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



《金瓶梅》“欣欣子序”系杭州书商鲁重民所作

·叶桂桐·

摘要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它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一样，都是武林(杭州)辉山堂刻本，辉山堂的老板是鲁重民(字孔式)，“廿公跋”的作者是鲁重民，“欣欣子序”亦鲁重民所为。

关键词《金瓶梅》“欣欣子序”书商鲁重民

引诗：“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一提起《金瓶梅》的作者，人们自然会想到“兰陵笑笑生”，因为自从20世纪以来，《金瓶梅》的各种版本上都是这样印着的，而各种文学史教科书上也都是这样写着的，各种类型考试的标准答案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许人也？《金瓶梅》作者到底是何方神圣？这却已经成了千古之谜。

众所周知，“兰陵笑笑生”源于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序”。

其实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它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一样，都是武林(杭州)辉山堂刻本，辉山堂的老板是鲁重民(字孔式)，“廿公跋”与“欣欣子序”的作者都是鲁重民。

一、明人眼中的《金瓶梅》

《金瓶梅》一问世，还在以抄本方式流传的时候，就毁誉参半。目为淫书者有之，视作“稗官之上乘”者亦有之。但认为《金瓶梅》与政治有关则是比较普遍的看法，而其中尤以谢肇淛、沈德符最有代表性，而且他们也都是《金瓶梅》流传过程中的知情人。

谢肇淛云：“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井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沈德符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二、《金瓶梅》的政治历史框架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以《水浒传》续书的面目出现的，它以《水浒传》中的第23—26回的武松故事为基本框架。《水浒传》是讲史与“小说”融合的产物，其整体框架是《大宋宣和遗事》。《大宋宣和遗事》属于讲史，讲述北宋末年奸臣乱政，终于天下大乱，金人入侵中原，大宋亡，不得已朝廷南迁。而这正是《金瓶梅》作者反复强调的政治主题：

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

官吏逃亡，城门昼闭，人民逃窜，父子流亡。但见烟尘四野，日蔽黄沙，男啼女哭，万户惊惶。正是得多少宫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

一日，不想大金人马抢了东京汴梁，太上皇帝与靖康皇帝，都被虏上北地去了。中原无主，四下荒乱。兵戈匝地，人民逃窜。黎庶有涂炭之哭，百姓有倒悬之苦。大势番兵已杀到山东地界，民间夫逃妻散，鬼哭神号，父子不相顾。(第100回)

北宋末年与明代末年形势极为相似。奸臣误国，导致满人入侵乃至入主中原，北宋末之金人，与明末之满清为同族，都属于女真。

《金瓶梅》作者曾经不止一次地交代过其写作《金瓶梅》的用心，那就是奸臣误国，倾覆天下。比如在第70回《西门庆工完升级，群僚庭参朱太尉》的结尾时写道：

正是：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听说：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钦北狩，高宗南迁，而天下为虏，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尽，有诗为证：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因此《金瓶梅》中的奸臣误国以及北人南侵大肆杀戮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共鸣，激起民族感情，亡国之痛。

三、丁耀亢用写《续金瓶梅》反清

大肆杀戮，亡国之痛，这大概也正是丁耀亢之所以要为《金瓶梅》写续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丁耀亢看来，明朝之所以亡了天下，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明末乃至自明中后期以严嵩等为代表的权奸佞臣以及吴三桂等卖国贼造成的，这些人实在是万恶不赦的大恶人，应该得到更大的报应。所以《续金瓶梅》第七回《大发放业鬼轮回，遭劫数奸臣伏法》便一定要让童贯、蔡京等大奸臣下地狱，遭轮回之苦。

张邦昌做儿皇帝，自然要现世报应：“推上西市，钉上木桩，问了凌迟之罪。这百姓们恨邦昌受金人伪命，都来争割他肉吃。这才是奸臣的结果。”(第21回)

