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子·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漫画的再创作现状剖析
——以日本“三国”故事漫画发展为着眼点

·陈曦子·

近40年多来，日本各领域对“三国”故事的再创作活动十分活跃，在文学、歌舞、戏剧、动漫等各类传统与新兴媒体中，以“三国”故事为原型的再创作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日本现代意义上的“三国”故事漫画始于横山光辉自1971年开始连载的漫画作品《三国志》。在此后的40多年间，日本出版的“三国志”漫画作品达124部。这些作品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萌芽期、渗透期、发展期，三个时期的作品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内容越趋多样性。而如此繁荣昌盛的发展局面都得益于一系列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好创作环境。

《三国演义》 漫画再创作 日本 三个时期

作为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作者在以史为据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读者绘制出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画，人物形象生动，可读性极高。而以这部史书为蓝本创作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经典的文学表现则具有超越民族和时代的广泛影响力。作者罗贯中也借此作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了成熟的阶段。该作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风行于世界，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尤其在日本，其风靡程度不逊于本土的中国。

在日本，小说《三国演义》由僧侣文人湖南文山首次译为日文，并将其原本的评书形式改编，以叙事的形式呈现给日本读者，从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后，江户时代的文人纷纷效仿，对“三国志”故事进行改编与再创作，进一步促进了“三国志”故事在日本各个领域的普及与发展。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末史书《三国志》的完整日译本出版，以及此后90年代在日本传统的歌舞伎表演中引入三国故事等诸多文化层面的创新，日本的“三国志”再创作迎来了一个高潮以及全新时代①。此外，基于综合媒体效应(Media Mix Effect)的作用，日本近年来围绕“三国”故事的再创作活动十分活跃，涉及文学、歌舞、戏剧、动漫等各个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三国”漫画作品的大量创作与发行。据初步统计，从1971年至2011年，日本出版的“三国志”漫画作品竟达124部。而在此期间，由于日本各个时期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各自发展因素的变化，日本的“三国志”漫画作品也随之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此外，在这段时间内，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大事件也给日本“三国志”漫画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基于这一研究背景，本文拟以“三国”故事为原型的日本漫画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其从1971年至2011年为止的创作发展概况进行综述及剖析。文章首先将总结日本各个领域的“三国志”再创作概况，其次将从年度作品出版数、发展时期区分及各时期特征总结这三个方面对日本的“三国志”漫画创作进行全面剖析，旨在此综述与剖析的基础上深入解读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大事件以及不同时期下的社会背景变化对该创作领域的影响。

与中国不同，在当代日本，“三国志”一词一般涵盖了中国史书《三国志》和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两大内容。因此在展开本文之前，需对文中用词所含之意进行解释：意指史书与小说两部作品时本文将采用“三国志”一词，而单独指代各个作品时，将分别采用《三国志》或史书《三国志》，《三国演义》或小说《三国演义》等词汇。

一、“三国志”在日本各领域的再创作

如上所述，湖南文山通过再创作的手法将《三国演义》改编并引入日本后，江户时代的日本文人们开始对其纷纷效仿。此后出现的诸如吉川英治的报纸连载小说《三国志》等作品，进一步促进了现代日本在各个领域对“三国志”进行的再创作。而许多现当代日本作家更是创作出了各具特色的《三国志》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或以特定的出场人物为主人公，或以特定的国家为故事的主舞台，或独具匠心地对故事情节进行虚构，从各种独特新颖的视角创造出了风格迥异的“三国志”世界。

这些“三国志”创作作品大体可以归为正统派和个性派两大类。忠于原著的正统派作品主要有《英雄在此》(柴田錬三郎，讲谈社，1975年)、《秘本三国志》(陈舜臣，文艺春秋，1977～1982年)、《三国志》(北方谦三，角川书店，1996-1998年)等例子。而带有作者独特色彩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例如以宇宙为舞台展开故事的《SF三国志》(石川英辅，讲谈社文库，1995年)，以穿越时空并变成刘备的少女为主角的《奇书三国志》(伏见健二，Sun mark Novels，1995～1996年)，等等。此外，以各武将为主人公展开的列传作品也是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再创作作品大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多样性和娱乐性②。

