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伦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徐则臣被大众广泛关注始于2013年。其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发表后备受好评，评论界也一片赞誉。《耶路撒冷》被评论界誉为一代人的心灵史，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所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徐则臣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70后作家的光荣”。2019年，徐则臣历时四年写就的长篇小说《北上》获得茅盾文学奖，徐则臣也成为自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然经考察后发现，学界对徐则臣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成名后的长篇小说，而或多或少忽视了其成长时期的转徙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有关其成长经历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也未细致展开。基于此，本文将考察徐则臣的成长经历，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徐则臣成长中的转徙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一、成长：东海（1978—1996年）

徐则臣这样表述童年对自己创作的重要性：“我赤脚走路，在野地里狂奔，放牛、下水、推磨、插秧割麦子到收获完毕的田地里捡剩下的粮食，这个漫长而又快乐的自然启蒙，让我在被钢筋水泥封闭的城市里依然时时想起天空、大地和弯腰驼背的人，让我只有不断地虚构一条条回故乡之路才能稍事安妥，让我的字句有一个不竭的绿色的丰沛的水的源头。”[1]10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这里曾经运河环绕。徐则臣的故乡北边是后河、五斗渠、乌龙河，五斗渠往南再远处是另一条大渠。村子北边是八条水和八条水坝。除了村庄周围的小运河，在离村子不远处的镇上，石安运河穿镇而过。这也是一个风声浩大时黄土飘扬的村落。因为村庄临近黄海，此地四季多风。这里的土壤中有一部分来自遥远的黄土高原，这种黄土细碎、轻飘，风吹过村庄道路上尘土漫天。这是当年泛滥的洪水从黄土高原裹挟而来的，不适合五谷生长，只能做填坑盖房之用[2]。“巷子里照例是经年的黄土在堆积，印着去年深深的车辙和牛蹄印。”[3]这里是苏北，相对于1978年后经济快速发展的苏南，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处在经济落后、民众穷困的境况之下。黄土夯筑，茅草或者荭草覆顶的房子里不仅仅住着童年时期的徐则臣，也在徐则臣笔下成为那群守旧的与时光抗争的角色的庇护所。当然，它本身的残破也昭示着那个年代的贫穷。

徐则臣的父亲是一名村里的赤脚医生，少有时间照顾家庭，所以徐则臣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是与祖父母一起生活。“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4]徐则臣的祖父文革前是个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其后被责令当了多年的猪倌，平反之后，年纪已高，但在村子中仍然属于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徐的祖父对其言传身教，现今徐则臣被称道的一手好毛笔字也是小时候练就的童子功。徐则臣年少时，其祖父常常在春节前买来红纸，研墨写春联，由母亲到集市上售卖以补贴家用。祖父对徐则臣疼爱有加，徐则臣在记述性散文中写道：“我从记事时起，祖父一直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赶集，五天一次，现在集市边上的小吃摊坐下，吃逐渐涨价的油煎包子，然后到菜市旁边的空地上看小画书，风送过来青菜和肉的味道。”[5]29成年后的徐则臣有次回家路上耽搁，其祖父冒雪等候、踟蹰至凌晨方睡，祖父对其的疼爱可见一斑。徐则臣的父亲虽然在徐则臣笔下较少出现，但在散文集《通往乌托邦的旅程》中有所提及。徐则臣说：“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父亲唱过戏，做过教师，会木工，擅书画，现为医生。”[1]12在回忆年少时徐则臣说自己曾在暮色时到野地里找母亲，也在野地里“为躲避父亲的巴掌而逃窜。”[6]