对于那作金人内应陷了扬州的苗青和蒋竹山，则第56回“戒导品”《扬州城分剐苗员外，建康府箭射蒋竹山》用一回来专叙其下场，其结局之惨烈，我们从回目中即不难看出。

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因果报应。丁耀亢把最大的因果报应用来指满清统治者。一部《续金瓶梅》从开头到结尾，一直穿插着金人的南侵，攻州拔城，杀人如麻，烧、杀、淫、掳，无恶不作。血洗扬州，“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那些北方鞑子……将我中国掳去的男女，买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条穿透，拴在胸中琵琶骨上。白日替他喂狗打柴，到夜里锁在屋内。买的妇人，用一根皮条，铁钉穿透脚面，拖着一根木板，如人家养鸡怕飞一样。”

很显然，《续金瓶梅》中的金人即指清人，大宋就是大明。但清人入关，其烧、杀、淫、掳的罪行远远超过了金人。那“扬州十日”远远超过了金人的血洗扬州。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对金人所犯罪行的愤怒谴责也就是对满清统治者的谴责。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丁耀亢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当今皇上。《续金瓶梅》所引用的书目第一种就是《今上皇帝御序太上感应篇》，而且“十九以《感应篇》为归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全书结束时又说道：“我今讲一部《续金瓶梅》，也外不过此八个字，以凭世人参解，才了得今上圣明，颁行《感应篇》劝善录的教化，才消了前部《金瓶梅》乱世的淫心。”第64回中南宫适所说的关于篡夺夏太康天下的羿和奡两个大恶人的议论，以及全书中对于金统治者的代表人物金兀术的描写，都可以使人联想到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当今皇上。

《续金瓶梅》“十九以《感应篇》为归属”，“这一部《续金瓶梅》替世人说法，做《太上感应篇》的注脚”(64回)。读《续金瓶梅》，我总觉得丁耀亢其实是要感应“太上”，即感应“今上”，使其止杀，这就颇有点邱处机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的意味了。当然这“太上”也可以是真正的“太上”，丁耀亢要借“太上”之力来扫荡一切害人虫，来涤荡人世间的一切污泥浊水。

丁耀亢作《续金瓶梅》，正因为书中有这些太刺清人眼睛的词儿，就坐了一百多天监狱，差一点丢了性命，却瞎了一只眼；因此后来的刻印者不得不将《续金瓶梅》改为《金屋梦》《隔廉花影》，并去掉或者改换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字眼。

用《金瓶梅》反清，张竹坡也这样做过。

张竹坡《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刘辉先生认为，“此本系第一奇书之原本，刊刻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此时虽然距离清人入关已经半个世纪了，流血已经被时间所冲淡，但“第一奇书本”《金瓶梅》把《金瓶梅》中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词儿都做了修改，比如将“虏患”改为“边患”，将“夷狄”改为“边境”，将“匈奴”改为“阴山”，将“突厥”改为“河东”等等才得已流传。但好景不长，第一奇书不久也就成了禁毁书。

四、《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的用意也是反清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者为杭州书商鲁重民

《新刻金瓶梅词话》是武林辉山堂刻本，辉山堂的老板是鲁重民。鲁重民刻印《新刻金瓶梅词话》，也是上述这种反抗方式的演绎。

1.《廿公跋》是关键

要探讨《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版权，《廿公跋》是关键。

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有三篇序(跋)言，这就是“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其中“廿公跋”最短，只有92个字(“廿公书”三字不计)。但这短短的跋语，无论对于理解“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崇祯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还是对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等重大问题，都是关键之一。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我在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一文中对于“廿公跋”曾经做过缜密的考证①。

众所周知，“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又可以大别为两个子系统：一是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无“廿公跋”，这一系统本以通州王孝慈藏本最有代表性，但如今下落不明，只能以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二是每半页11行，每行28字，有“廿公跋”，这一系统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另一存世者在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内阁文库藏本为同一版刻)。可见，“廿公跋”只见于第二种“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中。

日本学者荒木猛先生对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进行了认真考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②。

原来，这一刻本装订为20册，其封面是用该书肆刻印的别的书的废书页折叠起来的，根据这些废书页，可以断定该书肆为杭州鲁重民的书肆。

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为鲁重民所刻印。那些用作封面的废书页，其中一种是该书肆刻印的《十三经类语》一书的，而《十三经类语》一书序言的署名落款时间是崇祯十三年(1640)。《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然刻于其后。假定《十三经类语》刻于崇祯十三年，那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当刻于崇祯十四至十六年。因为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而“廿公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显然是明人的口气，因此《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本)当刻于崇祯十四至十六年(1641—1643)，“廿公跋”亦写于此时。

