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晔

摘要：明清词的发展，较之其他文体，更能体现江南文学的地域凝聚力和影响力。而对江南词学版图的研究，必须有清晰的层次感。既要对“环太湖词圈”的内涵、外延及形成时间作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又要摆脱静态、整体的思维定式，考察“环太湖词圈”的内部变化机制，及其中心从杭州至苏州再至嘉兴的移动、发散之势。在此基础上.回归文学本位，探究这一文学地理现象背后的思想演变理路，即元明词人的创作身份从士人向市民的转移。而清初词人对此的回应，一是在词风、词境的重塑上，作复倡雅正之努力；二是顺应阶层下移、散点分布的词学发展大势，这两点在词学地理上皆有所反映。

关键词：江南词学；环太湖词圈；动态化；市隐词风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8-0173.10

作者简介：叶

晔，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浙江杭州

310028）

在词学研究领域，向有“环太湖文化区”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吴熊和先生在1995年上海举办的海峡两岸词学讨论会上首先提出的。然而，我们细读吴先生的论著，发现他除了在《（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一文中提过“（清初）词派在地域上有共同性，主要出于环太湖地区与江南运河两岸的一些相邻州县”外，并没有明确、系统的概念界定。此后，不少有关明清词研究的论著，皆对此思路有所借鉴。如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论江南词人的文化生态，张仲谋《明词史》论明代女性词人的占籍情况，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论吴中作为明代词学的中心，都使用过“环太湖”这一地理表述。特别是沈松勤的《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述论》一文，专门讨论了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形成原因及其词史意义。以上成果，当然是对吴说的继承和发扬，但吴先生从未对这一概念作出时间、空间及学术内涵上的清晰定义，而后续的使用却颇为频繁，以致相关观念日渐成为一种思维上的惯习，缺少实质性的学术廓清。这对明清词研究及地域文学研究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困局。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以往词学界对“环太湖”概念的使用，不仅在空间层面没有整约的划定，还缺少时间层面的变化呈现。如果说前者指向的是“环太湖词圈”之概念界定的粗糙现状，那么，后者指向的则是“环太湖词圈”之研究思维的定式化。这种思维定式，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环太湖词圈”视作一个静态不变的整体，对其内部要素的动态变化缺少必要的考察。有鉴于此，本篇的主要目的，是在清晰界定“环太湖词圈”之内涵、外延的基础上，考察此“词圈”内部的变化机制及趋势，以更好地认识“环太湖词圈”这一地理概念的深层词史意义。

一、有关“环太湖词圈"的内涵、外延及形成时间

众所周知，南宋以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日盛，特别是晚明至清，地域文学呈现多方面的繁荣。故从整体文学的视野来看，所谓“环太湖文化区”，不只是词学研究的专利，它同样适用于对诗、散曲、传奇、小说等各类文体之创作与理论的研究。只不过在词学以外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更常用“江南文化”、“江南文学”的概念，更关注整体层面的江南文学世界，且将之置于社会、经济、文化之“江南”视域下，作互动式的宏观考察。考虑到本篇的写作目的，笔者选择使用“环太湖词圈”这一相对狭隘的概念，无意过多涉及其他文体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情况，以进一步凸显元明清词发展的特有地理轨迹。

笔者所谓的“环太湖词圈”，指在明清两代的太湖流域，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形成一个以词人为基本单元、以郡邑词派为基础板块的词坛格局。这一概念的内涵，既不在具体某个词人群落，也不在若干词人群落的地域聚合，而是强调在特定地缘关系下的词坛向心力和凝聚力，及在整体词坛中的绝对地域优势，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

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来说，将“环太湖词圈”限定在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地理边界的划定，也会带来思维上的某些遮蔽，即很容易将之视为一个静态不变的整体。故我们至少需留意两点：一、其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自宋末杭越词人群，到元末浙西苏南词人群，再到明中叶吴中词人群，直至明清之际江南郡邑词人群，这是一个从单点、两点（杭州、苏州）到多点、散点（江南各府县）的扩散过程，六府只是“环太湖词圈”的定型态，未可代表其中任一阶段；二、其内部之地理中心是在移动的。从宋末元代的杭州，到明中叶后的苏州，再到清前期的嘉兴。此流动性客观存在，不能因为“环太湖”视域下的整体观照而有所忽略。

