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陈菁菁

摘要：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市场的形成，可划分为上行线与下行线两条轨迹。上行线是文人文化，下行线是市民文化。受当时文人文化影响，形成了近代琉璃厂市场古玩铺的主体经营模式。受市民文化的影响，琉璃厂里的庙市逐渐被古玩珠宝、玉石、字画摊完全占据，从此古玩行开始进入商品市场。可见，近代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市场的组织结构和交易制度是由文人文化和市民文化共同构成的结果。

关键词：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结构；交易制度；文人文化；市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6-0038-06

一、引言

琉璃厂是老北京古玩行的交易中心，如今的琉璃厂文化街是北京的地标性旅游胜地，但人们对琉璃厂古玩行历史渊源尚缺乏深入的理解。目前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现代人对琉璃厂基本上进入了范文化的关注中。①了解近代琉璃厂古玩行的市场与交易活动能帮助我们全方位还原琉璃厂当时的文化氛围与商业结构，也可以体现我国近代经济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审美与精神特质。琉璃厂的古玩行并不像图书业一样具有比较完备的历史资料。记载琉璃厂图书业的有李文藻等人的《琉璃厂书肆记》以及《续记》、《三记》、《四记》等，还有孙殿起所编的《琉璃厂小志》将琉璃厂书业的历史沿革较为系统地记录下来。相比之下，记载琉璃厂古玩行的文献典籍是较为少见的。本文主要考察其特有的古玩行市场供给需求与交易活动，分析其与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关系，总结近代琉璃厂古玩行市场史的地位与意义，力图丰富人们对北京近代古玩市场的认识，并起到对艺术品市场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补充作用。

二、近代琉璃厂古玩行市场供求分析

（一）供给方

1. 古玩铺的经营状况。据马建农统计，从清乾隆到新中国成立之间，共有87家古玩铺在琉璃厂地区经营过。②而上述87家古玩铺中，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第三章附录提及的宝珍斋却并未被收录。曾见证研究“龙骨”（甲骨文）的第一人王懿荣首次发现的清秘阁也未被收录。可见，现有出版物中对琉璃厂古玩铺的统计也并不十分完备。据叶祖孚记载，在琉璃厂开设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一直经营到民国时期的古玩铺，只有博古斋、德宝斋、笔彩斋、论古斋、英古斋五家，而这些老字号在北京解放前夕也已经关闭了。到北京解放前夕，在琉璃厂尚开业的古玩铺约30多家，其中就有最著名的荣宝斋。③

琉璃厂的古玩行多有东家带伙友（即店中的学徒、伙计）的师门规矩，伙友学成后多会离开自立门户，且往往生意能做过东家的店铺。因此古玩行市场能保持经营的老字号古玩铺为数不多。所幸的是，历史越久远的古玩铺，其相关的历史资料也越多，能帮助我们对近代北京琉璃厂的古玩行市场有所了解。通过梳理各家老字号古玩铺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得到近代琉璃厂古玩行的基本市场情况。

（1）在琉璃厂具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古玩铺多专攻一或两个领域的藏品。琉璃厂最负盛名的古玩铺均有主要经营的古玩领域，博古斋、论古斋、笔彩斋、荣宝斋均以书画为主营业务，德宝斋以金石与古印为主营业务，英古斋以玉石古印为主营业务。

（2）主营字画杂项的店铺多为京城人士开办，东家在该领域一般具有很高的欣赏品味、鉴定水平或是修复造假技术。经营古玩铺的东家或代理经理人多具有较高的鉴赏水平与鉴定技术，更受文人文化的影响，如博古斋的祝锡之擅长山水画与摹仿古画，笔彩斋的幕后东家郑王爷喜爱书画，信远斋萧氏之子虽寒窗无果，但酷爱书画字帖，故萧氏创办论古斋交予其子打理。由于字画杂项的古玩需要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才能赏玩，而历朝历代都避免不了仿造名画的情况，所以但凡经营字画并能长久在琉璃厂站稳脚跟的古玩铺都离不了在书画上具有造诣的东家，且多为本地商人开办。

