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



关于“律设大法，理顺人情”
——《儒林外史》注释琐谈

·陈美林·

摘要汤奉所云“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建文谕诰中便有此语，注释中补出此节，可使作品的现实感更为突出，并借此例说明注释确是“水磨工夫”。

关键词注释法情建文

一

《新批儒林外史》(下称“新批本”)于1989年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前后印行七次。经过修订，于2002年1月由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次批评本，更名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下称“清批本”)，将“新批”发稿前夕被总编撤下的注释经补充修改后全部纳入，对夹批、回评也做了修订，重新撰写了前言。当时有人建议做成一个定本，起初笔者也有此意，但在此后的翻阅中发现仍有可更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便继续修订，于2009年2月出版了第三次批评本(下称“清增本”)，在后记中乃写道：“对一部作品的理解和诠释，是离不开读者(批评者)的人生阅历和审美意识的，而阅历的丰富，眼识的提高，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对一部作品的诠释和评说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出现了既往的批评者曾多次批评同一部作品的现象，即以《儒林外史》而论，不但有数家批评过，而且天目山樵(张文虎)一生就批评过四次。因之，“清增本”见书后，笔者也不时予以修订，终于在2014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四次批评本《陈批儒林外史》(下称“陈批本”)套色本。历经四分之一世纪，笔者前后也批评了四次。但对该书的批评是否就此终止？社会在发展，学术在进步，即使已届“老耄”之年，精力不济，也自会有人继续，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代有一代的批评者。因此，笔者也绝不敢以“陈批本”为“定本”，在不时检阅中，也发现种种不足，例如全书插图，“清批本”由责编请当代画家为之；“清增本”责编则删去；“陈批本”又由责编不辞辛苦地从北京图书馆所藏上海受古书店石印本中移来，但未能在书中有所说明。此外，文字校对也偶有不到之处，注释亦间有可进一步完善的条目，现仅以一条注释为例予以说明，盖此条补充之内容，可供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作品的内容、作者的史识。

二

《儒林外史》第六回“乡绅发病闹船家，寡妇含冤控大伯”中，叙写到广东高要县乡绅、贡生严大位拦人的猪，讹人的钱，劣迹斑斑，甚至对其亲弟监生严大育的遗产也巧取豪夺，占去大半。弟妇赵氏由妾扶正，在其独子夭折后，便欲立大伯严贡生的幼子为嗣子，大位不从，反趁其长子完婚之际，公然夺占亲弟房产，赵氏乃状诉到县里，知县汤奉原就厌恶严贡生欺凌乡里之种种恶行，便判道：“‘律设大法，理顺人情’，这贡生也忒多事了……如严贡生不愿将儿子承继，听赵氏自行拣择，立贤立爱可也”。

“律设大法，理顺人情”，建国后出版的几个注本，如张慧剑本、南京师院本、李汉秋与杜维沫合作本等，均未出注。笔者之“清批本”中有注，云：

意谓虽有律令规定，但实际处理也要合乎人情。又作“礼顺人情”。《后汉书·卓茂传》：“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卓)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

尽管“新批本”出版后有书评三十余篇，但无涉及注释者，因其本中并无注释。“清批本”见书后，亦有二、三十篇书评，颇有涉及对该本注释之品评，甚至有专门针对注释而撰写的评论，如《用详尽的今注诠释明清文化》(《中国图书评论》2002年10期)，该文先比较了几个注本的注释条目数量，张慧剑本942条，南京师院本1098条，李汉秋、杜维沫本824条，而“清批本”则为1987条。进而评说“清批本”评者“广搜博采，从详下注，不仅将每一条目字面上的意义阐释清楚，还不时旁及与该条目有密切联系的有关知识，注释与小说正文浑然一体，使《儒林外史》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涵容的文化信息更为丰实，更为密集”。有的书评则全面评述了“清批本”的前言、夹批、回评，以至跋语，其中也有专门涉及注释的段落，如《伟大也要有人懂》(《中华读书报》2002.3.27)就评说，“小说中的成语、方言、俗谚、庾词，旧时的制度、名物、掌故等，都作了精当的诠释，引经据典出语源、示例证。这都很费心力，前人称之为‘水磨工夫’……这个评本注释的精善，在近几十年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经典版本中，也是很见功力的”。