“廿公跋”就出于鲁重民之手。当然，也不应完全排除鲁重民请其友人或者在其书坊刻印书籍的文人代写“廿公跋”的可能性。

2.《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者也为杭州书商鲁重民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本)之后(详下)，即刻于清初。“廿公跋”不见于第一代崇祯本，也不见于初刊本《金瓶梅词话》，除了《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外，仅见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如果不是鲁重民刻本，他完全没有必要收录“廿公跋”。因为“廿公跋”出现于崇祯末，《新刻金瓶梅词话》要伪装为“万历本”反而会露出作弊的马脚。而《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鲁重民所刻，则收录“廿公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退一步说，如果《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鲁重民所刻，刻印者即使收录“廿公跋”，那么他对《金瓶梅》三个序、跋，也决不会采用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编排顺序。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比较完整的本子共有三个，即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和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本，应该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最为有代表性。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对《金瓶梅》三个序、跋，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编排顺序：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

这里首先应该对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三个序、跋的编排顺序，做一番认真的考证。

(1)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云：

“首欣欣子序。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③

(2)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说：

序文：有三。

(一)署名欣欣子的《金瓶梅序》。

(二)仅识一《跋》，署名廿公。

(三)1617年(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④

(3)鸟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新刻金瓶梅词话》100回，民国22年(1933)3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刊本，天理大学藏本曰：

卷首正文前有具名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六页(行格五行，行十二字)，廿公的跋一页，题为东吴弄珠客与万历丁巳季冬作的《金瓶梅序》二页(行格七行，行十四字)……⑤

按：鸟居久晴先生写此文时没有见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因此他说：“现在虽然不能见到它，但幸亏有下列影印本，故还能窥见其全豹。”

(4)梅节《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中三序跋之关系：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跋。

校记说：“跋：廿公书：馆本在弄珠客序前。”

按：梅节先生的所谓“馆本”即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⑥

可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三个序跋的顺序是：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

众所周知，“欣欣子序”既不见于初刻本《金瓶梅词话》，也不见于两代崇祯本《金瓶梅》，它显然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时加上去的，因此刻印者把“欣欣子序”放在第一的位置是可以理解的。东吴弄珠客序写作的时间是万历丁巳，不仅见于第一代崇祯本《金瓶梅》，也出现于初刊本《金瓶梅词话》的卷端，而“廿公跋”不仅晚出，而且仅见于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因此“廿公跋”很自然的应该排在“东吴弄珠客序”的后面。就是从序、跋之间的正常逻辑顺序而言，“廿公跋”也应该排在“东吴弄珠客序”的后面。

如上所引，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云：“首欣欣子序。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孙楷第先生似乎很不细心，居然把三个序跋的顺序都搞错了。其实不然，孙楷第先生与徐森玉、赵万里先生是最早在北京琉璃厂文有堂发现，并替北平图书馆购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的，他对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非常熟悉(《重订通俗小说书目序》，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但因为孙楷第先生是从逻辑的顺序来记叙三个序跋的，“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都是“序”，故连类一并叙述，而“廿公跋”是跋，故放在其后叙述。

我之所以说如果《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鲁重民所刻，刻印者即使收录“廿公跋”，那么他对《金瓶梅》三个序、跋，也决不会采用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的编排顺序，这也不是仅凭主观的想象。香港梅节先生于《金瓶梅》研究、校对用功甚巨，而且非常清楚《新刻金瓶梅词话》(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之原貌，但其梦梅馆《金瓶梅词话》则将三个序跋的顺序编排为：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

要而言之，“廿公跋”既出于鲁重民之手，《新刻金瓶梅词话》(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将三个序跋的顺序编排为：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廿公跋”与“欣欣子序”都出自武林辉山堂老板鲁重民的另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关于《金瓶梅》一书的名称问题。