有关“环太湖词圈”的定型时间，严格意义上说，应在晚明清初。表现有三：一、从词圈以词人为基本单元来看，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的词人规模虽各有差，但发展至晚明时期，皆可单独一观，且相对均衡；二、从词圈以词派为基础板块来看，直到明清之际云间词派、柳洲词派、西泠词派、梅里词派、阳羡词派的出现，郡邑词派的发展方进入雨后春笋般的繁荣状态：三、从词圈在整体词坛中的地域优势来看，有明一代，南直隶、浙江地区的凝聚效应愈加明显。据孟瑶的统计，这一地区词人在全国词坛中的比重，从两宋的37.3%，微降至元代的33.1%，上升至明代的66%（存词十首以上的明词人，竞占全国的82%）。其中“环太湖”六府又是重中之重，明词人数量占南直隶、浙江总二十五府四州的63.1%。这一向内收拢的密集化趋势，至晚明清初已臻成熟与极致。

当然，在最终定型之前，“环太湖词圈”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形成过程。它所拥有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如何养成的，是明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宋室南渡后，江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两浙词坛呈现出欣荣的面貌，朱彝尊就有“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之说。但这一风貌到底是以地域文化为主导，还是以政治文化为主导，颇难厘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至晚在宋末元初，以张炎、周密、王沂孙为代表的杭越词人群，已体现出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与畿辅地区的政治辐射没有太大关系。故本篇以宋末杭越词人群为考察前限，重点梳理宋末元初至明末清初这四百年间江南词学版图的变化情况，即“环太湖词圈”逐渐成型的过程。

在大致划定“环太湖词圈”的空间、时间界线后，如何对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进行分区块的考察，是纵深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这不仅涉及同一级行政区划之间的横向比较研究，还牵系到不同地域文化的互相制衡，以及词圈中心的历时变动。这也是现今文学地理研究中较薄弱的一面：如作家分布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分省、分府的统计上，很少落实到分县等更精细的层面；如邻边府县的研究，很少关注它作为一个较小区块，如何面对两个较大区块之间的文化张力，如嘉兴府在苏南、浙西之间的张力，甚至嘉善县来自苏南.浙西、苏州.嘉兴的双重张力。有鉴于此，县级行政区划在地域词史中的微观意义，及邻边府县在词学地理中的过渡意义，将是笔者着重考察的一个维度。

现今考察“环太湖词圈”的地理分布情况，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便是对词人籍贯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但其中的偏颇之处，亦当留意。首先，从本质上来说，词人的活动区域比籍贯更具说服力，只是在定量方法的具体操作上不易执行罢了。如嘉州杨基、晋宁王翥，从籍贯来讲与环太湖地区毫无关系，但他们长期寓居苏、杭等地，若率然判为蜀人、晋人，亦有违词学地理研究之初衷。其次，词人量化分析的有效性，不如词作量化分析。只创作一首词的词人，和创作一百首词的词家，作为等量指标进入词学地理的研究视野，显然有失公允。另外，即使采用了词作量化的方法，也必须考虑到，现在的存词数量，未必反映当时的创作原貌及影响。如杭州人马洪，在明代词坛口碑很高；嘉兴人王竑，曾作词千首以上，被陈子龙高度评价。这些明词原生态，与现存的面貌有很大的差别。故笔者在以下论述中，将综合考虑词人的活动区域、创作规模及在当时的词坛影响，尝试还原与建构一个更真实、更动态的“环太湖词圈”。

二、从杭州到苏州：明代吴中市隐词风的渐次形成

自余意提出“词学吴中”的概念以来，苏州词坛便成为明词研究的热点。却少有人留意到，在成化年间徐有贞、沈周等词人出现以前，明代江南词坛的中心，曾一度停留在杭州。其实，苏南和浙西对江南词坛中心的争夺，一直从宋、元持续到清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现象。诗坛格局亦有类似的情况，只是不如词坛那么典型。

