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与资源配置：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比

2016-11-09郑晶晶贺正楚

经济数学 2016年3期

郑晶晶+贺正楚

摘要鉴于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受政府干预程度不同，本文对比分析了政府干预导致两个产业资源配置扭曲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以钢铁产业（传统产业）和光伏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利用2007-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量化测算了土地供给价格扭曲、财政补贴和预算软约束这三个因素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均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光伏产业中土地供给价格扭曲和财政补贴程度明显高于钢铁产业；土地供给价格扭曲、财政补贴、预算软约束显著降低了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干预程度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因此光伏产业的资源配置扭曲现象比钢铁产业更严重.

关键词资源配置；政府干预；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钢铁产业；光伏产业

中图分类号 F273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Considering that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suffer different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comparatively the mechanism which the government improper intervention distorted thei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aking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and photovoltaic industry as an example， estimated the influence of land supply price distortion， fiscal subsid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by 2007-2015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two stock exch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eel industry have suffered different degree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from photovoltaic industry， photovoltaic industry's land supply price distortion， fiscal subsid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eel industry； Price distortions of land supply，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both the steel industry and the photovoltaic industry； The greater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lower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 words resource allocation distortion；government intervention；traditional industry；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steel industry；photovoltaic industry

1 引言

如何在生产者之间合理地配置稀缺的社会资源以获取最大收益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途径，反对国家或政府不必要的干预.而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存在严重市场失灵，政府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在政府的引导下，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高，居民生活质量逐渐改善.但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在我国仍不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普遍存在，在引导经济发展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同时，政府过度干预也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问题.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一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二是由于中国当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财税体制及以GDP增长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具有很强动机偏袒性地使用各种优惠政策对本地经济进行干预[1][2].政府干预很容易导致资源配置偏离市场供求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

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不仅普遍存在于传统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间表现也较严重.2010年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未来支柱产业作为战略目标，中央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也超出了传统产业[3].中央政府的号召及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又进一步作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和享受到优惠政策而积极发展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提供各种地方性的优惠条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重作用下，各地争相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导致一段时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配置扭曲十分严重.

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产业经济发展.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章较多，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殷醒民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以工业化国家产业集中度和经济效率的关系为模板，研究认为低水平的产业集中度是中国工业领域资源配置扭曲的重要原因[4].杨光等从经济周期角度出发，认为成本差异化是生产率波动影响资源配置的根本原因[5].也有学者从制度视角进行研究，国外学者Allen、Qian和Larrain、Stumpner认为金融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影响[6][7]，国内王国俊、王跃堂基于分红承诺比例传递了公司价值的观点，论证了现金股利承诺制度的完善能促进资源配置[8].更多的观点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起到决定性作用[9][11]，游家兴实证发现以股价波动同步性指标衡量的市场信息效率与资本的流动具有趋同性，进而证明市场信息效率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改善作用[12]；樊纲等研究证明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是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13].endprint

政府干预普遍存在并严重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针对政府干预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已有研究多从产业、金融制度和市场角度考察产业发展、金融市场、市场化进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但关于政府干预影响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尚未见到.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价格杠杆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增长通过微观企业主体实现.那么，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资源配置？鉴于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受政府干预程度不同，为了探讨政府不当干预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本文就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对比分析，并以钢铁产业这个传统产业和光伏产业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将丰富政府不当干预与资源配置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政府不当干预论”的理论分析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逻辑起点，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双管齐下”.市场条件下自由放任的经济面临自然垄断、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市场失灵的危险.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效益损失，政府干预必不可少.适当的政府干预应遵循市场运行规则，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干预经济实现经济扩张，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保护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调节作用.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因为追求短期利益，政府不顾市场规律直接干预企业决策，影响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政府不当干预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决策滞后、监管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因素造成政策不准确、不及时、不到位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政绩考核、官员寻租、“父爱主义”等政府官员的主观因素导致过度干预企业微观市场活动.