而随着广告、电视、电影等媒体的普及与升温，以“三国志”为原型的再创作也跳出了传统文学领域的框架，逐渐在其它大众媒体上涌现出来。在1982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人偶剧三国志》深入人心、屡获好评，该作品多次被重播，并以写真集、DVD等形式出售，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追捧。而在1985年，历史游戏开发公司KOEI(原名：光荣公司)发行了《三国志》系列游戏，将日本的三国热推向了另一个高潮。自此，“三国志”游戏作品不仅受到了学生群体的欢迎，甚至倍受众多年轻工薪阶层人士的青睐。后来在2000年，KOEI公司又发售了新的格斗系列游戏《真·三国无双》，进一步提高了日本民众对“三国志”的热情。

此外在其它领域，以“三国志”为原型的再创作作品也屡见不鲜。如1999年4月，日本著名歌舞伎艺术家市川猿之助的超级歌舞伎曲目《新三国志》在全国巡演。该作品首次将京剧的武打元素引入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当中，并用以演绎中国的三国故事，可以说是开启了“三国志”再创作的新篇章。而在大众传播领域，随着《钢铁三国志》③等人气动画作品的热播，日本各领域及文化媒体中的“三国志”再创作如火如荼地展开。

而通过纸质媒体出版的漫画作品，利用文字转换为图像这一特质，给“三国志”的再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1971年开始连载的横山光辉的《三国志》(潮出版社)，不仅开启了“三国志”漫画的先河，也被公认为是日本漫画作品中引发“三国热”潮流的代表作品之一。而从日本“三国志”漫画作品创作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最初的创作多受到来自文学领域的影响。后来，新兴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开始影响漫画领域的创作，使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多种变化。

正如上文所述，“三国志”一词在日本具有双重意义(史书与小说的双重性)这一特点，而这一特点的产生则源于两部作品在日本普及时间上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史书《三国志》虽然早已在日本的贵族阶层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是一般的读者若想通读该书，必须在古文、军事、政治、战术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这一要求使得其在日本一般民众中的普及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小说《三国演义》正如前文所提，由于首位日译本作者湖南文山对原作进行的言语以及架构上的改编，使得其不同于原著的评书模式，而是以日本读者所习惯的叙述故事的模式出现在众人眼前，因此其普及程度远远超出史书《三国志》，也在较早的江户时代时期得以开展再创作。此外，史书《三国志》的完整日译本也相较于小说出现在较晚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因此日本读者在对两部作品的接受上存在着一个时差，也导致了以史书《三国志》为原型的再创作作品的出现时期，要远远晚于以小说《三国演义》为原型的作品出现的时期。而这一观点也可从本文统计的“三国志”漫画的全年新刊出版数这一数据中得到佐证(见图1)。正因为以上所述日本读者对两部作品的认识上的时差，在日本虽然会分别用到《三国志》以及《三国志演义》来指代两部作品，但更多时候会使用“三国志”一词笼统的将两作品一并指代，而本文也将沿用这一方法，以统一文中的词语用法。

二、日本“三国志”再创作漫画作品年表

与中国追求“忠于历史与原著”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日本的“三国志”再创作衍生出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故事情节，而这一特征在漫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为了对日本“三国志”漫画作品再创作的整体出版状况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并为了便于对其创作发展时期和创作倾向进行划分与剖析，笔者将从1971年至2011年为止的作品进行了全面梳理，筛选出可作为研究对象的漫画作品124部。然后在此基础上，按其出版顺序编写成详细的作品年表，而这期间内的新刊出版数则按年份制成如下表格(图1)。

图1 1971～2011年日本“三国志“漫画全年新刊出版数(单位：部)

从图1不难看出，从1971年至2011年，日本的“三国志”漫画作品基本呈现出三个特征明显的变化时期：1)1971年到1990年为第一期，这一时期的年度出版数仅在1部到2部之间浮动，该时期“三国志”漫画作品的出版趋势尚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2)1991年到2003年为第二期，该时期的年度出版数在2部到5部之间浮动，这意味着某种波动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3)2004年到2011年为第三期，这一时期的年度出版数从6部攀升至19部，呈现出了相当迅猛的发展势头。为方便此后的分析，笔者将这三个时期分别命名为萌芽期、渗透期与发展期。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三国志”的漫画作品在这三个时期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而通过深入的研究，我们发现其创作的内容也逐渐趋于多样化。

那么，这三个时期的出版数浮动所呈现的，究竟是“三国志”漫画创作这一领域独有的发展趋势，还是日本漫画出版业界或者是出版业界的整体发展趋势呢？换言之，图1所呈现的“三国志”漫画作品数的浮动，是否可以单纯地理解为日本漫画出版业界或出版业界整体的发展特征呢？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笔者对这段时期日本全国本土书籍的出版总体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查证，考察结果如下图(图2)。