（3）外地古玩商在琉璃厂开铺很多，以山西商人与衡水商人为典型，供货渠道具有优势性。琉璃厂古玩商的外地籍贯，多分为“老山西屋子”和“衡水帮”两种。德宝斋与英古斋是山西商人古玩铺，“老山西屋子”最早就是指德宝斋。德宝斋东家李诚甫就是颇有名气的山西商人，过其手的国宝级的金石文物多件。英古斋同是山西人王德凤所办，其对鸡血石、田黄、田白质地的古印进货源有很高的垄断，多收于山西旧家物。论古斋是“衡水帮”古玩商颇有名气的代表。前文所提及的马宝山先生（作《琉璃厂原景》）也是近代“衡水帮”赫赫有名的国宝级人物。

（4）古玩铺由皇室成员或官员暗中支持，资金来源稳定，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按清王朝的制度规定，官员不准经商，官员们便假借王府总管的名义出面经商。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笔彩斋由郑王府出资外，赏奇斋是由摄王府总管张明芳出资，延清堂和大观斋则是由内务府总管出面经营。当时官员们开设这类古玩铺并不是为了发财，而主要是为了“摆谱儿”，显示自己在琉璃厂有个“歇脚的地方”④。官场的风雅需求为琉璃厂的古玩行提供了极好的发展土壤，这些具有高官支持的古玩铺并不具有盈亏方面太大的压力，只要摆好谱，收好珍品，就能将买卖做下去，因此也多具有垄断性的优势。

（5）古玩行的人才培养以门徒的形式，有伙友自立门户的传统，其延续了琉璃厂古玩行的发展，但也对老字号古玩铺的维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叶祖孚先生曾提到，在清朝官员暗地开办的古玩铺里干活的伙友多在熟悉了买卖业务积攒了一定资金后离开单开新店。上文也提到了博古斋培养了众多古玩行家，从博古斋走出去的伙友所开的古玩铺也都具有一定的实力。这一现象是琉璃厂古玩行所认可的，也成为了近代古玩行在琉璃厂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方面伙友单干也挑战了众多老字号古玩铺的竞争能力。

2. 古玩铺的供给货源。古玩行前辈对琉璃厂古玩行的货源都有各自的见解，但往往将货源与进货渠道相混淆，其中最简明且具有代表的应是叶祖孚先生对古玩货源的三种分类⑤。但这种用古玩货品原始出处与进货渠道同时作为标准对货源分类的情况并不十分符合逻辑。本文将供给货源定义为古玩货品流入市场前的原始出处，将古玩商的进货方式纳入交易部分进行分析。故琉璃厂古玩行的供给货源大抵分为四种情况。

（1）来自民间收藏的古玩。这一部分货源会经多种渠道进入古玩铺。一是门市坐收，由普通市民或农民送上家传宝，或是仕宦人家的佣人送上府中的收藏佳品。因此“打点”好仕宦人家的佣人，往往是“坐等”货源好坏的关键；二是古玩商人走家串巷，下户收购，行话称“下宅门”。离京上任或被罢免降职的官员府邸都是很好的收货场所。作好了调查功课的古玩商能随时掌握潜在货源卖主的经济变化与以次换新的需要，并根据所掌握的情况派得力伙友或亲自下户收货。懂行精明的古玩商“下宅门”的货既多又好，价钱也相对便宜，因此打点宅院府邸的看门人也是行内人的习惯；三是“跑晓市”，即每天黎明前到晓市去收购。《旧都文物略·杂事略》中对晓市有详尽的描述：“每值鸡鸣，买卖者率集于斯，以交易焉。售品半为古董，半系旧货，新者则不加入。其交易盛集于清晨，因名晓市”⑥。近代北京的晓市有三处，分别在宣武门、德胜门与崇文门。琉璃厂古玩行内所跑晓市多为附近的宣武门，市中货品也多为古董。晓市中主要以民间收藏家的古玩为主，当然晓市货品质量参差不齐，也有其他货源的古玩。行内流传晓市起源于家道中落的世家或仕宦变卖家当的摊位：“旧传此项市场非官设，缘有世家中落，思以动产易米柴之资，耻为人见，因于清晨提携旧物至僻处”⑦。