众所周知，从《金瓶梅》刚一问世，还在以抄本方式流传时，直到明末，乃至清代，一提到《金瓶梅》，一般只有两种说法：或简称《金瓶梅》(绝大多数人)，或称为《金瓶梅词话》(个别人)。其实还有第三种称法，称为《金瓶梅传》。这第三种称法，只存在于“廿公跋”与“欣欣子序”。这种独特的称法，正是“廿公跋”与“欣欣子序”出于同一个作者的最好的证据。

3.“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之间的内在关系

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新论》中对于《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的三篇序——“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之间的内在关系做过认真的探讨。

“东吴弄珠客”序题写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廿公跋”题写于崇祯十四年到十六年之间。350多年过去了，却很少有人认真去思考一下这两个序言之间的关系。经过认真分析，我认为“廿公跋”的矛头是直接指向“东吴弄珠客”序的，是对“东吴弄珠客”序的批判。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来看看这两篇序言所表述的主要内容。

先看看“弄珠客”序的主要内容：

起：“《金瓶梅》，秽书也。”这是该序的中心论点。

承：“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直承“秽书”而来，不能因为袁中郎极口称赞，就改变其“秽书”之性质。

转：“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指出作者虽作此“秽书”，但目的是为了戒世。

合：“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如果不“识得此意”呢？那么，《金瓶梅》作者和袁中郎就无疑都成了“导淫宣欲之尤矣”。

我们不难看出，“弄珠客”序虽然提示人们，《金瓶梅》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戒世的，但不可否认，《金瓶梅》是“秽书”。

如果我们把“弄珠客”序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关于《金瓶梅》的那段话对照起来看，会看得更为清楚。沈德符说：“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匣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沈德符说《金瓶梅》是“秽书”，一旦板行，则坏人心术，罪不可赦。“弄珠客”序超出沈德符的地方是以为《金瓶梅》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戒世，但不否认《金瓶梅》是“秽书”。

我们再来看看“廿公跋”的观点：

起：“《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这是中心论点。

承：“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这是说《金瓶梅》中虽然有淫秽之处，但正如《诗经》中的“郑卫”之风，连孔夫子都不删。

转：“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这是说《金瓶梅》作者、刻印者都功德无量。

合：“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这是说把《金瓶梅》看作“淫书”(“秽书”)，是无知，这是既不了解作者心意，也冤屈了刻印者。

把“廿公跋”与“弄珠客”序进行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廿公跋”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弄珠客”序言的：“不知者竟目为淫书”是针对“《金瓶梅》，秽书也”；“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是针对“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盖有所刺也”是针对“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是针对“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是针对“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

应该承认，“弄珠客”序不仅已经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有意戒世的，而且已经看到了书中所描画的以西门庆、应伯爵以及诸丑妇为代表的社会丑类，“令人读之汗下”。但其着眼点或侧重点则仍在书中的淫秽描写，所以始终不能跳出《金瓶梅》是“秽书”的圈子，因此耽心此书流行可能会有“导淫宣欲”之结果。但“廿公”比他站得更高，强调《金瓶梅》不是秽书，强调《金瓶梅》是“有所刺”，认为《金瓶梅》之流行将功德无量。他所最为不满意于“弄珠客”的就是“弄珠客”给《金瓶梅》所下的“秽书”的断语，其立论之出发点或基础也正在于此。

而分析一下“欣欣子序”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该序开始是紧承“廿公跋”而来，其“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直承“廿公跋”之“盖有所刺也”；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议论则直承“廿公跋”之“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也就是说“欣欣子序”充分肯定了“廿公跋”的《金瓶梅》不是淫书的观点。但“欣欣子”序并没有停留在“廿公跋”的基点上，他又大大地加以发挥与升华，他把“欲”与“情”与“人生”连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还把个人命运和家国之治，同“时运代谢”连在了一起；他还并不就停留在人生与政治的层面，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这就不仅直承和呼应“廿公跋”，而且从更高的层次批评了“弄珠客”之序。