三

虽然“清批本”注释获此好评，但笔者仍在不断完善。即以“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一条而言，前两年为撰写《为吴敬梓“让袭”说“寻根”小议》(《寻根》2012年5期，但有错行，收入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出版的拙作《独断与考索》中，已为更正)时，再次细研有关史籍，颇有所得，并见明季文献中有此语，但“让袭”文中无必要引入，乃另书一纸，夹在“清批本”中，但在修订“陈批本”时一时忘却，未曾补入，及至“陈批本”见书后，寻出此纸条，为此只得写此短文补叙。

明季建文帝的谕诰中有此语，《儒林外史》情节托为明朝故事，而吴敬梓又引此语入小说中。在“清批本”中引用《后汉书·卓茂传》中此语之后，如再加引建文所言，对于更深入的理解小说的内涵和作者的思想当更有助益。

朱元璋经过多年的戎马生涯，“武功告成，天下归一”(《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建立明朝，年号“洪武”，而继之登皇位者为皇孙朱允炆，定年号为“建文”。这正体现了“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礼记·祭法》)的儒家传统思想，如同陆贾对“马上”得天下的刘邦所言“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汉书·陆贾传》)。

朱元璋即位之初，认为“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明太祖实录》卷21)，于吴元年(1367)即命中书省定律令，几经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布《大明律》，又“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明史·刑法志一》)，一时刑用重典，以之为长治久安的统治之需。朱允炆即位后，便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明史·刑法志一》)可见其在施法之际，也考虑到人道、伦理、道德等因素。

朱允炆也确实如此施政，“即皇帝位”便“大赦天下”，于建文元年春正月“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卫所军户绝者除勿勾”(《明史·恭闵帝》)。即以赋税而言，朱元璋对“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增其税”，以致“浙西官民视他方田倍”。朱允炆认为皇祖所定“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但朱棣夺得皇位后，“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明史·食货志二》)。朱允炆在位仅短短四年，但亦有不少善政。而所有文献记载，大半被朱棣所毁，甚至取消“建文”年号，而将“洪武”延至三十五年，次年即紧接为“永乐”，直到万历朝方恢复“建文”纪年。

鉴于上述史实，在托为明代故事之小说《儒林外史》中，补出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上谕中已有“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之语，便可增强小说的现实感。

四

再检视《儒林外史》之内容，对永乐帝颇有微词，如第九回看坟人邹吉甫述乃父所言，“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各样都好，二斗米做酒，足有二十斤酒娘子。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不知怎样的，事事都改变了，二斗米只做出十五、六斤酒来”。他还学着杨执中所言，“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中堂之子娄琫、娄瓒听得邹吉甫所转述的盐店管帐杨执中此言，会心一笑，显然引为同调。

《儒林外史》中此种描写，与其移家南京之初所创作的《移家赋》中所言“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所显示的感情色彩显然不一。蛰居全椒小县之吴敬梓，自幼便闻知这段“家史”，不免以此为荣。但移家南京后，接交之人多为有见识的学者，从而也开阔了眼界，增进了识见。其挚友程廷祚为其《文木山房集》作序时就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余新安产，而流寓金陵者久。思稍振拔，以追往昔之流风余韵，固大有人在”云云。可见吴、程均自皖入苏，都受到南京高度繁荣、进步的人文薰染。吴敬梓更在小说中借娄焕文之口对杜少卿说：“南京是个大都，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便可见吴敬梓眼识的增进不是无由的。的确，南京学者对建文、永乐的更迭也有所评述，如明季南京著名学者顾起元所著《客座赘语》中就有记载，在卷一“革除”中有云：“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顾起元，江宁(南京)人，万历探花，天启二年任纂修《实录》副总裁，生平著述颇多。《客座赘语》序中说，其所记多采自“客自常在座者”所言，可见非作者一人之闻见，因而极富史料价值。由此亦可推证《儒林外史》中之描写并非是敬梓自行编撰，而自有渊源。由此亦可见吴敬梓之见解也在不断进步中，否则也无以成就《儒林外史》之价值。

