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围绕着它，和它有关的都是从往事里抓出来的片段回忆，在随想里留下来的思绪点滴。”（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我曾经有过多次调京工作的机遇，都功败垂成，说起来，令人唏嘘，也引发深思。如今耄耋已逾，回首前路，有“京梦”累累皆惊梦之感，祸兮福兮，均无依凭，唯感叹“命运”之臂强劲，人谁能违？

所谓微尘滴水映大千，我现在回顾的这些往事，虽然在个人来说是平生运命、事业大局；但在社会层面上，不过是飘风吹轻尘，微微不足道哉。不过，我所经历的，倒也反映了一些时代的印迹、文坛的风情、世态的演变，算是一点“历史的细节”吧，或可供消遣一顾。

那是上世纪的1978年十月仲秋季节，我在全家插队昭乌达盟敖汉旗10年之后，在隐姓埋名二十多年之后，重返沈城。本来半年前调令即已下达，重回报社；虽然我学的是新闻专业，新闻工作又是老本行，但回顾近二十年的从业经历，除了一篇报告文学《永生的战士》，引发全国学雷锋活动，算是一点成绩，所剩就是二度遭难的沉重记忆了。而且自己向来属意学术研究和理论思维，所以怀揣调令，坚持半年不肯报到，终于离开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转行到新组建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翌年初，右派改正之后，即负责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其时，原先主要负责所务的，是新闻和文艺界的宿将戈扬。但不久，她就奉调回京全力主抓《新观察》的复刊工作。并且拟调我去京给她当助手。这是我人生历程上，第一次遇到“调京工作”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