（2）盗墓品。在皇家墓穴中盗掘的珍品一直是抢手的货源。其中就包括1928年民国革命军第十二军孙殿英部从清东陵所盗之宝。当时从慈禧太后墓中盗掘出的珍宝曾一度流落到琉璃厂的古玩店。当时涉及销赃的古玩铺有多家，包括义文斋、怡宝斋和经营青铜器闻名的尊古斋等。后受社会舆论的压力，民国政府出面整顿，将上述几家古玩铺停业了一段时间。但这种打击并不是很有力度，因此盗墓品一直都是琉璃厂古玩铺的上品货源，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代盗墓者猖獗的现象。

（3）宫廷或皇室成员府邸的珠宝字画等古玩。清代末年局势动荡，紫禁城内的人们为求自保会冒很大的风险私自运出宫里的珍品。皇室成员府邸的小妾奴仆等也会私自带出府中的古玩变现以备不时之需。末代皇帝溥仪在离开紫禁城时带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大多流散在外。伪满覆灭时，随溥仪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1 200余件也都散失在长春、通化一带，后由外地古玩商人收集带回琉璃厂古玩行市场。

（4）外国侵略者的销赃品。英法联军在1860年攻陷北京后，将圆明园、清宫廷、西黄寺等文物集中地抢劫一空。八国联军1900年攻陷北京时又将清政府四十年来在全国各地重新搜集的宫廷文物抢掠了一遍。由于内部分赃不均或是需要换购日用品等原因，外国侵略者直接把抢掠得到的赃物拿到民间出售或换购物品。这些被销赃的古玩成为了民间古玩商的商机，被逐一收集带回琉璃厂的古玩铺，古玩商凭此大发横财，有名的例子便是西什库教堂附近的达古斋古玩铺。其东家原是天主教徒，因为他是主教樊国梁的亲随，便于到处搜罗流散民间的古玩赃物，事变以后就离开了达古斋。

（二）需求方

近代琉璃厂古玩行的市场需求受社会变迁的影响很大。笔者将从市场不同消费群体的角度，根据历史变迁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将古玩行的市场总需求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进一步解释近代琉璃厂古玩行市场总需求的变化趋势。

1. 文人学者。清中叶是琉璃厂发展最繁盛的时期。作为京城的文化中心，文人学者与隐退官宦成为流连琉璃厂的常客。受会馆文化影响，来京考取功名的文人也会以琉璃厂所购古玩作为疏通师长考官的礼数之一。文人学者曾是琉璃厂最早出现的消费者，然而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后，昔日“玩物”的文人文化也受到了鸦片与战争的影响。普通的文人墨客对古玩的消费份额也逐渐缩水。20世纪开始，这一减少更加明显。在周肇祥《琉璃厂杂记》的“无畏随手志”中也对这一变化有所描述：“古董玩物，亦运动品之一种。国变后，运动品亦为之一变。古董玩物，要者殊少，民国新人物，嗜好自不同也”⑧。对于“运动品”目前没有一致或得到业界认可的解释。笔者认为，“运动”二字，源于字面意思，“运动品”是可运动把玩于手的文玩，例如山核桃、古玉或珍贵石料的健身球等。对于周肇祥所说的“国变”这一时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庚子国变（1900年），二是辛亥革命（1911年）。由于提到“民国新人物”，笔者推断是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国变”。故我们可推测自1911年后，过去热衷于赏玩收藏古玩的文人雅士在对古玩的消费需求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

但文人学者对古玩的消费需求并未随着清朝统治的结束而完全消失。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后，洋人对中国古玩文物的大量收购激发了部分文人学者的爱国情节，以保护中国国粹为目的的文人消费需求就这样产生了。这些文人学者多以高校教授为主，在民国时期他们一方面在琉璃厂鉴别古玩，另一方面奔走于新兴的金融家、银行家之间，寻求收货的资金支持。有良心的古玩铺掌柜也会故意寻找国人买家，避免将稀世珍宝出手给洋人。有的学者如张伯驹先生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只为避免国宝外流。他们的努力虽改变不了近代中国大量古玩文物流入海外，但仍留住了许多国宝级文物，为华夏子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官宦绅士。清代琉璃厂地区的繁荣，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官宦绅士对古玩铺的暗中支持。官场中特别是在翰林院任清闲差使的官员中，都将琉璃厂古玩行里自家的排场看作是风雅与财富的象征。官宦权贵对古玩的消费只是为了“摆谱儿”，古玩铺也是作为彰显身份的“歇脚地儿”，因此成为了琉璃厂古玩行的重要消费渠道。到了清末这一繁荣局面也受到了影响。