图2 1971～2011年日本年度新刊出版数(单位：部)④

从图2可以看出，1970年至2009年，日本各类书籍的年度新刊出版数一直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2009年共出版了78555部新作，达到该区间的顶峰；此后的2010年虽呈现出略微下降的趋势，但在2011年又回升到了75810部。

此外，通过将图2中用黑线分成的三个区间与图1中同样时期的三个区间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1971年至2011年，日本各类书籍与“三国志”漫画的出版发行状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各类书籍的出版总体呈现出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出版数的递增十分明显；而“三国志”漫画的出版发行经历了由平静开始蠕动、从波动开始上扬、由顶峰略为下滑的过程，其发展轨迹呈现出升落有致、跌宕起伏的特点。

为了进一步证明“三国志”漫画创作发展趋势的独特性，笔者还进一步对日本的漫画作品(包括杂志类与书籍类)的年度新刊出版数进行了广泛且详尽的查证与总结。根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2012年版出版指标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漫画作品的年度新刊出版数是从1978年才开始进行统计的，因此笔者以1978年开始公布的数据为基准，绘制出了下图(图3)。

图3 1978～2011年日本年度漫画新刊出版数(单位：部)

由图3可以看出，日本漫画作品的年度新刊发行量的发展趋势，与图2所示的各类书籍的整体发展趋势基本相同，虽然有部分时期略呈下降趋势，但总体上保持了平稳的上升势头。而在将图3中用黑线分出的三个区间与图1中的三个同时期的区间进行对比后，不难看出，日本“三国志”漫画作品由于其原作在普及上所具有的独特性，呈现出了与其它领域的漫画创作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⑤。

在此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本文中将日本“三国志”漫画作品初步分为了三个发展时期，其区分原因有二：1)基于对其41年间发展过程和出版数据的深入考察；2)出于对各时期社会因素变化的考虑。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三个发展时期逐一进行阐述与剖析。

三、日本“三国志”漫画发展的三时期：概述与剖析

本文将1971年至1990年的这一期间视为“三国志”漫画创作的萌芽期(图1)。如上文所述，在日本以“三国志”为原型的再创作，其实早在江户时代便能见其踪迹。当时的一些大众文学作品虽未直接冠名“三国志”，却是以“三国志”的故事为背景模仿性地创作出来的，其中可以列举出著名的《南总里见八犬传》(泷泽马琴，1814～1842年)等等。而长期以来，这些再创作活动仅仅局限于纯文学领域，在日本民众间的普及面其实相当狭窄。直到1938年，吉川英治的新闻小说《三国志》开始连载，才使得更多的读者能够通过报纸这一大众媒介接触到“三国志”故事。而从此以后，日本现当代的“三国志”再创作才真正拉开了帷幕。

日本学界一般认为，吉川英治的新闻连载小说《三国志》是一个契机，带动了此后各个领域蓬勃兴起的“三国志”再创作活动。特别是从1971年开始，这一再创作活动展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呈现出了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文学领域中的代表著作有陈舜臣、柴田炼三郎等人改编的《新·三国志》，等等；与此同时，横山光辉的《三国志》则开启了漫画领域中再创作活动的先河。然而在70年代初期，日本的“三国志”漫画再创作活动实处于摸索阶段，如图1所示，从1970年至1978年，漫画领域的作品仅仅可列举出横山的《三国志》这一部作品。而前文所提及的陈舜臣、柴田錬三郎等人的文学作品《新·三国志》，实际上也是从1974年才开始进行创作的。也就是说，从1970年代初起，在长达20年的萌芽期中，文学领域中的“三国志”的再创作活动是从1974年起才逐渐增多，而漫画领域中的创作则是经历了8年之久的沉寂，从1979年起才开始增加。

