”，需要“互联网+法律”与其相呼应、为其保驾护航，实现“一带一路一网”的大格局。

2、我国应主动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掌握在国际新规则中的话语权

目前世界格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占据优势主导地位，但现今此主导地位受到地缘格局和经济格局变化的冲击而岌岌可危。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逐渐演变成席卷全球的大危机，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急需重新制订。而此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影响力已不容小觑，同时中国也迫切需要改变现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万事俱备，中国应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当仁不让、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在此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改变现存对我国不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为我国争取更大利益空间，为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宽松良好的国际环境。

3、注重法律制度的制定，为战略推进提供法制保障

（1）成员国间订立法律制度明晰各方权利义务，为解决争端奠定基础。“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国家间存在因历史、现实原因产生的争端。如仅中亚国家就存在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加之西方部分国家为私利，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人为地制造激化争端。存在争端不可怕，关键要解决好争端，要想解决好争端首先要厘清各方是非责任，划定权利义务。而法律正是衡量是非责任的标准，规定权利义务的载体。由于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主体众多，且各主体具体国情和需求以及受到的外交影响都存在差异，内部间或内外之间的矛盾也大量存在，这一切势必需要用法律来予以调整和规范。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首先应利用现有的法律制度（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同时相关方也应通过制定新的法律规则，尽可能对各方面作以全面得当地规定，明晰各方的权利义务。当然，相关方也可以就某些领域的事项经过协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以双边条约、多边条约的形式将协商、谈判成果固定下来，为相关方争端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2）国内加大外经法律政策建设力度，以外经带动外贸外资发展。随“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完善涉外法律政策体系已成当务之急。目前有关于外贸方面的法规，国内有外贸法，国际上有统一规则；有关于外资方面国内则存在三大外资法；但对于外经方面的法规，目前国内、国际上都比较欠缺。所以我国对于对外投资法律政策鼓励存有比较大的空间，我们要重视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完善，制定外国投资法等法律法规，构建中国特色援外法律制度，以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政策促进带动对外投资。将双边法律协定和地方法律服务两者相结合，有效降低出境企业境外经营风险。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的关注，国内立法也要及时关注并吸收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新发展新内容，减少将来可能产生的法律冲突和障碍，为国家间法律协调趋同奠定基础，努力打造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4、法律服务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核心内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外投资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也面临巨大风险。尤其随着跨国公司快速发展，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操作逐渐增多，随之增高的还有购买外部法律服务的价格。中国公司急需国际化的法务律师为其提供综合法律服务，一方面可以精准高效的衡量和评估需要购买的外部法律服务，另一方面可以与公司商业部门进行密切沟通，以高效、低成本的方式促进公司国际化的经营与发展。因此法律服务如何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应把握两方面，首先充分发挥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全面提升“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司法服务水平，保障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其次律师群体要根据本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功能定位，积极搭建平台提供法律服务，针对域外业务进行精心地事前法律分析与风险防控工作，为各类主体提供法律支持、清除法律障碍，同时也应注重提高法律服务的价值创造性。

【注 释】

[1]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10-26（01）.

[2] 冯宗宪.中国向欧亚大陆延伸的战略动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线路划分及功能详解[J].学术前沿，2014（4）79-85.

[3] 何荣.全面加强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推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法治环境.人民法院报，2015-9-21（01）.

[4] 张晓娜.“一带一路”法之营造.民主与法制时报，2015-11-11（04）.

[5] 冯奎.要让“互联网+”促进“一带一路”发展.中国新闻网，2015-7-15.

【参考文献】

[1] 陈德铭.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人民日报，2015-8-9（06）.

【作者简介】

富新梅（1986-）女，新疆伊宁人，伊犁师范学院讲师，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