官宦绅士作为近代琉璃厂古玩行的第二大消费群体，其需求受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较大。袁世凯于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官员对古玩行的消费需求也由此开始回升，并于1915年袁世凯宣布称帝时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琉璃厂古玩行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好景不长，随着袁世凯的下台而再次回落。袁大总统喜爱古玩珍品，民国政府官员无不层层疏通，以琉璃厂所购古玩讨好上级。这使得官宦绅士在此期间对古玩的需求猛增。当然此时的官员早已更换，不同于清朝的王公贵族与高官权贵了。袁世凯下台（1916年）后，随着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官宦绅士的消费需求再次直线下降。周肇祥在《琉璃厂杂记》中有专门对这一时期的描述：“至昔日京曹官爱金石书画者，多失势星散，即在都稍有蓄积，亦无不惴惴然逃乱糊口是计，不敢出救命钱以添累赘物，此冷寂所由来也”⑨。在此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本有所回升的琉璃厂古玩行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欧战未已，……即京朝官，亦以薪俸支发不以时，囊中稍有余钱，亦留备缓急。故厂肆冰清鬼静，甚于民国元年”⑩。20世纪持续动乱的国内外形势，使得过去作为琉璃厂古玩行主要的消费群体的官宦绅士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到一战爆发后，民国官员更是没有悠然的心态与富余的财富去消费古玩了。从清末到民国年间，政府官员对古玩的消费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从民国三年（1913年）大总统召开的茶会上的古玩摆件看出差距：“遍视室中新陈设，各瓷器皆粗品，铜器间有一二佳者”{11}，这是周肇祥对该年4月11日民国总统款待府中高级文武官与政治约法两议员的茶会的摆件描述。从茶会陈设与清朝官员对古玩的消费与品味上，明显看出民国官员在对古玩摆件的消费上与清朝不可同日而语。

3. 外国人。“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是琉璃厂古玩行流传的一句行话。从清末开始，中国人对古玩的消费开始骤减。如果说在19世纪末还有清朝官宦绅士支撑琉璃厂的古玩消费的话，那么到20世纪无论是文人学者还是政府官员，中国人所占有的消费份额都开始大量下降。这也使得琉璃厂不再如清中叶般繁荣发展而进入了萧条期。但进入20世纪的琉璃厂古玩行并没有消失，一些老字号古玩铺甚至支撑到了建国前期才关门歇业。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都要归功于近代西方帝国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与痴迷，“那时的中国人几乎绝对看不到好东西了，只有“洋大人”来了，才迎入“内柜”，饱撮所藏”{12}。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出口”成为了琉璃厂古玩的主要消费渠道，当然这里的“出口”不同于其他的国际贸易，而是带有严重的侵略性与掠夺性质的。

外国对古玩的消费能力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扭曲的。尽管外国人的消费需求避免了琉璃厂古玩行的消亡，但该时期的古玩行市场开始了恶性的发展。清末光绪年间，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开办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的古玩文物。琉璃厂的部分古玩铺也开始专做洋人生意，各大古玩铺都有会说一些“洋泾滨”（英语）的伙计，琉璃厂也开始出现专门招揽洋人生意的纤手（中介人）。近代琉璃厂历史中，著名的美国人福开森被古玩铺尊称为“福大人”，他除了在中国传教办学外，还经常出入琉璃厂收购古玩文物。日本人与法国人等也纷纷踏足琉璃厂。日本人在北京开设了山中商会，以买卖中国古玩为主营业务。法国第三公使魏武达专门研究中国的青铜器、康熙彩、孔雀绿等古玩，收购了大量珍品，卸任后在巴黎开设了中国古玩店。

