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尧

（广西外国语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广西 南宁 530222）

论明清时期阻碍桂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
——基于《宜州碑刻集》及相关资料的分析

陈建尧

（广西外国语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广西 南宁 530222）

明清时期，地处山区的桂西社会经济仍十分落后，基本上还处于封闭的状态。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因素有很多，尤其是自然环境、政府力量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着桂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分析历史上制约桂西地区社会发展因素形成的原因、表现形式、作用等，有助于人们了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为当今的建设提供借鉴。

明清；桂西；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本文以桂西的庆远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了史料分析、概括归纳、实证、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桂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制约性因素进行探究。

桂西地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与百色市。本文以庆远府为研究重点，其辖区范围基本为今天的河池地区，宜山（现为宜州）是其府治所在。庆远是桂西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瑶族壮族杂居，体现了广西多民族地区的特点，在广西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早在秦始皇时期，广西就被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岭南设置了六个县，定周县——宜州的前身——即是六县之一，是岭南建县最早的地区之一。建置虽早，庆远府的社会经济却与中原地区差距悬殊，连桂东南地区都比它高出许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庆远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演化非常缓慢，甚至到了民国仍被认为处于“蛮荒时代”。

本文力图通过研究，揭示历史上少数民族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希望有助于政府和民众找到致贫的根源。

一、阻碍桂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

广西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处桂西北的庆远府具备了这种地貌的特征，它被大大小小的山脉、河流划分为很多小块，除去石山土丘，剩下的土地不到该地区总面积的一成。土地是农业的根本，土地匮乏，农业的发展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事实上庆远不仅土地匮乏，而且可供耕种的面积更是稀缺，人们对于垦荒也并不热衷。宜山县知县王苍曾在一份奏折中提到“该县有小漕、三塘等处老荒官地一区，其地长亘二十余里，一望平原，可以开辟。传讯里民，以距村窵远，并无溪泉，不能垦种为辞。”①开垦荒地本来就是向大自然要土地，但是桂西的地质结构决定了荒地即使开垦出来也并不适合耕种，所以人们不愿意在此花费太大的力气。

桂西地区不但耕地少，而且土地贫瘠，收获的庄稼微不足道，甚至不够耕者养家活口。当地人在农作物的选择上也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因此出现撂荒等现象。“瑶人不知种豆科植物，田之瘠者则採蕨薇之幼芽踏入田中以作肥料，与用绿肥同理。瑶人不知冬作，收谷后，田即荒置不理，殊为可惜。吾观瑶山之田，土壤甚沃，倘冬季种麦，必得丰收。吾曾询以半亩之田，可得谷几何，云仅百斤。倘能加足肥料，勤耕耨，利用冬季种麦，则决不止此数量也。”②恶劣的自然环境制约着桂西农业的发展，再加上当地居民缺乏引导，在选种上没有改良，有限的资源加上技术的落后使得桂西乡村经济无法在短期内突破障碍取得发展。

土地贫瘠只是其一，桂西居民的生存环境、居住条件也相当恶劣、艰难，以致中原文明输入这片土地非常困难，土著居民的住房长期保留着较为原始的风貌。据清代《广西通志》载：“西北部土著族居多，三木支金字形，茅草围盖而居，建造简单粗陋，窄小，迁徙随欲。石山地带有宿穴洞。”③即便是府治所在的宜州，状况也不太好。“在昔万历末年，灾祲流离，加以群虎为害，野无行人。甚至昏夜入城，于床箦衔人以出，居人惊骇不得安寝。”④如此生活环境，多少有些让人望而生畏，使宜州或者说桂西地区难以引进人才以及他们可能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钟文典在《广西圩镇研究》中指出，当时广西人口相对中原地区是稀少的。在康熙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前，桂西的人口并未出现过大幅度增长。

表1 清初至道光年间庆远府属的几个县人丁增长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广西并未引来移民潮，本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也很低。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桂西没有出现劳动力过剩或是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局面。作为农业大国的一份子，土地和劳动力不足使得桂西的农业发展潜力不大。当然，当地和外界联系少、自身缺乏改进的雄心，这些也是重要原因。