陶然在《金元词通论》中论宋末元初的庐陵、杭越两个词人群，指出前者因更强的遗民意识而造成传承上的封闭性，后者则通过张炎、仇远等人收受门生，将词风延续至张雨、张翥一辈。而元末浙西苏南词人群中的顾瑛、倪瓒等人，与张雨、张翥皆有交游，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宋末杭越词人群留下的这份遗产。当然，南宋旧都不在，随着苏、松地区的进一步繁荣，他们的活动区域偏离政治中心，转移至湖州、嘉兴、松江、昆山、吴江一带，即太湖沿岸地区，代表词人如倪瓒、顾瑛、邵亨贞、凌云翰，甚至稍后的杨基、高启等。虽然这一群体的交游关系比较松散，但江南词坛中心的北移趋向相当明显，笔者称之为“第一次苏、杭之争”。而松江、嘉兴、吴江等府县，作为苏、杭之争的中间地带，在“环太湖词圈”的初始形成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既是一个地理上的缓冲区，也代表着作家在创作心理及风格上介于城市和乡镇之间的一种游离状态。

但好景不长，这一词坛中心的北移趋势，被元末的战火所打断。明王朝建立后，苏南地区作为张士诚的大本营，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摧残。洪武至天顺近百年间，江南词坛的中心又回到了杭州。成王败寇所造成的地域压制，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瞿佑在明初词坛中的巨大影响力，亦不可忽视。首先，他在元末深受越中杨维桢的赏识，杨虽无意填词，却是当时与顾瑛齐名的诗坛领袖，他的提携自有寄予晚辈之意；其次，在元末的浙西苏南词人群中，杭籍词人最显者属凌云翰，他与瞿佑亦为忘年交，呼之为“小友”；另外，上承张炎、仇远一脉的张雨、张翥等词人，或在杭，或寓杭，与青年瞿佑亦有交游。以上三层关系，树立了瞿佑在明初词坛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刘基、高启、杨基这一辈人，只能算元词人明的回光返照，那么，瞿佑、王达等人，则是正宗的明代词人了。

上世纪末在台湾发现的明抄本《天机余锦》，被认为是辑佚宋金元明词的重要文献。光是元明词，黄文吉先生就从中辑得元冯延登、周玉晨、张翥、莫昌、王裕5家40首，明瞿佑、晏璧、王骥、桂衡、王达、凌云翰、刘醇7家172首。稍作留意便可发现，以上诸家多在杭或寓杭词人，交往颇密。凌云翰作“梅词《霜天晓角》一百首，柳词《柳梢春》一百首，号《梅柳争春》”，瞿佑依韵尽和之；瞿佑的《剪灯新话》，凌云翰、桂衡皆为之撰序；桂衡撰《苏武慢·胶湄书事》四首，瞿佑、莫昌、王达等人皆有次韵；王裕的《凤凰台上忆吹箫·咏凤仙花》，亦唱和凌云翰、瞿佑的同调之作，王为浙江绍兴人，与杭城不过百里之遥。至于为《天机余锦》撰序的陈敏政，还为瞿佑的《乐府遗音》撰过序，实可视为天顺年间的杭城后学对明初乡邦词文献的一次整理。将这些人际关系连在一起，一个明初杭州词人群呼之欲出，瞿佑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除了凌云翰、瞿佑等人在洪武、永乐年间的填词活动外，杭州词坛在正统、景泰年间亦有一波创作上的小高潮。代表人物有王洪、聂大年、刘泰、徐伯龄、陆昂、马洪等人。瞿佑作为文坛之乡前辈，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典范意义。徐伯龄尝忆“予读先生《香台集》，惜其引据奇僻而无释之者，后学病焉。菊庄乃命予宜为之注，承命三阅月而书始成”；马洪读瞿佑《漫兴》、《书生叹》诸篇，感其中有“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堆金积玉夸豪贵，眼底何曾识丁字”等句，激而作《画堂春》词云：“萧条书剑困埃尘，十年多少悲辛。松生寒涧背阳春，勉强精神。