根据不同主体可分为地方政府干预和中央政府干预.地方政府干预往往出于政绩冲动、官员寻租、权力扩张、“父爱主义”等目的.从中国现有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来看，地方政府具有干预地方经济的强烈动机.财税体制上，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实行地方财政“自负盈亏”，因此地方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深化及“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地方政府意识到只有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才能拓展税基，实现财政收入和居民就业率的提升，因此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为本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政策便利和经济资助.政绩考核上，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把地方GDP增长作为核心指标.为了政治前途各地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招商引资、项目投资、环境管理等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促进本地经济总量的增加.所以，政治晋升体制也促使地方官员偏袒性地使用各种优惠政策.相对于地方政府干预，中央政府干预往往是出于打破垄断市场、缩小贫富差距、降低失业率、优化资源配置、保护和促进产业发展等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中央政府干预主要针对两种情况：在市场机制发挥失灵时，需要中央政府发挥相应职能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弥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足；在发展重要产业时，需要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出台扶持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同时，中国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模糊性，金融体系的预算软约束，环境管理制度不完善，产业准入审批的管理方式为各级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经济提供了政治基础.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政治地位晋升，地方政府往往会在土地、税收、环保、审批等方面，给予企业各种所谓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用低价供地，甚至零地价来招商引资；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地方政府使用宽松的环保政策，容忍排放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对企业提供各种财政补贴，税收补贴；利用银行的预算软约束干预市场资本要素价格等等.政府倾斜性优惠政策的干预，扭曲了不同产业不同部门间各生产要素的价格进而导致生产要素的配置扭曲.

2.2 政府对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源

配置的干预

中国现有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主要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其中重工业受政府干预最为严重.从财政收入和官员晋升体制两方面考虑，地方政府都会更重视短期经济总量的增长，一方面是干预企业投资增加本地的资本总量.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经济总量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钢铁、水泥、煤炭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的首选，故会给予相应企业更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为了保护本土企业，稳定财政收入和居民就业率，一些从长期来看生产效率低下和面临倒闭的企业，政府常常利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来长期资助，使它们得以生存下来，最终形成数量庞大的“僵尸企业”.政府倾斜性的干预导致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源要素配置扭曲.

与传统产业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战略性意义，不仅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还受到中央政府干预.为了构建高技术含量的新一代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抢占全球新一轮经济与科技发展制高点，2010年中央政府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中国当时极力推崇的产业，肩负着通过产业培育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的重任，中央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中央财政设立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并由财政部会同发改委下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用以支持新兴创业投资计划、产学研协同创新、技术创新平台、区域集聚发展等.从实践情况来看，国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支持方式还是直接补贴.2011年中央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直接补助达35亿，并且逐年增加.中央政府的号召及提供的各种优惠又进一步作用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和享受到优惠政策，同样积极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也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重作用下，各地争相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除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还受中央政府干预.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提出：endprint

假设一：相对于传统产业，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干预程度更严重.

2.3 工业用地不同价格与资源配置扭曲

根据所有权不同，中国土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包括城市市区、郊区和农村中属于国家的土地.虽然这类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国家通过委托代理将土地实际使用权赋予地方政府[14].另一类土地的所有权归整个集体所有，主要指农村土地，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处置权主要是被农村村委会所控制[14]，而农村村委会大部分又是地方政府意志的执行者.实际上地方政府成了当地土地价格的主要决策者.出于政治前途、财政收入考虑和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地方政府根据不同企业和投资项目以不同价格供地.对一些资本密集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供地价格往往低于实际土地价值，甚至是零地价.由土地产生的内部成本外部化，往往是政府影响投资价格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二：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干预企业决策进而扭曲资源配置.

2.4 财政补贴与资源配置扭曲

政府对产业的补贴主要有财政补贴和税收补贴.（1）财政补贴.在支持某个产业发展时，政府通常使用一项政策工具——财政补贴支出，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形式.但是关于补贴对象、补贴金额、何时补贴，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制度，但在评估过程中仍存在很大的人为干扰，补贴最终偏离原计划.另外，在全国范围内扶持发展某个产业时往往缺乏统筹规划，加上在中央提供的优惠政策下，被支持的产业也成为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首选，结果导致该产业的重复建设.以光伏产业为例，2011年该产业作为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重点扶持的产业对象，在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曾对光伏产业给予高达70%的投资补助，引发全国范围的光伏产业投资潮[15].（2）税收优惠.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各地地方政府竞相使用税收竞争，即通过税收减免降低生产成本来吸引企业在辖区内投资.除了地方政府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以外，如减免部分所得税、地方税、增值税中地方所得部分，税收竞争还可以通过游说中央出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税收政策实现.虽然税收的立法权和税率变更权在中央，但地方政府却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和生产经营中可以给予企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所以，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补贴干预企业决策而影响资源配置.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三：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干预企业决策进而扭曲资源配置.