二、统治集团对桂西的治理

桂西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且距京极其遥远，交通不便，国家要想有效地控制这里绝非易事。况且在农业被视为国之根本的中国，桂西地区由于先天条件不足，地位就显得不太重要，所以“以夷制夷”便成了朝廷的法宝。在桂西，土官是朝廷的代言人，是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者，而且可以世袭，即使某任土官违背了朝廷的意愿，也不妨碍其家族中其他继任者的前途：“广西南丹州土官莫俊，凶狂不法，党于安西。……‘莫俊既以叛逆为名，又无子应父，其弟伋事在不疑。……’上皆从之。”⑤当然，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也会给这里标上帝国的符号——汉族官员的委任。于是，在桂西出现了汉官治理的县和土司管辖的土州。虽然朝廷委派官员治理这一地区，但在选择人才上却不太重视。“宜为庆远军节度，系极边，郡守文武通选焉。”⑥“凡远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员之缺，例将本省熟悉风土之人调补。”⑦有了缺额，只要从本部下属人员中酌情递补就可以了，朝廷无需费心，治理一方的官员可自行任命。

通过分析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在汉官眼里，桂西实乃谪迁之所，甚至是一个可怕的梦魇。“宜山等六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时出没。……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钤制。”⑧“十九年（永乐），宜山峒贼韦万皇、韦钱望等叛。僭称王侯元帅，纠马平三五等都贼攻劫州县，杀巡抚御史諸璞夺其印。命镇远侯顾兴祖帅湖广贵州广西三省兵讨之。……”⑨被委派到桂西的地方官们，不仅有性命之忧，日常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据碑刻记载：“赋入无几，监运艰关，财力兵力皆不逮。……广右自督府外二十四郡，人语入宜则摇手退避若将浼焉。”⑩“前为此州者，日夜究切备御缮治财赋之不暇，莫遑他议。”（11）所以官员们对这一地域是充满了抵触心理的，有人甚至甘愿冒着被朝廷处分的危险也要想方设法抵制任命。“……均未便准行……今张廷杰于本年四月内，推升广西庆远府同知，该抚等并未饬赴新任，迟至半年……”（12）朝廷欲遣张廷杰任庆远府同知，然张半年未到任而是留于陕省差遣委用。这绝不是仅有的现象。

精英集团难以为桂西的发展出力，所以土官便是土皇帝，桂西始终被视为蛮夷之地：“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识见不广，畏乡绅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举人阁老，秀才尚书之语；其畏官长也不如畏绅士，故俗有官如河流水，绅衿石头在之语。”（13）

三、桂西的文化发展

统治阶层对桂西的轻视和鞭长莫及，也体现在该地区的文化发展上。我们知道，瑶族壮族是该地区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少数民族内部，土司们在各方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子弟垄断接受教育的权力，让民众处于蒙昧之中。这就造成了桂西文化教育事业长期落后、底层民众只能惟土司马首是瞻、“能通官语惟村老”的局面。“庆远……其民多尚武而鲜文，其俗自宋至元犹未变也”（14）。“文化低，不能写不能算，有的甚至连度量衡都不能掌握。”（15）“不懂汉语，即使懂一些，对答也不流利。”（16）语言不通，又恰是阻隔桂西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的障碍。

中央王朝对瑶族壮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并不热心，认为“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17）。天峨县白定乡壮族政治及生活习俗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在雍正五年（1727年）改土归流后允许壮人读书了，本地某些有钱人自己出经费从外地聘请识字的人来开设私塾，教育自己的子弟，至于官办学校则从未有过。（19）事实上，桂西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除了宜山等重点地区有书院等教学机构外，大多数乡镇是没有教员的。即使有，其教学能力也非常不理想。

热衷于振兴桂西教育的人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士民踊跃，举以众擎，爰饬宜山李令贮库置田，永为延师养士费。”（20）“鸠工庀材，率先倡捐，各各踊跃以助。”（21）然而在桂西兴建书院既没有中央王朝的重视，又缺少饱学之士的参与，没有强大的支援，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桂西的教育问题，尤其在那些更偏远的地区，在那些缺乏富豪的地区……所以有人如此感慨：“而犹虑膏火无资，难俾此基于勿替。”（22）