论及徐则臣的文学启蒙要从阅读祖父订阅的《中国老年》《半月谈》起始。即使这些杂志在现在看来对那时的徐则臣来说并不合适作为文学启蒙书籍，但是徐则臣仍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少年时期，徐则臣喜爱放牛，他常将牛牵到村子北边的坟地里，缰绳缠挂在牛角，随牛去吃草，而自己顺势倚靠在坟堆上，看起武侠小说和《老年杂志》，或是父亲挑的《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及其他古代名篇。对徐则臣来说，童年虽然回过头看去仍然不免贫苦，但仍然是快乐的。“就算是现在，我具备了足够的反思和自省的能力，我也不认为整天和一头牛走在野地里是件苦唧唧的事，相反，我以为那是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生活之一。”[1]12“我以为放牛给了我一个几近完美的少年时代，放松，自由，融入在野地里，跟自然和大地曾经如此贴近。”[1]12徐则臣把放牛的生活看得非常美好。来自祖父母的关爱、放牛时与自然贴近、阅读祖父订阅的杂志、看武侠小说、背诵父亲指定的古文名篇，这些构成了徐则臣少年时期美好生活的图景，即使到了大学，徐则臣的祖父在叮嘱徐则臣时还不忘说：“别在嘴头上克扣自己，还有，要舍得买书。”[5]31

从6岁到11岁，徐则臣就读当地村小。在散文《去小学的路》中，徐则臣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小学上学时的情景，他写道：“桥上在上午放学后总有一群高年级的学生在上面聚会。听外地来的亲戚说，现在到处都有帮派，小刀帮，斧头帮，菜刀帮，还有砖头帮。”[7]37徐则臣对加入斧头帮不感兴趣，但是对斧头帮帮主腰间别着的精致的小斧头很喜欢。他觉得那把小斧头“如果不用来打架，应该是很不错的艺术品[7]37。”也是在这个年纪，徐则臣与朋友在坟地里见到了“鬼火”，而“它实实在在影响了我五年[7]37。”此外，在这一时期，有件事令徐则臣印象深刻。当时，到小学去要经过三座桥，在第三座桥的草垛边曾经有一个女人与野男人在草堆里通奸被抓。所有人都在责骂，对她吐唾沫，扔鞋子。当一个小孩对她扔了一颗石子时，徐则臣写道：“她抬起头随即又低下了，我看到了灰尘和泪水把她清秀的脸弄脏了。她的样子让我难过，也想哭，我退出来，一个人进了校门。”[7]39这是第一次，少年的天真善良与乡村伦理秩序之间发生冲突，在个体尊严与群体秩序的角力中，徐则臣更同情前者。在徐则臣的写作中，对待女性角色往往带着一种悲悯与同情，尤其是女性角色的情节中绝少激烈的冲突。花街的高棉、“北漂”落魄的舒袖，甚至是“疯女人”徐则臣也以体谅的心态、平等的视角书写她们，这或许是小时候的经历深化内心并表现在创作中的结果。

12岁时，机缘巧合，徐则臣抓住机会，考进镇上初中——青湖中学。“当时我在村里上小学，按理也应该在村里上中学。那天语文老师让我去办公室交卷子，正好听到有同学想去别的学校小升初，考上了就可以去镇上中学里念。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能不能也去考？’”[8]那天好像是报考镇上初中的最后期限，老师说这得征求家长意见，徐则臣撒腿就往家里跑。他后来顺利地报考并考上了镇上中学。12岁的徐则臣到镇上初中就读并开始寄宿生活。在《看〈围城〉的那些年》中，徐则臣回忆自己的阅读经历：“那时候我住在镇上医院的职工宿舍里，同舍的一个念高一，他和后来借书给我的那个哥们同班。我曲线救国，二转手搞到了不少书。”[7]207也是在初一的暑假，徐则臣几经周折，借到《围城》。“正好学校放暑假了，我把《围城》带回到藤椅里，一个假期看了两遍。”[7]207徐则臣在后来的多次访谈中都谈及自己看严肃文学是从钱钟书的《围城》开始。“《围城》大概是我从武侠小说和其他乱七八糟的读物进入正经的文学的第一本书，它满足了我当时的两个需要：一个是阅读名著的虚荣，另一个是它继续延续了我在其他书中得到的阅读的乐趣。”[7]209徐则臣坦言自己早期的文学写作深受《围城》影响。“钱钟书的比喻句和说话的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了我。”[7]209以徐则臣在《萌芽》上发表的小说《重返母校》为例：“我们把三年前的事一件件地翻出来，像我家乡的农民在田地里挖水晶。当然，不是所有地往事都晶莹剔透，我们跟伟人的过去不能比。我们所能挖出来的都是些只能做火石的琐事。”[9]与《围城》这段话作比较：“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10]钱、徐二人在比喻之外都夹杂了些许戏谑嘲讽的腔调，可以看作徐则臣早期对“钱式句”的模仿。徐则臣在初中的生活经历较为写实地写进了其长篇小说《病孩子》。考察后发现，小说主人公“穆鱼”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徐则臣初中所生活的青湖中学何其相似。这一时期，徐则臣寄宿镇医院职工宿舍，在无所事事时经常在学校前的石安运河的河滩上寻找水晶。而寻找水晶的经历也在多年后融进了他的“成长之书”——《水边书》中，书中的钱小多也像当年的徐则臣，在河滩埋着头试图挖出水晶。初中的三年正值个人成长的青春期，对成长的渴望，对爱情的幻想无可回避地充斥与困扰着曾经的徐则臣。小说《病孩子》的基本主题是乡村少年成长之痛。在书中，徐则臣回眸年少，回忆当时人与物，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描绘青春期少年面对成长与爱情的困惑与茫然，流露出成年人回首少年往事时悠深静谧的思绪。年少的“穆鱼”在桥上看着西流的石安运河陷入孤独的情绪中，对人际关系、教育、爱情、成长的思考与苦恼成为其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阵痛。