2.5 金融支持水平与资源配置扭曲

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或银行未能依照一定的经济准则向企业提供资金，使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从近几年企业融资的渠道来看，尽管中国在直接融资市场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仍然是企业融资的最重要来源[16].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干预银行的金融业务，通过间接融资使企业融资成本外部化.一方面尽管中国的商业银行经过了30多年的变革与发展，但国有控股银行的垄断地位没有改变，存贷利率还远远没有实现市场化，银行能以极低的成本来获取资金，因此银行具有低成本出租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地方商业银行的建立和经营离不开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地方政府作为重要的股东和行政权力的执行者在这些银行中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并对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商业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使得银行的信贷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和干预[16].在上述两重因素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能够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并对不同企业给予不同的贷款利息率.而商业银行并不完全为其吸收存款的安全负责，同时也并不真正为其贷款的风险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地方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金融风险仍然会由国有银行承担，而且最终还是会转嫁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出于财政税收和政治晋升考虑为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提供担保，对企业贷款提供降息贴息等政策进而干预企业投资并影响市场资源配置[17].根据上文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四：政府通过预算软约束干预企业决策进而扭曲资源配置.

3 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及处理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样本来自于2007～2015年沪深两市中属于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的上市公司.根据研究需要，按下列标准进行筛选：剔除在2007年之后上市的公司；剔除近5 年有重大重组的公司；剔除财务数据缺失和指标异常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后，最终得到了30家钢铁和29家光伏样本公司.本文使用的企业微观数据均来自于WIND资讯终端和CSMAR 数据库.为了数据的可比性和标准化，本文将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采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对于其他财务数据，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另外价格指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调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2 资源配置扭曲的测度

在对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进行研究时，国内外学者通常将资源配置效率作为测度指标.借鉴已有文献中使用的方法，选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资源配置效率（REU）.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测算公式为：

式（1）中i表示生产单元，t表示时间，Y、y、X分别表示有效产出、实际产出、投入.本文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代表实际产出，年平均从业人数和年平均固定资产余额代表实际投入.构建了2007—2015年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这样，生产单元分别为30家钢铁上市公司和29家光伏上市公司，利用上述方法即可测算各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

3.3 土地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方法与模型

根据现有资料难以对单个上市公司用地价格扭曲程度进行测量，借鉴余东华等的方法[3]，工业用地价格扭曲表示为样本公司所在地区协议出让土地均价偏离工业用地位置所对应地块的最低价标准的程度与该地块的最低价标准之比，表示为：endprint

其中，c代表样本公司所在地区，t表示时间，Distort表示土地价格扭曲程度.ALP表示地区协议出让土地均价，LPS表示用地位置所对应地块的最低价标准.工业用地协议出让价格根据该地区土地出售总金额和出售面积计算得出，出让基准价格和土地原始价格分别来自于2007年实施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中规定的价格和中国土地市场网.

3.4 计量模型的设定

综合考虑财政补贴、土地价格扭曲、金融软约束、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机会成长等因素，量化测度政府不当干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使趋势线性化，消除序列异方差，在实证检验中采用对数形式，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产业，t表示年份；REU表示资源配置效率；Subsidy表示财政补贴，本文借鉴肖兴志、王伊攀的测算方法[15]，选用财务报表附注下补贴收入对财政补贴进行刻画；Distort表示土地价格扭曲程度；Finance表示金融预算软约束程度，本文借鉴吴春雅、吴照云的做法[18]，采用现金流量表中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流入净额来对预算软约束进行测度；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根据既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主要考虑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成长机会（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Ebit）、管理费用率（Adm），目的是控制企业其它因素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εit表示标准误差项.表1列出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及计算方法.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资源配置效率的比较

根据式（1），使用deap软件测算了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2007～2015年各上市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表2列出了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各年资源配置效率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5年中国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均值都比较低，并且在2007-2015年这段时期光伏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均值都低于钢铁产业配置效率.相对于其他传统产业，钢铁产业因为属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国有程度较高而更受政府优待，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得到更多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光伏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代表肩负着成为产业支柱的重任，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光伏产业对生产要素资源使用具有绝对的优先权[19][20].在各级政府提供的种种优惠政策下，大量生产要素资源涌向光伏产业导致该产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4.2 政府干预程度比较

为了比较政府过度干预在钢铁产业与光伏产业上的差异，将这两个产业2007～2015年的财政补贴、土地价格扭曲、金融软约束三项指标列在同一表中并进行逐一比较，见表3.