就风格而言，“弄珠客”序虽亦庄亦谐，但不免时露轻佻与油滑；“廿公跋”则充满激情与义愤，其“特为白之”则近于呐喊；“欣欣子”序则放纵恣肆，而不失旷达。

而如果从上述沈德符的那段关于《金瓶梅》的议论开始，到“弄珠客”序，到“廿公跋”，再到“欣欣子序”，这中间认识进步的层次性与前后因果承袭的连续性昭然若揭。

(二)《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的用意也是反清

鲁重民在刻印《新刻金瓶梅词话》时，除了加上“廿公跋”之外，还留下了其他一些足够证明他刻印此书的证据。

1.四首引词行香子

《新刻金瓶梅词话》引了四首《行香子》词放在卷端作为开篇。据徐朔方先生考证⑦，这些词牌是《行香子》，《词林纪事》中曾录过三首。

《新刻金瓶梅词话》：

阆苑瀛洲，金谷陵(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是好)，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乞查(一方)儿小小池塘。高低迭峰(嶂)，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香)。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尽)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烘)茶)，热烘(净洗)盏，浅(滚)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乱)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安)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图)些话(画)，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衔杯。

《水浒传》开首的引词：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翦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形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煞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水浒传》的引词对于小说作家、编辑者及出版商本身的自我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自称为“俊逸儒流”。

这一时期的这种小说作家、编辑者及出版商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在出版、编辑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通俗小说作家兼出版商的余象斗身上，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余象斗曾多次把自己的图像刻印在他所刻印的图书上，对于其中的一幅图像，王重民先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中《海篇正宗》提要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图绘仰止(按：余象斗字仰止)高坐三台馆(按：三台馆是余象斗的书坊之一)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⑧

将《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引词与《水浒传》的引词，特别是同余象斗的以王者自居的态度相比，那么，“兰陵笑笑生”借这四首《行香子》引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则未免过于消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水浒传》引词和余象斗都是大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事情了，而“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则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满族人统治的时代。在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明清的易帜，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明人不仅是亡了国，而是亡了天下。在经历了无数的反抗斗争失败之后，此时此刻，摆在汉族知识分子面前的其实只剩下了两条可供选择的路：降清事清，隐居山林。这两条路都有人在走。而在这时，在大多数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仍然以为前一条路是卑下的，走后一条路的人才是值得赞扬的。“兰陵笑笑生”借四首引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就是要走后一条路，因此，从儒家的正统的或传统观念来看，也是值得赞扬的，在消极中寄寓着抗争。

中国是诗的国度，现成的诗词汗牛充栋，“兰陵笑笑生”为什么偏偏要引用这四首《行香子》词呢？因为这四首《行香子》词中至少有三首在当时被认为是宋末元初由俗入僧的明本的作品(《词林记事》)，而明本(天目中峰禅师，与赵孟为方外交)所处的时代与“兰陵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太相似了，都是异族入主中原的时代。明乎此，则“兰陵笑笑生”的用意也就十分清楚了。

2.四贪诗

《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四首《行香子》之后，又增加了“酒、色、财、气”等四首“四贪诗”。“四贪诗”虽然不能精确概括《金瓶梅》的主题，但却至少在行文上可以起到一种过渡作用，与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的开头相呼应。

词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须知。“丈夫只手把吴钩”，吴钩乃古剑也，古有干将、莫、太阿、吴钩、鱼肠、躅之名。言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蜺，不免屈志于女人。

题起当时西楚霸王，姓项名籍，单名羽字。因秦始皇无道，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国，坑儒焚典。因与汉王刘邦，单名季字，时二人起兵，席卷三秦，灭了秦国，指鸿沟为界，平分天下。因用范增之谋，连败汉王七十二阵。只因宠着一个妇人，名唤虞姬，有倾城之色，载于军中，朝夕不离。一旦被韩信所败，夜走阴陵，为追兵所逼。霸王败向江东取救，因舍虞姬不得，又闻四面皆楚歌，事发，叹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毕，泪下数行。

崇祯本《金瓶梅》将此话本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而言，这种改写是有道理的；但从“讲史”的角度而言，则词话本显然更为本色、深沉，更富于厚重的历史感。

3.欣欣子序

当然，用刻印《新刻金瓶梅词话》来反清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加在该书卷首的”欣欣子序”。