1993年，15岁的徐则臣来到县城读高中。三年间，与写作相关的最重要的事件应是徐则臣在高二那年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往回数，让我觉得跟写作有点关系的事，应该是高二时的神经衰弱。那时候心悸，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莫名其妙地恐惧，看到夕阳就如履薄冰，神经绷过了头，失去了回复的弹性，就衰弱了。”[11]179而“写日记成了发泄孤独和恐惧的唯一方式。从高二开始，一直到1997年真正开始写小说，我写下了厚厚的一摞日记，大概就是在日记里把自己写开了”[11]177。写日记在精神上缓解了神经衰弱的症状，也意外成了徐则臣走上文学之路的花火。后来医生建议徐则臣跑步，也是在这段时间内，跑步与神经衰弱相互关联。跑步在那时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徐则臣缓解了神经衰弱所带来的情绪上的问题，后来在徐则臣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中成了小说中主人公敦煌、王一丁克服神经衰弱的方法。在徐则臣小说中，跑步或者说“移动”作为一种生存状态，长久地出现在其写作中，成为小说主人公与陌生世界沟通、和解的方式。高二时期徐则臣第一次尝试写短篇小说，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徐则臣与友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徐则臣对历史小说的兴趣。神经衰弱在高三有增无减，压力更大，情绪更加低落的徐则臣看张爱玲、苏童的书，并在看书的间隙中，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和一个长篇小说投递给杂志社，结果石沉大海。

高三低落的情绪显然影响了徐则臣的高考发挥。后来，高四复读，徐则臣寄宿在县城亲戚家，白天到学校上课，晚上则把自己锁在亲戚家的门店里看书。徐则臣早期发表的小说《高四备忘录》对考察徐则臣高四生活颇有参考意义。在实际了解徐则臣高复班就读的环境后可以发现其小说中的高复班与现实中东海高复班较为吻合，且可与徐则臣纪实性散文《九年》相互印证。所以《高四备忘录》中的部分描写可作为徐则臣就读高复班时学习生活的参照。《高四备忘录》与《九年》中，徐则臣面对枯燥的学习与无法回避的高考，大致展现出了复读时生活的枯燥乏味与同学之间苦中作乐的情形。打篮球、写诗、同学“骑墙”事件，这些都是在高复班时的“苦中作乐”。“高四有小马，苦中之乐也。我实在是把它作为的美好的事物来颂扬的，颂扬它以无形补济了高四的单薄，以有声丰富了高四的枯燥。”[12]第二次高考，徐则臣的成绩仍不理想。在此之前，徐则臣对当时流行的香港电视剧中的律师满心羡慕，“高一时我就给自己设计了前途：学文科，当律师。”[5]29于是徐则臣在填报志愿时将前几个志愿都填了律师，只有最后一个志愿填报了淮阴师范学院的文学专业。