笔者认为，日本“三国志”漫画的创作在1979年以后开始形成的逐渐上升趋势，主要归功于中日两国之间的两个政治大事件：1)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2)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众所周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0年左右，中日两国的关系因历史原因一直处于僵持不下“冷战期”。在这一时期，普通的日本民众若想要接触中国的“三国志”或是相关的古典文献等资料，可谓是困难重重，因此更谈不上对原著作品深入的理解。也就是说，这段时期可以理解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空白期”或“停滞期”。而在这种充满信息交流障碍的社会背景下，要想选取“三国志”作为原型进行再创作，并通过漫画这种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形式，将“三国志”故事、人物及政治思想准确地再现给读者，对于当时日本的漫画家来说，无疑是件煞费苦心的艰巨任务。此外，“三国志”所包含的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既不同于作为儿童文学普及的《西游记》，也不同于作为传记小说为大众所迅速接受的《水浒传》，要想准确地把握“三国志”原作中宏伟的故事构架，并鲜活地刻画出众多三国人物，这对身处文献资料匮乏的国外再创作者而言，绝非易事。再者，要深刻理解三国故事所涵盖的中国古代的政治特征、军事谋略，对于当时日本的作家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令人欣喜的是，1972年与1978年的这两件中日外交史上的政治大事件可以说是打破了这一停滞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中日两国间文化的深入交流，为现代日本作家(包括漫画家)从多方面了解中国古典作品和历史文化提供了极为开放和有利的创作大环境。由此，围绕“三国志”展开的再创作尝试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向：1)尝试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各类要素；2)将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相结合进行再创作，既可还原历史真相，又可增添可读性；3)从新媒体视角进行三国故事的再现，并加以娱乐式的诠释。我们可以看到，自1974年起，日本的文学家们在文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再创作尝试。而之后又以1979年为分界点，日本的漫画家们也陆续创作出版了6部“三国志”漫画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内容也逐步从典型的漫画教育与学习模式蜕变为再创作元素多样化的模式。从这些创作活动与表现形式的改变，也再次验证了此前所提出的三种再创作趋向的区分的正确性。

再举例证明笔者这一推断，前文提及的横山光辉的《三国志》，就因创作背景的变化与所得资料的逐渐丰富，而导致其连载前后期的画风与剧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该作品连载初期的画风来看，主人公从服饰到外貌的设计上很明显地呈现出与中国三国时期的时代特征不相吻合的特点。但随着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作者横山先生得以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了大量关于“三国志”的史料。此后，他在连载中所描绘的主人公的外貌、服饰，以及所使用的兵器造型等，逐渐呈现出了中国三国时期的真实特点，甚至连后期的构图也隐约可见中国连环画的影子。此外，在再创作过程中存在类似调整的作品还有：漫画教育丛书《三国志》(久保田千太郎·田光庆，学习研究社，1979～1980年)；《中国历史4英雄时代-孔明与三国志》(陈舜臣·手冢治虫，中央公论社，1986年)；《学习漫画中国历史3三国志的英雄们(旧版)》(三上修平·贝冢广，集英社，1987年)，等等。

此外，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融入了中国的仙术与妖怪神话元素的“三国志”漫画作品，如《吞食天地》(本宫广志，集英社，1984～1985年)、《诸怪志异(1)异界录》(诸星大二郎，双叶社，1989年)，以及《仙降神龙》(白井惠理子，角川书店，1989年)等等。

1991年至2003年的13年，可视为日本“三国志”漫画再创作的第二阶段——渗透期。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比萌芽期的发展波动起伏明显增多。笔者认为，有两个因素直接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日本“三国志”漫画的创作内容以及整体发展。

第一个因素是，日本首部史书《三国志》的完整日译本《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4三国志》(今鹰真·井波律子·小南一郎，筑摩书房，1977～1989年)最终卷的问世。这一译本共三卷，其内容不仅包含了原作者陈寿的史书《三国志》及宋代追记的注释表《裴松之注表》的日文译本，还以附录的形式添加了详尽的人物介绍及三国时期各势力解说图等丰富的内容。该译本的整个出版过程从1977年起历时13年，至1989年才得以全部问世。而与日本的这一高涨的创作热情相比较，《三国志》的起源地中国大陆却相形见绌：当时在中国，甚至还未能见到这一鸿篇巨著的现代汉语完整译本⑥。受该套《三国志》完整译本的惠泽，现代日本的“三国志”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到被小说《三国演义》所掩盖的历史真相，也使得他们对三国历史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普通的中国民众。此后从1990年起，日本出版界中围绕史书《三国志》进行解析及研究的书籍数量也与日俱增(如渡边精一，讲谈社，1989年；竹田晃，讲谈社现代新书，1990年；今西凯夫，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4年，等等)，毋容置疑，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三国志》完整日译本的出版所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纵观这一渗透期“三国志”漫画作品的创作内容，我们不难发现，以史书《三国志》为原型的再创作作品开始逐渐增加，其中的部分作品甚至还会对小说《三国演义》中不符合史实的虚构情节与人物等提出质疑或否定。