再者，该地区少数民族贵族认为底层民众考取功名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对科举制度十分抵触。中央王朝为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往往与地方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妥协。“在此之前，庆远无考棚，岁科试生童均赴柳州就试，自书院（庆阳书院）建成后兼作试院之用。”（23）史料中记载庆远学子到外地考试的案例很多，这段来自碑刻的文字就是很好的证明。时人多认为“宜固寡士”，并不看好这偏远之地能出多少人才。

明清两朝，五百多年宜州只出了十几个进士，其他州县情况更糟。而明代除宜山出了进士外，其他州县没有。清代，宜州只出了两个进士。科举考试在桂西的开展情况可见一斑。

其实科举制度在桂西的推行力度，不仅关系到人才选拔的问题，还直接影响着此地的少数民族汉化进程，因为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教育机构所传播的就是汉文化。

四、社会的动荡

资源匮乏、政府统治力不足、教化不到位，这些都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动荡，就是桂西历史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政治特征，大大小小的战争经常在此地上演。庆远府的宜州铁城就打上了这层印记，让人印象深刻。各种矛盾在此汇集，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即便是大一统的时代，这里的治安仍存在诸多隐患。这些隐患的源头在哪儿？透过在桂西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也许能窥得一些端倪。

广西这“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边陲小省催生了太多的土匪，广西的土匪在历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下车之初，天旱而民饥，群盗四发……协官军抚捕之，贼亦渐却。”（24）

上述事件发生在明天顺六年（1462），这类贼寇的破坏力是有限的。但桂西土匪的破坏力远不止这点。他们活动频繁，胆大妄为。据《奇田山记》记载“值劫库掘坟之变，柳庆二州骚然。”（25）

与匪患相比，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的冲突更具破坏力，更激烈，也更频繁。统治者认为桂省边陲小省，民智未开、民风未化，其民愚昧；少数民族作为被征服的民族则或多或少有一种屈辱感，再加上沉重的赋税，各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只有用暴力来解决。

（洪武）十六年，东兰那地贼寇边。广西指挥徐元领兵击之，斩首千余级。……二十八年，都指挥韩观率兵捕获宜山等县蛮寇二千八百余人。斩伪大王韦召、伪万户赵成秀、韦公旺等。（26）

十九年（永乐），宜山峒贼韦万皇、韦钱望等叛。二十一年，宜山河池思恩等县猺贼复乱。二十二年思恩县土贼韦员等作乱刼官杀民。（27）

明成祖之后的仁宗、宣宗、英宗、宪宗等都对桂西的反叛分子使用了暴力，然而事实表明，暴力的镇压根本达不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也并未使桂西的土著居民真正融入到华夏民族这个大家庭里，接受先进的文明。之后的满人入主中原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同汉族一样，满清的统治也没使桂西走上文明之路。“康熙末，宜山南北西三巢猺獞杂横，设堡目防守，而卒少贼多，力不能制。”（28）

五、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

桂西长期面临匪患问题，民族矛盾也比较尖锐，为了维护当地的治安，保证区域的稳定，统治者便在此设下严密的边防卫所机构，以便随时投入镇压叛乱的行动当中。“庆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29）这对瑶族壮族无疑是有效的威慑。可是朝廷为了维系这种威慑就要长期在此大量驻军，而长期大量驻军是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作支撑的。一位广西布政使司曾说：“新设南丹、奉议、庆远三卫及富川千户所，岁用军饷二十余万石，有司所征不足以给。”（30）

为了使帝国的军队保持长期的战斗力，朝廷不得不投入巨资，巨资从何而来？自然是赋税。“康熙二十年至五十年，审增人丁共七千二百六十四，实在丁银并补证胖□水脚翎毛等项，共银一千四百零六两五钱二分二厘零。”（31）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平均到每个人丁头上的人头税是很重的，所以隐匿人口的现象很普遍，劳动人民的苦可想而知。

田租也是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据《庆远府志》记载，乾隆九年，庆远府有官田、民田、山塘三千五十三顷三十六亩九分一厘零。“额征地丁银九千二百七十九两八钱一分七厘，米八千三百一十八石七斗四升二合零，屯田共三十二顷五千三亩七分五厘额增银二百三十一两四钱九分七厘零。”（32）