二、转徙：淮安、南京（1996—2003年）

命运弄人，1996年徐则臣成为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一新生。1996-1998年，徐则臣就读于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高考的“滑铁卢”与填报志愿上的不尽人意，使得徐则臣在大一期间深陷迷茫，靠看书“混日子”。在大学期间，徐则臣对书籍的选择不凭喜好，选书时顺着字母排序看下去，这也使得徐则臣的阅读面十分广泛，恰好中文系课程松散也给徐则臣看书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1997年，大一暑假，徐则臣读完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精神备受冲击，“看完《家族》，一下子体会到了表达的自由与美好，我觉得我经常胡思乱想的东西，很多都被《家族》说出来了……我想我应该成为一个作家。”[11]179自此徐则臣确立了当作家的人生目标。几个月后，徐则臣的潘姓朋友在做家教回校的路上被混混当街打死，这件事对徐则臣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潘，想到人之恶、生离死别、无常和幻灭。他与它们和我的文学息息相关。”[1]66徐则臣反思武侠小说中勇武制胜的想法，尝试以其他角度思考武力的意义，并多次试图回到潘同学被打死的现场，讨论潘同学之殇的其他可能性。此外，在淮阴师范学院学习的两年中，徐则臣逐渐融入了这个运河穿过的城市。在做兼职的过程中徐则臣认识了“花街”。“当学生时挺穷，1997年我做了家教，每次去我都沿着一条小路走，一条很老的街，两边是南方河边的建筑，瘦瘦高高，又点像生病的样子，旧房子都塌了下来，整个屋顶都陷下来。我以为那就是花街，所以最初写花街的故事是以那条街为原型的。”[13]徐则臣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表露运河对自身写作的影响，不止一次表露对淮安城内一个破落古幽的花街（实际只有短短的几百米，且并不是当地人口中真正的花街）的喜爱。徐则臣所描述的花街是一派衰颓的古旧街道。淮安地处淮河以北，却因为运河的关系水汽丰富，南方文化顺流而上，“破败古旧的南方建筑”恰好迎合了徐则臣对于故乡历史内涵扩充的愿望。在这时，作家的文学理想与野心准备重新构建、充实、繁荣这个破败的街道，于是这个运河边上古朴湿润的街道成了徐则臣小说背景之一，再后来徐则臣索性将“花街”与“石码头”当作安放自己文学野心的场所。“这座城市已经部分地培养了我的文学趣味，决定了我小说里的重要故事和场景，已经给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在水路之间，在现代边缘。”[1]38-39

大二下学期，系里有一个到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机会，徐则臣自述希望到更大的图书馆看书，于是在那段时间积极看书备考，拿到了唯一的名额，并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做插班生。在南京上学的两年间，徐则臣依然保持着看书、写作的习惯。徐则臣以南京为背景的作品不多，第一篇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重返母校》是少数以南京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其后以南京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仅有《南京南京》《蜷曲或展开》。徐则臣在接受采访时很少提及在南京生活的具体细节。也许是对这个城市存在隔膜，故而对南京师范大学的生活描述得少之又少。徐则臣虽然赞叹金陵的文化丰厚但却无法对其产生“天涯沦落人”的认同心理，大抵是因为徐则臣的“插班生”身份以及其“边缘”成长经历与南京文化之间缺少共鸣之处。“因为是插班生，老师的花名册上没我名字，考勤从来考不到我。我也乐得不上课，整天往图书馆跑。”[5]66在徐则臣的小说中这样描写南京：“梅雨到来之前，南京也会漫长地阴天。我住一楼，除了去图书馆和自修室写小说，绝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看书，每天看见潮湿和废纸沿楼梯往上蔓延。”[1]39徐则臣在新世纪对于南京的印象也许正是如此，面对身份不被认同的当下，徐则臣可以埋头选择创作和读书，但是对城市的印象或许已经根植在心。“宿舍楼里，千禧年的记忆一片灰暗，我能看见自己走在找不到阳光的潮湿走道里，两边挂满了长久不能阴干的衣服，散发着绝望的怪味，脚底下的报纸油墨漫漶。”[1]39世纪之交，徐则臣对南京师范大学的回忆多少显得阴郁沉重。不过要说明的是，徐则臣早期小说发表起点在南京，发表的主要阵地集中在江浙沪地区的刊物上，如《春风》《萌芽》《雨花》《朔方》等，这或许与徐则臣当时所处南京，在此时阅读的刊物种类有关，但具体作品的发表策略如何，尚不得而知。2000年徐则臣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毕业，回到淮阴师范学院教授美学与写作，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并兼职辅导员。此间，徐则臣一如既往地写作、投稿，但身边文化氛围的缺失，行政工作的庸碌繁忙以及教学上的力不从心，诸多因素叠加后，促使徐则臣在淮阴师范教书一年后决定考研。