直接影响渗透期漫画创作的第二个因素是：“三国志”漫画的读者群不断壮大。将渗透期的漫画作品与萌芽期的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其尤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在历史与教育类题材的“三国志”漫画作品数剧增，同时“三国志”的影响力也迅速渗透到其它各个漫画领域的创作活动中。而这种强劲的渗透力与衍生力也让漫画研究学者们再次意识到日本漫画创作所独有的“多样性”特征在此的显著体现。日本著名的漫画研究学者四方田犬彦曾以《西游记》的漫画作品为例，详细阐述了日本漫画创作所独有的这一“多样性”特征。四方田通读16种“西游记”漫画作品：从50年代的手塚治虫与杉浦茂的、60年代的前谷惟光与赤塚不二夫的、80年代的小池一夫的、到90年代的鸟山明与漫画太郎的，等等。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自日本战后，“西游记”漫画作品伴随着媒体多元化趋势进行的变化与发展。他提到，从这16部漫画作品中可以看到来自单口相声、好莱坞电影、差别论、中国民间传承、电视游戏等领域的影响⑦。

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三国志”的漫画创作也很大程度地受到了日本的这一漫画“多样性”特征的影响，呈现出了在各个漫画领域中的渗透与发展。而从其内容发展的本质上去思考，不难看出促使这一“多样性”特征越发明显的主要因素即为作品本身的读者群体在不断地壮大，对作品内容的需求也趋向于多元化。笔者认为，在渗透期这一时期，日本的漫画家们是本着“扩大读者群体”这一目的进行创作的，而日本漫画创作独有的“多样性”特征又正好迎合了这一目的，进而成为其实现该目的的手段之一。

2004年至2011年的8年可视为日本“三国志”漫画的发展期。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发展期虽然不足10年，但年度新刊出版数却急剧增加，在2007年竟高达19部，创下整个发展期的最高纪录，然而，在2011年却呈现出了明显的下滑趋势。

从这一时期日本“三国志”再创作作品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发现，不仅在漫画领域，而且在其它大众文化传播领域，诸如电影、游戏、动画等方面，“三国志”的再创作活动都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可以说，这是多媒体多角度同时段同步发生的媒体效应，即现代大众传播中经常提到的“综合媒体效应”所带来的影响。而在这一发展期中，日本“三国志”漫画的再创作活动置身于受到综合媒体效应深刻影响的大浪潮中，作为媒体多元化的体现之一，其再创作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巨大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此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点是，虽然我们可以在漫画以及其它媒体领域中同时看到综合媒体效应的具体体现，但是由于“三国志”漫画创作在艺术及表达方式上都具有其独特性，所以我们必须将其区别看待。换言之，将“三国志”漫画创作上体现出来的综合媒体效应的特征，与其它类别的漫画创作领域或其它媒体领域所体现出来的综合媒体效应的特征进行等同或一概而论都是不合适的。

在综合媒体效应不断深入影响媒体发展的今天，日本“三国志”漫画的创作主要受到了来自宅文化、系列人气游戏、热门电影等三个方面的巨大影响。这些新兴大众传播文化以及传播形式不仅大大促进了“三国志”漫画再创作作品数量的增多，同时也丰富了其作品内容的多元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三国志”漫画的整体创作倾向。

通过本文的综述可以看到，从1970年代初至今的40年多来，日本各领域对“三国志”的再创作活动十分活跃，在文学、歌舞、戏剧、动画、漫画等各类传统与新兴媒体中，以“三国志”为原型的再创作作品可谓层出不穷。而本文以1971年开始连载的横山光辉《三国志》为起始至今发行的124部“三国志”漫画作品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年度出版数统计、发展时期划分、特征总结等三个方面的具体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对萌芽期、渗透期、发展期作品的特征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不同时期作品的发展与变化不仅受到中日关系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日本漫画创作所独有的内容“多样性”特征。在“综合媒体效应”的大背景下，日本的“三国志”漫画创作正从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多媒介、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注：

① [日]杂喉润《三国志与日本人》，讲谈社现代新书2002年版，第75页。

② [日]《三国志特集》，《别册Pafu小说特集号-活字俱乐部》1998年，第8-12页。

③ 日本文化放送电视台从2007年1月6日起至12月29日播放由钢铁三国志制作委员会根据三国志改编拍摄的动画作品。官方网址http：//www.nasinc.co.jp/jp/koutetsu-sangokushi/

④ 日本新刊出版部数的收录范围从1995年开始改变，较以前的收录范围扩大了许多(图2中的重黑线为分界点)。

⑤ [日]社团法人《2012年版出版指标年报》，全国出版协会、出版科学研究所，2012年版，第1-16页。

⑥ 倪永明《中日〈三国志〉今译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⑦ [日]四方田犬彦《漫画原论》，筑摩书房1994年版，第310-352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王思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