古玩文物大量对外输出的趋势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当时中国人所称的欧战。“欧洲大战争，各国士商多奉徵调回国，东游者亦裹足，古董贩子乃大失望。东四牌一带，入其屋，莫不垂首丧气。或日方午，掩门抱膝饮烧酒，语喃喃似梦呓。侧听之，乃不规则之中英混合语，似自夸其物之珍贵也……老辈皆谓自开业以来前所未有。某铺主耶教徒，日夕诵经，求上帝早弥战祸，俾免堕饥饿地狱，闻者嗤之”{1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琉璃厂古玩行惟一较强的需求骤减，厂肆之中尚存的古玩铺生意也十分冷清。

三、近代琉璃厂古玩行市场的交易活动

古玩行的交易，大多隐晦内敛，谈买卖更像是友人寒暄，但其背后往往算尽心机，暗流涌动。或许是受文人文化的影响，古玩行无论是行内还是行外的交易活动都有心照不宣的讲究和规矩，往往都是古玩铺内掌柜关门传授给伙友的。

（一）行内交易

1. “窜货场”交易。“窜货场”是古玩行商会所设的行内交易集中地。同行人之间交易议价有多种方式。一是“袖内拉手”，即议价期间买卖双方掌柜都保持机密，议妥后以报出价目为准。一旦进入窜货场的古玩，是不许“掏货”的。“掏货”就是指未经当众将货摆出、议价便私自将货买走。虽然窜货场最早并非官设，但参与其中交易的古玩商都受所谓行内规矩的约束。商会规定“买卖公平，双方有利”{14}。窜货场内也禁止不文明的打架斗殴行为，违者罚款，严重者不许再进入窜货场交易。当然，买货不受骗的古玩商实在是少之又少。在窜货场买货，要求必须有行家的眼力。有时古玩商难免买到“打眼货”{15}，特别的是，掌柜的不会前去找卖家理论，而是将“打眼货”藏起来，以免失了自家的体面名声。若是铺中伙友买了打眼货，掌柜可请商会协调解决，行话称“砸浆”。

2. “封货”交易。另一种是对价值较高的文物采取“封货”的方法。“封货”多为当铺处理“当死货”的时候使用的方式。由当铺一方发起，给各古玩铺发出约请书。各古玩铺派人前往看货，看中后写上货号与愿出价钱，密封交与当铺。因全过程看不到货品价格，故称为“封货”。三天后当铺开封亮价，并通知拟出最高价格的古玩铺携款提货（若遇两家出价一样，则抽签决定）。同样，大户人家宅门内也有时会采用封货的形式变卖府中古玩。

3. 铺间交易。是直接到其他古玩铺或是挂货铺中进行直接的行内交易。古玩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供货的情况，但若古玩铺的人以顾客的身份到其他古玩铺中买货，则被称为“撬货”，是违背行内诚信的不受欢迎的行为。古玩商会对挂货铺是承认的，挂货铺也仅存在于北京城内。由于挂货铺内经营的玩意儿不分古玩与旧物，价格也往往较低，因此有眼力的古玩铺能买到好的古玩文物。挂货铺与古玩铺的交易关系也是双向的，挂货铺收购古玩铺的旧货，二者形成了相互供货的模式。

行内交易从来都不会明码标价，出售价格与收购价格的高低全看买卖双方入行的经验与双方眼力。内行人交易，不如外行人轻松，有些行家买主为迷惑买家，或掩盖自己货物的残缺修复的痕迹等，会反复揣摩买家心理，迂回交涉，或采取打包卖出的手法以遮短。对于这一情况，史料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在文学作品与近年来兴起的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五月槐花香》是专门以琉璃厂古玩行为背景拍摄的电视剧，在其第二集中，泛古堂的老板为卖出已损坏的汝窑三足鼎就用尽了心机。买家若是行家，则会见到好货时故意压价，以降低卖主的心理预期，再逐步加价。当然还有其他声东击西的方式。在邹静之的《北京琉璃厂》小说中，丰一阁的刘掌柜到天津文物街收货时，心里看上了哥窑的洗子，却故意寻别的瓷器价格，最后以买青花盘子价格太高为由，搭上个洗子，捡了个大漏。虽这样的故事没有史料认可，但多位琉璃厂前辈口耳相传的经历对我们了解近代琉璃厂古玩行的交易活动有很大的帮助。