且可逢场作戏，宁须对客言贫。后来知我岂无人，莫漫沾巾。”徐、马二人的词作水平如何，我们且不论，至少可见瞿佑诗词对正统、景泰年间的杭城后学来说，是一个标杆式的存在。

从徐伯龄的表述可以看出，其师刘泰对这一地域文学传统的引导，尤为关键。当时以刘泰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词人群体，徐伯龄、马洪、陆昂皆出其门。徐伯龄在《蟫精隽》中有过评介，如评刘泰曰：“诗词为一时绝唱，往往多脍炙而备诸体。”评陆昂曰：“幼与予偕从游菊庄先生之门，而尤书淫传癖，同门者率罕及之。”评马洪曰：“予与鹤窗（即马洪）、清溪（即陆昂）偕出菊庄之门，而鹤窗能大肆力于学问，既得诗律之正，复臻诗余之妙，人以与清溪齐名云。予以二子诗词豪迈俊快，若孙武奇兵左右翼出，锋不可撄。已论之于叶南屏奎《春机独露卷》跋。”这里提到的叶南屏，名奎，字文甫，亦刘泰受业弟子，“嗜诗，清溪尝称诵之，谓得菊庄之授”。徐伯龄另有一事纪之：

瞿存斋宗吉，题菊作《点绛唇》，极韫藉，令人悦妙。其词云：“花禀中黄。挺然独立风霜表。冒寒闲来，占得秋多少。正是重阳，蝶乱蜂儿绕。归田早，为谁倾倒。有个柴桑老。”菊庄刘隐君吉亨，于南屏叶文甫家，九月见梅，赋小词，亦《点绛唇》云：“菊老蓉残，小园蓦地开清馥。阴消阳复，的堞花如玉。红实调羹，早献黄金屋。甘幽独，要知心腹，除是松和竹。”是可与联镳者矣……然皆本宋和靖林处士逋《春草》词意來，林词亦《点绛唇》也。

笔者摘引这一段话，并不是强调刘泰与叶奎的师生关系，而是为了勾勒徐伯龄笔下的杭州词学传统。无论对刘、瞿二词可与联镳的赞许，还是强调二作词意皆源自林逋词，都包蕴了这方面的隐性诉求。徐伯龄想要凸显的共通性，显然不是林逋词中应景而发的离别惆怅，而是他固有的高标遗世之人生姿态。作为咏物词，送别场景也好，其他情境也罢，都只是应题发挥的表象，而以物喻来表达生命之情状，却是菊花、梅花、春草甚至其它物象的同归之处。这种高标独立的创作风格，无论是呼应姜夔以下的清空词风，还是对应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咏物词传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杭州的地域词学传统。

从词坛知名度来说，马洪是这一杭州词人群之殿军。其《花影集》的亡佚，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杭城词家绝唱不在，后人只能通过方志、笔记一窥其中风采。而朱彝尊对马洪的极端批评，更是将这一词人群落从文学史中彻底抹去。我们讨论以徐有贞、沈周为肇端的吴中词学之崛起，固然可以将他们与高启、杨基直接挂钩，但中间相隔的一百年，用瞿佑的香奁体或三杨的台阁体来填充词史，略显杂乱无章。但如果我们以江南词坛中心在苏、杭两地之间的移动为视角，则自张炎、仇远到张雨、张翥，向北至顾瑛、倪瓒，南归至凌云翰、瞿佑，续传至王洪、马洪，直至徐有贞、沈周的北起，一条两地传承与竞争相交替的词学发展线索，将颇为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与刘泰、马洪同时代，苏州地区因徐有贞的削职闲住，也出现了一股词创作的热潮，并促成了“第二次苏、杭之争”。俞弁《逸老堂诗话》曰：“武功伯徐公，天顺间遭谗被逐，放归田里，自号天全翁。与杜东原、陈孟贤诸老登临山水为适。不驾官船，惟幅巾野服而已。所至名山胜境，赋咏竞日忘倦，或填词曲以侑觞，其风流仪度，可以想见。”其中以《水龙吟慢.游灵岩山寺》最知名：

