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伟，吴　霞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犹是深闺梦里人”
——评何顿的《来生再见》

唐伟1，吴霞2

(1.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宜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何顿的《来生再见》以史实为根基，融虚构于情节，小说介于历史和故事之间、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具有文学和生活的双重见证意义。对于那段不为人知的抗战历史，作为读者的“我们”是“被蒙在深闺”的“梦里人”；就生活现实而言，小说中幸存的主人公们，则是不知今朝为何夕的“梦里人”。作品以小人物命运勾连大历史风云，以历史材料辅政文学想象，既有文学照进历史的“真实”价值，也显出作家叩问历史正义的家国情怀。

何顿；《来生再见》；梦里人；历史正义

尽管何顿本人并不太在意批评界所谓“新状态”或“晚生代”的标签派赠，但客观而言，诸如“新状态”或“晚生代”此类标签虽有所局限，也仍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何顿小说的创作路数和风格指向。质言之，何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并未完全越出“新状态”或“晚生代”的命名范畴：晚近的《我们像葵花》《我们像野兽》《物欲动物》等，究其故事本相，更像是此前《生活无罪》《太阳很好》同一类属的延伸和拓展。如果不是近几年《湖南骡子》《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的陆续问世，很难说何顿的这一文学史定型会得到多大改观。就此而言，“抗战三部曲”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何顿超越陈旧命名范畴的可能和希望。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一个未解的困惑或在于，一向“我不想事”“无所谓”的何顿，早已习惯在市民生活题材上浅吟低唱、慢哼小曲，这几年何以突然将音提高八度，飙到了家国旧事的复调交响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