五

从“律设大法，理顺人情”之语注释之经过，可见这项工作确是“水磨工夫”。不妨再举一例说明。

《儒林外史》八回有云“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笔者在“清批本”中除释义外，还引用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所记：“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履园丛话》所记颇多清初史料，尽管它成书于道光年间。可见此语在当时社会一定范围流行。早于钱泳所记即有类似话语出现，而说者其人又正是吴敬梓高祖吴沛。吴沛乃明末人，卒于崇祯四年。其子吴国器在《先君逸稿跋言》中记乃父教导他们兄弟时说：“若辈姿好不一，能读书固善，不然做一积德平民，胜做一丧元气进士。”此言在拙作《吴敬梓评传》(1990年12月出版)二章五节中已曾引用，但“清批本”中却未曾叙及，直到“清增本”中方行补入，前后也几近二十年。

注释《儒林外史》是“水磨工夫”，而注释其诗词文赋更是“水磨工夫”。笔者研究其诗词文赋也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与研讨其小说同时进行。上海陈汝衡先生于1978年1月17日曾有信给我，说他听魏绍昌说起，笔者有《移家赋》注等作，盼能借他一阅。笔者所作的注释，起初是为撰写理论研究著作而为之，在《吴敬梓评传》中就大量存在，主编《儒林外史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时，只要撰稿人提出，便尽量供他们参阅。至于将这些注释汇集、补充合成为一完整的注本，原拟在完成批评本、评传、人物论、研究专著、研究史等系列著作后进行。前几年见到中华书局出版了《吴敬梓集系年校注》(2011年11月，下称“校注”)也颇为高兴，笔者未完成的工作，已有人做，学问本为公器，任何人都可为之。因曾做过同样工作，检读该书既有兴趣又感熟悉，终于在39页《移家赋》注[一四二]条中见到不佞名字，注文云：“，陈美林先生根据金文考证为‘君’字。延陵子，即吴季札……”二句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文字，读者必以为“子”即“吴季札”为拙见。其实笔者正不同意此说，为此早在《吴敬梓家世杂考》一文中就写有“羡延陵之子”一节。为辨明“”究为何字，曾反复向章、黄门人诸祖耿、徐复等先生请教，又多次与杭州大学著名语言学者蒋礼鸿先生通讯研究，蒋先生在1977年11月4日信中说：“美林兄：‘羡延陵之子，擅海内之文章’字必有误，释为‘季’，无非是吴公子季札又称延陵季子，但此处未可能说是季札或者他的小儿子，故此说不甚可信。”蒋先生又据《说文》、《尔雅》，认为“我疑吴赋的‘子’为‘子’之误……依刘逵注就是后代”。笔者又反复检阅《甲骨文编》、《金文编》、《金石索》等，判定为“君”字。在得到诸、徐等先生认可后，再给蒋先生写信申说己见，蒋先生又于11月17日来信，坦陈一己之见“误耳”，赞同拙说。此节文字不过千，费时就近一年，同样说明注释确为“水磨工夫”。

《吴敬梓身世杂考》原不准备提前发表，拟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约《吴敬梓研究》一书中。因有人通过徐复先生借阅，久久不还，徐先生乃建议笔者尽快发表，乃刊于《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2期，而《吴敬梓研究》于1984年8月方始见书，近年出版的拙作《独断与考索》一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版)，亦收入此文。而“校注”作者在引用拙作时，既不出篇名，又不注刊于何处。对如此做法应该如何评说，“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说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胡莲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