三、回望：北京（2003年—至今）

2003年徐则臣成功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师从曹文轩教授。徐则臣之所以后来被有的批评家称作“学院派”作家，与其北京大学的教育背景相关。北京大学严谨的治学环境，扎实的学术训练，给徐则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写作资源——问题意识。徐则臣说：“自己写中篇小说是因为自己有疑难、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14]“作家与批评家不同，我是通过故事解决问题。”[15]这些表述，徐则臣将其归功于北京大学的教育经历，以他的话来讲：“积蓄百年人文传统会以各种琐碎细微的方式进入你的精神深处。”[1]42硕士研究生期间，徐则臣已经在主流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稳步进入文坛。徐则臣也在此期间获得了“第四届春天文学奖”，出版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可以这样说，在北大，徐则臣经历了北大文化的特殊陶冶，其小说也逐渐被主流文艺界所接受。需要说明的是，徐则臣在大学期间便展现出对底层民众的关注，这早于其毕业后经历的“京漂”经历，也说明了徐则臣面向小人物的写作姿态与眼光是早就存在的。2004年，正在北京求学的徐则臣荣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其时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关注底层民众的疾苦，呼唤对人的尊重并建立人类美好的道德意识，是徐则臣作品的基本主题。”[16]

北大毕业后，徐则臣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京漂”，并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实习生。在这段期间内，由于户口落不下来，入不了编制，徐则臣只能拿外聘的临时工工资。此时徐则臣亲身经历了“京漂们”皆要面对的经济窘困、身份认同缺失等问题。成名后，徐则臣在回忆起自己“京漂”经历时，常提及曾经拿着1500元的月薪，每月缴房租1100。一星期吃一次25元一盆的酸菜鱼。完后，把吃剩下的调料留着，回去买上菜，再炒一顿的困难经历。亲历了“京漂”的困苦生活、结识了故乡到北京打工的老乡，加之其一以贯之的底层视角，徐则臣对这群城市“边缘人”更为关注，也在塑造这群人物的形象时更加“及物”。在回忆性散文中，徐则臣也常常提及北京的“边缘人”，这些“卖葫芦丝的”“卖麻辣烫的”“卖假古董的”以一种更写实的文学形式进入徐则臣的创作中。而在“京漂”系列小说中，这类小人物更是不胜枚举。“我也从没把他们当成什么‘底层人物’来写，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个个‘人’，有我的亲朋也有我的好友，跟他们聊天我没有心理负担，也不必藏着掖着，他们比我还好说话。”[1]55“办假证的”“在广场上放鸽子的”“开杂货店的”“来北京读书的学生”“来北京寻夫的妻子”……这群“边缘人”形象生动，在巨大的北京城中韧如蒲苇，坚忍乐观地试图扎下根来，追求理想生活。即便小说中的大部分“边缘人”最终出于各种原因无法成为“新北京人”而黯然离开北京，但其返乡的姿态仍旧乐观，对北京依旧满怀憧憬。这些人物的精神气质实质上都与徐则臣北京期间的生活以及其对“京漂”群体的理解密不可分。