桂西的劳动人民所负担的还不止这些，因为朝廷不给土官俸禄和养廉银，所以他们会加重租银，并进行名目繁多的科派。广西按察使黄士杰为此奏言：“土民剥削难堪，以致往往滋事。请将广西各土司俱照流官之例给与养廉，将其所收田例对半折减，并禁革杂派名色。”（33）但朝廷没有贸然定夺，只是说：“此事颇有关系，不可冒昧举行。”（34）于是掌握着“官田”和“私田”的土官们便肆无忌惮地把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理直气壮地对农民进行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双重剥削。

按照惯例，租佃者在农忙和逢年过节，还要主动给出租户帮工，这便是劳役地租。“如每年春插之际，地主就假施慈悲，煮糯米饭包成若干小包（每包约一二斤）挨家逐户分送到农民家里，作为春耕定工的礼物，凡是吃过地主糯饭的家，于春耕时就得去为地主做工，有叫必去，不得延误。”（35）倘若田主家遇上红、白二事，承租者除送礼外，还要帮做杂务，随叫随到，不得有误。“逢着地主家有婚丧大事，也常召集佃农替他帮忙，否则地主就不高兴，后果便是夺佃。”（36）出租者因事路过承租者的村子或到家，承租者也必须殷勤招待。

如此沉重的负担就像一座座山压在劳动人民身上，也像一道道沟坎，阻碍着桂西的经济发展。

六、桂西的商业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预见要把桂西发展成农业发达地区，难度太大。既如此，那么有无可能在这里发展商业呢？政府愿为此提供便利吗？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是个农耕大国，视农为本商为末，“重农抑商”的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国家对市场的压迫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桂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

“广西柳、庆二府，因储备古州军需，禁运出境，谷船来东者较少。”（37）朝廷出于军备的考虑，对庆远府的粮食监管很严，可能出现的贸易在这里就变成了不可能。事实上，朝廷干预的对象不止这一个，专制王朝的权力让它可以对任何感兴趣的东西进行干预。

“雍正七年封禁各厂，八年准股商开采，委员抽课。矿砂衰旺不常，视所采数征解，课额无定。”（38）朝廷对采矿业也是进行监管的。在中国，出于对神灵的敬畏，人们对需要动土的采矿业非常谨慎。当人们感觉可能会因为矿厂在当地的建立而触怒神灵并带来灾害时就会请求政府封闭矿场。

再如取石。“宜山之麓，有古庙一所，祀奉雷神……前有窑户于此开鑿取石烧灰，不但败坏名山，且已损伤地脉，理会呈请出示，严禁宜山之傍与宜山之难涉山等处，严禁鑿石。”（39）这种请求很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当地居民向政府呈请之后，政府也作出了回应：“据此查宜山古庙，现拟增修，应予所禀，禁止取石，以安山灵而崇庙貌，合行出示，仰各窑户及附近居民人等，一律遵照，自示之后，永不准开鑿取石，并将烧灰之窑全行封闭，倘敢不遵，许照禀严查不贷。”（40）政府以上的干预都是为了让市场趋于平静，事实上，横征暴敛才是阻碍桂西经济流通和资本积累的硬伤。只要是用于交换，政府就会罗列名目征税。“清代，县境内除征收田赋外先后开征盐税、当税、契税、牙税、厘金、百货统税、酒税、土药税、油糖榨捐、赌捐、屠捐、车捐、戏捐及客栈捐等工商各税，并将其分为国税和省税。”（41）专制政府的绝对权威让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征税，征收多少，如何征收，完全由朝廷说了算。如“落地税”。据《庆远府志》记载：“北关旧额落地杂税银一百二十一两七钱一分。康熙二十一年增解银二十五两二钱一分三厘共银一百四十六两九钱二分六厘。每年按季分解，布政司投纳。”（42）到了雍正朝则变为：“落地多寡征解税额无定。见在额征税银八百一十两三钱。内正额银一百二十九两三钱二分六厘。盈余银六百八十两七钱七分四厘。闰月银三十六两一钱。”（43）

这个时期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几乎都不是为促进其发展而进行的，而是想方设法地控制它，让它对自己有利。这些干预给桂西的市场经济造成了多层的障碍，贸易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活跃和增长。