首先，2007～2015年间钢铁产业30家上市公司获取土地的价格偏离程度平均值均低于光伏产业29家上市公司的对应值，并且相差较大.前者获取土地的价格偏离程度平均值在0.08～0.34之间，后者在0.36～0.54之间.其次，财政补贴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2007～2015年间钢铁产业30家上市公司财政补贴指标平均值位于0.06～0.46区间，远低于光伏产业29家上市公司0.26～0.75的平均值.最后，除了2007、2008年30家钢铁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软约束指标平均值均高于光伏产业上市公司.钢铁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软约束指标平均值在25.50～39.60之间，而光伏产业的平均值在26.64～41.14之间.通过三项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到，在2007～2015年间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干预程度基本大于钢铁产业.其中在这三项指标中，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差距最大的来源于财政补贴，其次是土地供给，进一步说明中央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主要支持途径是通过直接补贴完成的.至此证明了理论部分的假说一.

进一步，表2结果显示光伏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于钢铁产业，表3的三项指标表示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干预程度大于钢铁产业，这也间接说明了政府干预程度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为了更科学地解释政府过度干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接下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4.3 政府干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分析

在回归检验前，首先考察变量之间共线性是否严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而面板数据的优势就在于控制个体的异质性，减少共线性.出于谨慎考虑，仍然考察了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小于10.因此，变量间应该不存在严重共线性.为了控制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模型估计时，全部采用聚类稳健标准差得到z值或t值，消除异方差的干扰，从而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在计量模型的估计中，内生性问题会使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有必要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控制内生性，在此进行工具变量矩估计（IV-GMM），表4和表5的模型5均报告了IV-GMM回归结果.其中，外生性检验的Hansen J statistic值分别为2.376（P>0.1）和4.694（P>0.1），满足在10%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弱识别检验的统计值均小于Stock-Yogo weak ID test critical values检验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选取合理；识别不足检验采用的是Kleibergen-Paap rk LM 检验，统计值分别为8.226（P<0.1）和6.235（P<0.1），拒绝原假设同样表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因此表4和表5中的IV-GMM估计有效.

资源配置从长期来看是个动态过程，既受当前因素的影响，也与过去因素有关.在静态面板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系统矩估计（SYS-GMM）对动态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4和表5的模型（6）报告了SYS-GMM的估计结果，其中，AR（2）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模型不能拒绝模型没有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外生性检验均不拒绝原假设，说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因此表4和表5模型（6）的SYS-GMM估计均有效.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在估计模型（6）中显著为正，可见前期的因变量和当期的因变量正相关，即资源配置效率存在着持续性和动态变化.FE、IV-GMM、SYS-GMM三种回归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首先，考察财政补贴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表4中模型（1）、模型（4）、模型（5）、模型（6）的Subsidy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钢铁产业内的财政补贴阻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财政补贴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同样表5中模型（1）、模型（4）、模型（5）、模型（6）的Subsidy回归结果也显著为负，表明政府对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不但没有充分调节资源的使用反而降低了该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所以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二成立.另外上文已经指出政府投入在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远大于钢铁产业，而从表4和表5中可以看出光伏产业的Subsidy回归系数均大于钢铁产业的回归系数，说明财政补贴越多其对资源配置效率越不利.其次，考察土地供给价格扭曲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表4和表5中模型（2）、模型（4）、模型（5）、模型（6）的Distor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土地供给价格扭曲对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均产生了负面影响，土地供给价格扭曲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即经验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三.最后通过检验金融软约束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同样发现在表4和表5中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的Distor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软约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至此证明了前文的假说四.endprint

对于控制变量无论是FE估计、IV-GMM估计还是SYS-GMM估计情况下，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成长机会（Growth）、资产负债率（Lev）、盈利能力（Ebit）、管理费用率（Adm）的回归结果都基本一致.具体来看，除了个别情况，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一般而言企业年龄越大经营管理者经验越多资历越老，企业管理人员对资源的配置越合理.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这也能说明企业规模对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明显影响.虽然企业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综合能力，但并不能把企业规模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评判标准.如某些国有企业总规模比较大但资源浪费却比较严重资源配置效率也较低.成长机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企业成长态势越好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资产负债率的绝大部分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资源配置效率越低.盈利能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符合实际情况，盈利能力是企业从投资到经营的综合表现，盈利能力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管理费用率的系数有正有负，说明管理费用并不是越高越好，管理费用过高有时是一种资源浪费的表现，所以管理费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并不明确.