佳丽地，是吾乡，西山更比东山好。有罨画楼台，金碧岩扉，彷佛十洲三岛。却也有、风流安石，清真逸少。向望湖亭畔，西施洞口，天光云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宝镜里，翠蛾妆晓。且登临，且谈笑。

眼前事、几多堪吊。香径踪消，屟廊声杳，麋鹿还游未了。也莫管、吴越兴亡，为他烦恼。是非颠倒，古与今、一般难料。笑宦海风波。几人归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尽开怀抱。又何须、较短量长.此生心，应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进余杯，便拼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

这是一种颇为自由、洒脱的精神状态，轻松地悠游于出世、人世之间。一方面摆脱宦途的枷锁，不再有士大夫的沉重责任感，一方面又不愿高蹈世外，仍留恋于世间繁华，流露出一种惟愿纵情潇洒的自在之趣。后来的吴中文人，对成化年间的这段填词风气颇为艳羡，甚至将之与宋人风雅并论。吴宽对此忆日：“长短句莫盛于宋人，若吾乡天全翁，其庶几者也。翁自赐还后，放情山水，有所感叹不平之意，悉于词发之。既没，而前辈风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见已。”王世贞也说徐有贞晚年归吴，“多游吴中诸山水，醉后辄作小词，宛然晏元献、辛稼轩家语，风流自赏”。评其《水龙吟慢》词“不尽按格，而雄逸伉爽，时一吐泄，居然有王大将军麈尾击唾壶态”。其实从作品来看，除了徐有贞词尚能从诸家笔记中辑得几首外，杜琼、陈宽等人皆无词作存世，他们在地域词史中的位置，远不如稍后的沈周、唐寅、文征明等人重要。但在与文征明同时代的吴宽、祝允明、俞弁、杨循吉等人眼中，徐有贞等致仕群体的风流文采，却远胜过稍后的沈周、文征明等艺术家群体。除了致任逸老更受地域主流社会的尊重外，他们之于苏州词坛的重振之功，当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

苏州词坛的崛起，与杭州词坛的淡出，大体上处于同一时段。对比可以发现，明中叶的苏州地区，有三个杭州没有的词学优势，它们通过地域文化传统的形式呈现出来，加速了词坛中心的北移。以下依据与词体关系的疏密程度，依次论之。

首先，徐有贞作为苏州地区的士大夫领袖，其身体力行的实践意义不可小视。虽然徐有贞不是专业词家，现存文集中甚至没有词作留存，但他拥有前内阁大学士的尊贵身份，及与之匹配的乡绅话语权，在推动吴中文人山水悠游、诗词唱和一事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祝允明对此回忆：“外祖武功公为此游此词时，允明以垂髫在侧，于斯仅五十年矣。当时缙绅之盛，合并之契，谈论之雅，游衍之适，五十年中予所接遇，皆不复见有相似者。”祝允明作为亲历者，感慨后五十年未有之盛，当基本属实。至于杭州方面，瞿佑、马洪等人虽是词坛名家，却没有科举功名，无论是整体文坛的号召力，还是地域社会的名望度，都无法与馆阁重臣相比。

其次。苏州词坛的崛起，与宋元以来的吴门书画传统有关。书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传播媒介，在明中叶苏州词坛的持续活跃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前面所引的吴宽、祝允明、王世贞诸人评徐有贞词，皆出自相关书画题跋；张凤翼撰《祝京兆苏台八景词跋》，亦有“祝京兆为徐武功宅相、李太仆玉润，徐、李二公为吴中书学正始，而京兆得其衣钵”之评述。可见词、书、画三者，在苏州词坛的形成过程中紧密相连。另外，《江南春》词唱和作为苏州词坛鼎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缘起亦是元人倪瓒的《江南春》画卷并辞。《书画题跋记》录明人和词十六篇，其中钱谷跋日：“云林《江南春》辞并画藏袁武选家，近来画家盛传其笔意，而和其辞者日广。”可知倪瓒原作书于画卷之上，吴中文人次韵其词而题于其后，而之所以唱和日广，也是由于“画家盛传其笔意”的画论风气所致。言下之意，无论是倪瓒的原作，还是后来的群体性唱和行为，都不应以单独的文学事件视之。当然，也有学者从纯文学的角度去探究，认为吴中文人之所以在这首词上投入如此大的热情，是因为对江南风物的地域认同感，以及对倪瓒作为文学家、艺术家之“高洁成性，文采有章”的心灵契合。其实，这两点存在共通之处，即苏州词人希望借倪瓒词及其赓作的发扬，来树立吴中词风的典型性，上接元末浙西苏南词人群之创作传统，为吴中词学之源流正名。

