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堇：你近期出版了短篇集《如果大雪封门》，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你更偏向于哪一种写作？为什么？

徐则臣：我写了19年小说，19年间从未断过短篇小说的写作，最少的一年也写过一个短篇，短篇的写作中有某种尖锐的激动人心的东西。但我现在更喜欢写长篇，它的兴奋度可能无法达到写短篇时某一瞬间感受到的峰值，但那种暗流汹涌的持久的力量感更让我着迷。短跑的爆发力和“短平快”固然也很迷人，但冲过终点后的失落和虚无更加漫长；而长跑时运动着的、一直在路上的感觉更能安慰我，让我觉得自己从未放弃过努力，那种源源不竭的耐力和节奏感让我心安。

当然，也因为年纪在长，对这个世界看得久了，从万物之间看出了越来越多的联系，逐渐产生了探讨和叙述这种复杂性的宏观把握的冲动。事实也是如此，《耶路撒冷》之后，我似乎也慢慢地过渡到长篇小说的思维，所以，在《耶路撒冷》完成的三年之后，我刚写完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

三色堇：在你的写作中，什么对你的影响最大？阅读、经验，还是别的什么？

徐则臣：阅读。作家的生活和经验是有限的，你就算天天冲在最火热的生活第一线，也不能拥有所有人的生活，但你可能要写出所有人的生活。怎么办？阅读。阅读可以补济你欠缺的那部分东西，也可以唤醒你沉睡的经验以及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想象。于我，阅读培养了我思考的习惯，而思考的习惯是我的写作得以持续进行下去的最可靠的内驱力之一。

三色堇：你觉得自己创作的长处和短板是什么？

徐则臣：长处和短板有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两面。我的创作被很多人认为是有想法的创作，有明显的智性的成分在，跟我北大研究生的背景相比，这一点可能更是大家把我看作是学院派的原因。在生活和创作中我的确相对比较理性，写作时也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意义的强迫症，一个找不到意义的写作我是没法进行下去的。这有一个好处，我很少跑题，从来不会写着写着把自己先绕晕了，就算是写《耶路撒冷》四十多万字，也不会跑题，结构、想法、故事和细节基本上都经得起推敲。就我个人能力而言，一般也不会出现水平线以下差得离谱的作品。

但这也有弊病，有时候问题意识过强，理性的参与稍不节制，写作状态有时候会比较紧，收得太狠；也容易让作品过于“正确”，“无懈可击”有时候是比“四面漏风”、一堆问题更可怕的毛病，都不好治。漏风处你可以想办法堵上，太光滑、严丝合缝则容易形成一个闭合的结构和意蕴，影响小说空间的开放性，让小说窒息，也会显得匠气。在写作中我一直提醒自己，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要敢于犯错误，“完美”有可能是一部小说最大的陷阱和灾难。

三色堇：你的写作理想是什么？

徐则臣：写出经得起我自己推敲的小说。

三色堇：你与读者和批评家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徐则臣：我很少考虑与读者和批评家的关系，应该是比较自然的那种，我不强求别人，别人也不要强求我，我写我的，你读你的，他评他的。我会真诚地听取读者和批评家的意见，合理的我吸收，我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也绝不会委屈自己。写作首先要面对的是自己，我信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

三色堇：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

徐则臣：见仁见智。我认为的好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宽阔，复杂，自然，本色。

三色堇：不写作的时候做些什么？

徐则臣：编辑，看书，运动，带孩子，旅行，练书法，喝茶。

三色堇：最喜欢自己什么特质？

徐则臣：沉默，坚持。

三色堇：最喜欢的电影和音乐？

徐则臣：不同时期我会列出不同的名单。现阶段，最喜欢的电影是《天堂电影院》，最喜欢的音乐是二胡曲《江河水》。

三色堇：愿意和谁隔空对话？

徐则臣：很多年前我崇拜钱钟书，希望有机会见到钱先生。大学时一个夜里，我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听到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长时间都不能接受。平复了之后，似乎是一个时代过去了，再也没有那种迫切地想与谁隔空对话的愿望了。在我仰慕钱先生时，我也知道，钱先生最烦这种要与谁隔空对话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