(1)《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年代是要害

众所周知，最早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在存世的共有三种全本(个别缺页不计)和一种残本。这些藏本除一种全本现存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之外，其余几种均在日本。目前中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上述几种早期《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同版，只是印刷时间不同。对于这几种藏本的刻印年代，学者们曾作过版本鉴定：郑振铎先生以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氏据字样推定日本慈眼堂藏本为崇祯年间刻本。大多数学者以为上述这几种早期藏本是“万历本”，个别学者以为可能是天启年间的刻本，而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它们是明代刻本的。但我却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清初的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对此，我们不能不作认真的考证。

《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年代的上限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因为该书卷端的东吴弄珠客序题署的时间就是这一年；其下限不会晚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为日本德山毛利氏藏本就在这一年被著录于书目之中了。这一时段跨度较大，要考证其具体年代，我以为应该从《新刻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入手。

(2)《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印于清初

A.“欣欣子序”写于崇祯十四至十六年之后

如上所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刻于《十三经类语》之后，那么其刻印时间已经到了崇祯末年(从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只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崇祯十七年也就是顺治元年)。《新刻金瓶梅词话》收入了“廿公跋”，证明它又晚于日本内阁文库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则其刻印时间最早只能是顺治年间。”欣欣子序”正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时加上去的。

B.《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时无任何避讳

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的上限不会早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其下限不会晚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从明万历到清康熙这一时期中，刻书很重避讳的是天启、崇祯、康熙，不十分讲究避讳的是万历与顺治(康熙初年也不特严)。《新刻金瓶梅词话》无任何避讳，证明它只可能刻于万历或顺治(或康熙初年)。

C.“欣欣子”已经透露了自己写作序言的时间

“欣欣子”序言中说：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辉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眼光敏锐的郑振铎先生已经发现了“欣欣子”序言中这段文字的矛盾，所以他对这段文字加了如下的按语：

按《效颦集》、《怀春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之间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浚、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浚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⑨

但由于郑振铎先生拘于《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万历中期的成见，所以他虽然发现了“欣欣子”序言中这段话的矛盾，却并没有真正予以解决，而自己又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万历年间的人把万历年间的人称为“前代骚人”。

我以为：第一，从上下文的语气来看，“欣欣子”的这段话里的“前代骚人”是包括《如意君传》和《于湖记》的作者在内的。第二，这些“前代骚人”中，《莺莺传》的作者元微之是唐朝人，《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是宋元人(那时人们认为罗贯中是宋元人，至少是元人)，其余的作者则是明代人。第三，如果我们把“前代骚人”中的“代”字解为“朝”字，而把“欣欣子”写序的时间放在清代，那么这些“前代骚人”中有唐人，有宋元人，有明代人，这就豁然贯通了。

又，“欣欣子序”说：

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

这里的所谓“世运代谢”“凶祸”“蒙耻辱”正是指清人之入关杀戮，明清易帜、改朝换代。

4.《新刻金瓶梅词话》与《经史子集合纂类语》

《新刻金瓶梅词话》与《经史子集合纂类语》均为辉山堂刻本(《经史子集合纂类语》与金陵汪复初同梓)，鲁重民的学生马士斐在《类语后序》中说：“是书之裨学业，翼政治，镜古今而勒理乱……”

当代版本学家王善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加按语说：

按此书自序及辉山堂《告白》，重民原有《十三经类语》及《子史类语》，未纂集部，因再纂出，与经、子、史《类语》汇成一编，芟繁就约，题为今名，重民及马士斐序题甲申桂月，时崇祯既死，福王即位于南京，士斐犹冀是书能助成中兴之业，不思著书如此，焉能挽狂澜于既倒也！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鲁重民等人在明清易帜之际，其刻书之目的乃为政治；而崇祯既死，鲁重民及马士斐序题甲申桂月，由此不难看出，他们对清人的仇恨可谓是不共戴天。而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的“欣欣子序”之反清倾向也非常明显。“欣欣子序”一开头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结尾又云：“吾故曰：兰陵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谓也。”所谓“时俗”，即“时政”也，“有谓”即“有为”也。