除此之外，交通也是阻碍桂西商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陆路运输在当时的桂西是不可想象的，商品的输送多依赖于河流。水上运输有运费低廉和能够装载重货的优点，所以它在与陆运的竞争中占尽先机。但是，桂西的地质构造让它在水运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凡注入龙江小水计十有余支，具绘图中。惟环、带河流，中洲小河，思吾溪可容小舟。龙江流急滩高，大舟罕至，估客运载，常用独木船。盖力农者耕瘠土，服贾者出险途，地接默疆，苗蠢先遭其害，以故民多贫困。”（44）

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没有给桂西的交通提供太多便利。如果在该地区修建可以让马车畅通无阻的道路，或是开凿宽大平稳的人工运河，它的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呢？不尽然，这里的交通还常常因气候而阻隔，使来往商旅苦不堪言。“怀远西距宜山二十公里，当黔桂孔道。有水发源于黔境者，经东江会合环江而成，曰：‘怀远河’，一称龙江。两岸壁立，水流迅疾，入春泛滥，波涛汹涌，每秒流速达四公尺许，一泻千里，汽艇莫敢鼓轮，车行经此过渡匪易，以此两岸停车常绵亘二三公里。更有因霎时水涨，不及退驶而瞬遭没顶者。每逢大汛，皆视为畏途，交通几至断绝。”（45）

以上种种不利都是外部因素，那么内因呢？当地百姓自己对待商业又是怎样一种态度？当时的桂西人民文化水平普遍低下，既不能写也不能算，有的甚至连度量衡都不能掌握。他们不但对经商没有热情和能力，甚至还嘲弄和不信任商人。“本乡的壮族人民对商业的经营是视为畏途的，长期以来，这里流行着这样的谚语：‘生意眼前花，锄头落地为庄稼’和‘三天无生意，伙计吃伙计’。因此，专门经营商贩的人几乎数不出来。”（46）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还没有适合桂西商业成长的土壤。

七、结语

桂西地处山区，自然环境给它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交通不便，民族隔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桂西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利于先进生产力在这里传播；统治阶层作为管理者和指挥棒缺乏战略眼光，它的政策没有为当地的百姓谋福利从而实现互利双赢，反为一己之私将此地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凡此种种，均在漫长的历史中严重影响着桂西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使其难以突破落后的局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要透过这面镜子了解过去，发现不足，为将来的战略调整提供历史经验，做到扬长避短。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6.

②庞新民.两广瑶山调查.出版地不详.1935：5.

③谢启昆.广西通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④李楚荣.宜州碑刻集.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214.

⑤李国祥、杨昶.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90：477.

⑥⑩同④：3.

⑦同③：51-52.

⑧同⑤：31.

⑨（25）（26）唐仁.庆远府志.刻本.1829.卷十九.

（11）同④：29.

（12）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清实录》广西资料輯录（3）.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38.

（13）同③：49.

（14）同④：40-41.

（15）（1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10.

（17）范成大著，齐治平校注.桂海虞衡志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33.

（18）同（15）：25.

（19）（20）（21）同④：47-48.

（22）宜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州市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674.

（23）同④：6-7.

（24）同④：224.

（27）唐仁.庆远府志.刻本.1829.卷三.

（28）唐仁.庆远府志.刻本.1829.卷十二.

（29）同⑤：521.

（30）（31）唐仁.庆远府志.刻本.1829卷九.

（32）（33）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清实录》广西资料輯录（1）.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301-302.

（34）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五）.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35.

（35）同（15）：172.

（36）同（32）：399.

（37）（41）（42）唐仁.庆远府志.刻本.1829.卷十

（38）（39）同④：233.

（40）同（22）：401.

（43）宜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点校.宜山县志.南宁：广西水电天湖彩印厂，2000：19.

（44）同④：251.

（45）同（15）：188.

Factors Preve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 Guangxi`s Social Econom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ased on"A Collection of Yizhou Inscriptions"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Chen Jianyao

（Experimental School Affiliated to Guangxi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Nanning，Guangxi 530222，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west Guangxi mountain areas remained poor in economy，and was in unopened situation. There were many factors that preven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 Guangxi，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climate and government forces.By analyzing the causes，forms，and function，the paper helps people know its development rout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oday's constructi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est Guangxi；social economy；restriction factors

K29

A

1001-7070（2016）05-0022-05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6-08-15

陈建尧（1986-），男，广西平乐人，广西外国语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教师，历史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