4 结论

结合现有中国国情和体制特征，从政府不当干预角度解释土地供给价格扭曲、财政补贴、预算软约束是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的重要原因，就政府对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不当干预及资源配置扭曲进行对比研究.在实证分析中利用钢铁产业和光伏产业2007～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就政府不当干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光伏产业受政府干预比钢铁产业更严重.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中国极力推崇的产业，肩负着发展成为产业支柱的重任，中央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地方政府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和享受到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更倾向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双重作用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光伏产业受政府干预比传统的钢铁产业更严重；

2）近年来政府不当干预加剧了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无论是对于光伏产业还是钢铁产业，土地供给价格扭曲、财政补贴、金融软约束等政府过度干预行为显著地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3）政府干预程度越大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与钢铁产业相比，光伏产业得到的财政补贴更多、土地供给扭曲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光伏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更低.

政府干预对治理市场失灵是必要的手段，但需要建立起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的有效协作机制.为了避免政府过度干预而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本文政策建议主要有：

1）建立科学的财政税收和政绩考核制度，削弱政府不当干预动机.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过多地注重短期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略长期性的、持续性的发展.改革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能源消耗、环境平衡、企业创新、社会效益等反映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通过完善财税体制，促使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进行规范，地方政府对非市场化投资行为进行监控和纠正.严禁地方政府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价供地、预算软约束、宽松的环保政策等方式为招商引资、保护本土企业提供优惠政策.

2）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弱化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的政治基础.首先，明确土地所有权.土地作为政府干预企业投资生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其产权的模糊性是地方政府以半强制性手段低价获得土地继而进行低价供地的条件.明确土地所有权，增强群众的产权意识倒逼地方政府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使土地价格在要素市场上自由反映供需关系；其次，加快推进煤炭资源价格改革进程.目前资源要素价格普遍偏低，为引导企业节约使用重要资源，要调整和理顺重要资源的价格关系.资源要素价格当中由政府和社会承担的那部分成本改由企业承担.第三，规范水电价格.为了吸引投资各地政府纷纷提出对水价、电价、天然气价进行补贴导致企业成本大大减少.为维护正常的市场运行，政府应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减少补贴，使其价格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第四，硬化银行预算约束.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严格银行监管，使银行行为“去行政化”，强化信贷风险监管，加强银行信贷执行产业准入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隔断银行、企业、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真正的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3）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产业准入标准和环保监测体系.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准入标准、环保监测体系均不完善[21][22]，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技术含量的企业容易进入市场而导致大量资源消耗在低效率部门[23]，并影响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完善产业准入制度，由于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方面只有一些指导性意见，缺乏基于长远发展的统筹规划，更没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致使企业在进入时没有相应限制门槛.大量低质企业涌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在一些新的低效率产业部门.另一方面建立产业环保监测体系，用制度和标准阻止低效率、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入产业生产经营及扩张，并鼓励引导企业不断更新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促使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1] 江飞涛，耿强，吕大国.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23-34.

[2] 陈剩勇，孙仕祺.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以1996年以来的钢铁业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13（5）：41-46.

[3] 余东华，吕逸楠.政府不当干预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53-67.

[4] 殷醒民.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和资源配置效益[J].经济研究，1996（1）：11-21.endprint

[5] 杨光，孙浦阳，龚刚.经济波动、成本约束与资源配置[J].经济研究，2015（2）：47-60.

[6] Allen F，Qian J，Qian M. 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57-116.

[7] Larrain，M.and S Stumpner.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the microeconomic channels，SSRN Working Papers，2012.

[8] 王国俊，王跃堂.现金股利承诺制度与资源配置[J].经济研究，2014（9）：91-104.

[9] Hendel，Igal，and Aviv Nevo.Measu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consumer inventory behavior[J]，Econometrica，2006（74）：1637-1673.

[10]Bosworth，Barry，and Susan M. Collins.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NBER Working Paper，2007.

[11]Chen，JB. Ke，D. H. Wu，and Z，F. Yang.IPO pricing mechanisms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Working Pape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