无独有偶。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用写《续金瓶梅》反清的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也是在杭州创作的，可见当时杭州弥漫着浓厚的反清氛围。《续金瓶梅》完稿于顺治末年，他似乎没有见到辉山堂刻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否则，他不会对“兰陵笑笑生”不置一词，而只是说有位君子作《金瓶梅》。《新刻金瓶梅词话》或许在《续金瓶梅》完稿之后才出现，那就已经到了康熙年间了。——当然也不排除《新刻金瓶梅词话》已经刻印，但丁耀亢没有见到。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实刻于清初，它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第二代“崇祯本”《金瓶梅》)一样，都是武林(杭州)辉山堂刻本，辉山堂的老板是鲁重民(字孔式)，“廿公跋”与“欣欣子序”都是鲁重民所为。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四库禁毁书(含补编)中有两种也出自辉山堂：《经史子集合纂类语三十二卷》(子部21册)，《子史》20卷(补编42册)。辉山堂刻印的图书现存世者还有多种，这里不一一列举。

对于这些版本的用纸、用墨以及字迹(当时各书坊写工不同)等等，我们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鉴别，《金瓶梅》版本与作者研究已经进入到可以科学操作的阶段了。

准此，则“兰陵笑笑生”之谜可以接近揭开了。

注：

①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② 荒木猛《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藏本)的出版书肆》，黄霖、王安国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30-138页。

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页。

④ 胡文彬《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⑤ 黄霖、王安国《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6-17页。

⑥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⑦ 徐朔方《关于〈金瓶梅〉卷首“词曰”四首》，收入《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82-184页。

⑧⑩ 王善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⑨ 郑振铎《论〈金瓶梅词话〉》，原载《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转引自《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魏文哲

补正材料一则：

关于《〈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主题源流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思考》论文中原文：

“三是明朝董得镛、孔昭甫所撰的寓言集《可如之》中‘秦吉了崇节’的故事(出自《可如之》卷一《崇节》)。”

——出自《〈聊斋志异·鸲鹆〉故事主题源流与文言小说故事问题思考》(《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2期)

原参考材料：

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考证后修正为：

明代董德镛，所著寓言集《可如》中“秦吉了崇节”的故事(出自《可如》卷一《崇节》)。

佐证材料：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原著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整理者四库全书研究所)

见“可如”条目([总]杂家存九 3-8151749页)：

可如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董德镛撰，德镛字孔昭，鄞县人。其书取禽兽鱼虫之事合于忠孝节义者，分类摘录，共六十三门。每门又各为标目，皆冠以“可如”二字。如云“可如鸭”、“可如鹅”之类，颇为近俚，自序谓：“诸书所载，散见而不聚，隐而义未显，故特表以出之。其名禽兽鱼虫，其事则人也。其曰可如者，盖心存乎劝戒也。”逐条之下，附以评语，大抵愤世嫉俗之词，有所激而然也。昔开封阮汉闻嫉明末将帅之怯懦，因辑古来妇人行兵制胜之事，编为二卷，题曰《女云台》，以深愧之。德镛此编，其用意与之相类。盖明之末造，人心世道无不极敝，故士大夫发愤著书，往往如是云。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一四九》(齐鲁书社1995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

见“[明]董德镛撰 可如六卷(存卷一至卷三)浙江图书馆藏清钞本”条目：第193-250页

见“[明]董德镛 孔昭甫著名可如之卷一·秦吉了·崇节”篇：第194-195页

3.《古代汉语词典(缩印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

见“甫”字释义(第428-429页)：

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仪礼·士冠礼》：“曰伯某~，仲、叔、季，唯其所当。”(郑玄注：“甫，是丈夫之美称。孔子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类。”)

总结：

明代董德镛，字孔昭，其所著寓言集名为《可如》。“崇节”篇见于《可如》卷一之“秦吉了”“鹦鹉”系列故事之首篇。原论文中以其作为“鹦鹉人性化”故事主题源流之一，并无讹误。

论文原参考资料，即朱一玄先生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转引聂石樵先生的《聊斋志异本事旁证》，将篇名标为“可如之”，将作者标为“董得镛、孔昭甫”，属于讹误。实则四库全书存目有“董德镛 孔昭甫著”之字样，经考证，“孔昭”为其字，“甫”为敬称，亦符合古人语法习惯。

特此补证。

(李苗苗杨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