（二）行外交易

从买方预期角度可将古玩分三种：好货、次货、撂跤货。笔者对这三个分类的理解与古玩行前辈略有不同。好货，是指买者在购买时，古玩的年代、工艺、完整度等信息是符合买方预期的；次货，是指买者在购买时，古玩的实际价值低于买方预期，而这一价值是根据古玩的年代、工艺、完整度等信息来评判的；撂跤货，即古玩行中通用定义，是真假未定的货。故好货不一定是价值很高的文物古玩，只要是符合买方预期的，哪怕是雍正仿宣德的青花瓷，只要买家议价时知道这是雍正仿宣德的青花瓷，合理议价，就是好货。由于鉴定文物的眼力不一样，也并不具有一个绝对性的评判标准，所以出现了有人看真有人看假的撂跤货。从买方预期的角度对古玩分类，可以对古玩商“骗人”的外行交易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行外交易的形式有很多种。第一种是古玩铺里坐等买家上门选货的，这种买家多是逛琉璃厂的常客。老古玩铺中多多少少都有些装点门面的规矩，铺中陈列古玩，时不时的会重摆一下，即换汤不换药。这样客人来铺里才有新鲜感，不然坐等的客源会逐渐减少。《北京琉璃厂》的小说中，袁掌柜就曾开导伙友“卖古旧东西的……得有点自鲜活劲，要不买卖转不起来”{16}，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是坐等交易的精髓之理。第二种是买家预订相关类型的古玩，古玩铺里掌柜会亲自去天津、山西等外地根据买家需要找货收货。这类买家多为洋人，古玩铺所得利润也较高。《琉璃厂杂记》中就记录有“辅聚斋黄估，自陕西购来古瓦当十余，皆新出土。欧战前为法国人托觅者”{17}，欧战前洋人曾大量收购指定类型的古玩文物，为丰富对东方的历史研究与博物馆收藏，因此这种行外交易也曾兴盛一时。第三种是古玩铺中收得好货，会邀请各大买家前来铺中赏玩挑选，这样一是增加好货出售率，抬高行价；二是以次货蒙骗心气高的买主，往往得手；三是古玩铺掌柜也做不了主的撂挑货，让看上的买家出手，以防砸浆{18}。第四种是古玩铺派伙友带货串宅门，也有本儿小开不起铺的包袱斋。包袱斋是指夹包袱串宅门搂货的人，多从古玩铺明码进货，卖出赚差价，卖不出将货退回铺里即可。古玩行讲究诚信，不用押金，谈好了货拿走卖，卖出了再交钱。这在其他行业都是极少见的。周肇祥先生就曾以这样的交易形式收过似是唐宋时的红砖“石竹山房送来一砖，红土质，极粗，面作宝塔状……字体端重，似唐宋时物”{19}。这一类行外交易的方式，也是处理撂跤货的好办法。古玩商拿不准的货送进宅门给懂行的买家品鉴，遇到赝品也能保守秘密不外传。这类交易形式需要串宅门的伙友或搂货的人了解宅门内买家的喜爱偏好，往往买家不确定的撂跤货也能成功出手。正如周先生，虽不确定红砖年代是否为唐宋时物，但也应字款端正，泥料地道而下手收货。

行外交易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水涨船高。《天咫偶闻》中将市场价格猛增的情况分列三种。第一种是买家抬价争货：“厂肆之习，寻常之物，有数人出价则其直顿增。往往有数人争购一物，终不能得，别有好事者出重价得之”{20}。这种情况，多会使得市场价值高于古玩自然价值；第二种“亦有众人公争，贾人居奇不售，遂终不售者”{21}。这种情况下买家抬高市价，古玩商为贪厚利，揽货不售，最终市价下跌，古玩货品亦无法以高价售出。这看出了市价波动较大，短期被抬高后会出现由预期降低而产生的市价回落；第三种“亦有卖者明知不直，而故增其身价，以博具眼者。大抵士夫与贾人中分权，而互为胜负”{22}这一种情况并不同于古玩商恶意骗人，买家也并不一定是遇到了次货。古玩商通过行内舆论的作用，抬高某一特定类别的古玩（如钧窑瓷器等），将行市提高到不正常水平，并由此吸引买家高价收货。这需要古玩商具有极高的行业眼光与操控能力。