需要说明的是，徐则臣的故乡东海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地域间隔，也非首都与苏北县城所对应的行政等级上的差异。东海与北京之间存在较大的认同感，而认同感的联结物是东海拥有的特殊矿产——水晶。水晶作为东海县闻名全国的矿产，在徐则臣童年留下了深刻记忆。回忆散文《水晶八条》中徐则臣这样写第一次与水晶产生关系：“很多年前，我还小，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外婆家，途径一个房舍井然，颇有富庶之象的村庄。我问：他们为什么比我们村有钱？父亲答：他们这地方有水晶，挖了可卖大钱。我又问：水晶是什么？父亲答：一种石头。”[17]而徐则臣最早在与聂华苓相互介绍时，也是通过水晶找到身份的锚点。“被问及桑梓何处，我不再纠结东海是否在‘东海之滨’了，我说：‘水晶。’”[18]4水晶成了徐则臣在早期自我身份认同的标志物。的确，在地理环境上，故乡东海的确如其所说乏善可陈。“如果我不把故乡和大海扯上关系，关于故乡我实在找不到可说的了。它怎么就能那么乏善可陈？它是如何做到的呢？念大学时自我介绍：我故乡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可以正大庄严地‘与外人道也’，连海都转身姓了黄，可见故乡被抛弃得多么彻底。”[18]4东海县是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收入的小县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辖区内民众普遍生活贫苦，但对北京的憧憬则成为潮流，这不仅仅是由于这里曾经是淮海战役的战场，革命文化在当地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与县辖区内曾发动人民群众集体挖水晶矿石送到北京作毛泽东水晶棺的事件有关。这样一场大范围的民间集体活动，在毛泽东的遗体盛放于水晶棺中并被展览的过程中，令县区内的百姓产生了极大的精神认同。由于北京、首都、毛泽东、领袖这些极具影响力的词汇都与故乡的水晶发生关联，使得辖区民众对北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海民众更多选择“北上”北京，而非“南下”江南。虽然苏北与苏南同属江苏，但是苏南的发展对这里的百姓来说并未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辖区民众更愿意奔赴遥远的首都（那个于己相关的北京），去谋求新的生活。于是在这群人中兴起去北京打工的潮流，这一现象被当地人称为“跑北京”。

2005年以来，徐则臣的小说创作颇丰。短中长篇具备，各类奖项纷至沓来。徐则臣先后成为“老舍文学奖”（《耶路撒冷》）、“鲁迅文学奖”（《如果大雪封门》）、“茅盾文学奖”（《北上》）的获得者。小说《耶路撒冷》获得第三届“红楼梦奖”决审团奖，说明了其小说在华语地区的水平与影响力。毕业后，在《人民文学》担任编辑给徐则臣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他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文坛主流的写作现状。与此同时，浩繁的稿件之中也潜藏着在广泛审稿的过程中迷失自我方向的危险。从徐则臣之后的创作上看，徐则臣确乎找到了一条具有自我特色的写作道路，他的写作不局限于面向“边缘人”“故乡人”“传统人”，而是基于其成长经历整合出一套类似辩证法的写作理念，即“故乡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故乡”。在写作中徐则臣将视野直接从故乡伸向世界，跳出原有乡土写作中将故乡之外设置为“异乡”的视域，并将原本个人化的乡愁写作，转化为家国写作与文化写作，且试图在出走与回归、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隙中找到弥合的路径。于是故乡的意义在徐则臣的创作中逐渐丰富，从“心不安处是吾乡”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再到“故乡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故乡。”

四、结语

在徐则臣的成长过程中，故乡东海其重要性毋庸讳言。转徙淮安，徐则臣寻求到安放文学野心的花街，来到首都北京，受到北京大学丰厚的人文底蕴浸润熏陶。这些经历对徐则臣的成长与小说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徐则臣从苏北的小村庄出发，一路到世界去，从离开故乡到发现故乡，认识故乡，再到丰盈故乡，回归故乡。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在围绕故乡与世界的关系，故乡对其影响可见一斑。整体梳理徐则臣的成长经历对研究徐则臣的小说有重要的价值。原因在于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进入文学史，且作品“经典化”的过程正在进行，对其成长经历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把握作家作品风格的流变，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