四、结语

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市场的形成，可划分为上行线与下行线两条轨迹。上行线是文人文化，源于从明代起退隐到琉璃厂的官宦文人。下行线是市民文化，源于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的灯市与庙会。

明代居住于琉璃厂的官宦文人，大多隐度晚年，这些人平素喜爱琴棋书画，给自己的住所挂上斋名或堂号，以招徕客人，以文会友。明嘉靖年（1552年），寄居在各省、府会馆的应试举子中有人从家乡带来字画、法帖、铜、瓷、玉等玩物，与居住在琉璃厂的藏主相互欣赏交换，出现了最早意义上的古玩交易。受那时的文人文化影响，古玩行的交易不讲买卖，讲究“把东西匀给我”。这种文人文化的熏陶一直延续到近代，形成了近代琉璃厂市场古玩铺的主体经营模式。

另外一条轨迹则是来自于市民文化。据考证，康熙年间灯市移到了琉璃厂。《日下旧闻考》有记载：“灯市在东华门崇文街，今亦在琉璃厂”{23}。灯市上也逐渐有了出售字画、古玩、书籍的小摊。雍正十二年（1734年）琉璃厂里的火神庙{24}同时举行庙市。庙市逐渐被古玩珠宝、玉石、字画摊完全占据。从此古玩行开始进入商品市场，这是受市民文化影响的琉璃厂古玩行发展的下行线。

综上所述，受上行线——文人文化的影响，琉璃厂古玩铺确立了“面是文化，里是买卖”的特有经营特质，同时受下行线——市民文化的影响，古玩铺又逐渐进入了真正的商品市场，突破了单纯的文人交流以物易物的形式，并在近代确立形成了特有的古玩行的发展基础。

注释：

①冯伟：《清代北京琉璃厂刻书研究》，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⑦马建农：《琉璃厂》，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③④⑤{21}{22}叶祖孚：《北京琉璃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第72页，第74页，第65页，第65页。

⑥汤用彬：《旧都文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⑧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硫璃厂杂记一。

⑨⑩{11}{13}{17}{19}周肇祥：《琉璃厂杂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琉璃厂杂记一第1页，琉璃厂杂记二第55页，琉璃厂杂记一第45页，琉璃厂杂记一第54页，琉璃厂杂记二第93页，琉璃厂杂记二第90页。

{12}王冶秋.《琉璃厂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页。

{14}陈重远：《鉴赏述往事》，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5}打眼货：指没看准年代的古玩、赝品、或是有破损经过人为修复的古玩。

{16}邹静之：《琉璃厂传奇》，北京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321页。

{18}砸浆：指高价买进赝品或修复品，无法出手，俗称砸浆。

{20}【清】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

{23}【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7页。

{24}火神庙：《日下旧闻考》记载“琉璃厂东旧有火神庙，乾隆乙未年，步军统领衙门奏请发所存备赏银以修正殿前殿各三楹，东配殿十五楹，又增建西配殿及东西廡各三楹。”

Structure and Deal of Antique Market at Beijing Liulichang Area in Modern China

Zhang Yaguang1，Chen Jingjing2

（1.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2.School of Art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 Liulichang antique marke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racks and they are uplink and downlink. The uplink is the literati culture and the downlink is the civil culture. Influenced by the literati culture at that time， the main business model of modern Liulichang is formed. And affected by the civil culture， temple fairs in Liulichang are gradually completely replaced by the antique jewelry， jade，calligraphy stalls， since then the antique industry began to enter goods market. Thu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ransactions of modern Beijing Liulichang antique market are jointly resulted from the literati culture and civil culture.

Key words： Beijing Liulichang； Antique； Structure of Market； Trading System； Literati Culture； Civil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