另外，苏州地区有着悠久的民歌（吴歌）传统，戏曲中的昆山腔，更在嘉靖以后盛行江南。苏州词坛在明中叶的崛起，恰恰对应了元明以后词乐失传这一状况，未必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因为在后词乐时代，绝大多数词若要倚声而歌，只能套用南、北曲调，如此则苏州词坛在歌词之法的变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文体互参及声腔优势。这一音乐上的捆绑行为，将苏州地区的词学传统与曲学传统，合并成一个更加复杂有序的音乐文学体系。中衰不振的明词，至少在苏州地区，依靠戏曲文学的兴起，获得了依旧宽裕的生存空间。

上述元明词坛的苏、杭之争，其表面呈现的，是政治生态所造成的词人群落之消长与流动，但若探究其深层的文学精神，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词人生活状态，即士隐与市隐之区别③。前者是一种传统文人的隐居模式，注重个体的淡泊风雅与修为。典型如聂大年“以诗书名世，人来乞书，多以东坡《行香子》、马晋《满庭芳》应之。二词一言不必深求问学，一言仕宦亦劳，皆不如隐逸之乐也”。后者则带有较鲜明的城市生活之风，欢快而不假雕饰，自然中略带一丝俚俗色彩。典型如祝允明评王潜庵的乐府双调一章，“相与举杯歌啸，命童子拨弦度拍，以乐青春。桃雨落红，丽日将暮，此词足以发胸中之耿耿”。前者侧重表达内在的可自我形塑的人格。可视为晚宋姜、张词风的一种余响；后者侧重表现外在的可自然流露的风情，算是近世文学思想在词体发展中的一种反映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元明词坛的苏、杭之争，不仅关涉“环太湖词圈”中心的移动，更是词学整体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后来浙西朱彝尊的复雅努力，亦不妨视为对此的一种延续与反拨。

三、从苏州到嘉兴：明末清初江南词坛的动态格局

自徐有贞、沈周等苏州词人领导江南词坛的话语权后，词坛中心便一直停留在苏州，直至云间词派的出现。明代苏州位居全国前列的进士数量，良好的教育普及程度，以及繁盛的出版活动，都为词坛中心的稳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至晚明时代，随着山人群体的兴起，词坛风气逐渐从城市扩散至山林。如昆山、华亭、吴江、嘉善等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县，作为苏、杭之间的缓冲地带，再次成为连接市井与田园的安逸之乡。王樨登、周履靖、陈继儒、施绍莘等词人，正是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中，他们既向往城市的富庶和热情，又追求田园的宁静和清逸。这批词人与以前纯粹的隐者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代表的不再是文士精英的虚拟田园，而是大众平民的文学精神。“乡里民间”所指代的，不再是作品的题材或受众，而是作家的身份及地域认同。就词体而言，如果说宋代是一个“凡有饮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民间传播时代，那么，明末清初的环太湖地区，便是一个“凡有饮水处，即能填新词”的民间创作时代。作词不再是某县某乡某位优秀文人的个体行为，而是每县每乡皆在发生的群体性文学活动。

明末清初诸多郡邑词派的出现，理应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云间词派的代表作《幽兰草》，创作始于崇祯七年（1634），当时陈子龙只有举人科名，李雯、宋征舆更是一介生员。柳洲词派的核心成员王屋、钱继章、吴熙三人，分别著《草贤堂词笺》十卷《蘖弦斋词笺》一卷、《雪堂词笺》一卷、《非水居词笺》三卷，早在崇祯八年（1635）至九年（1636），已有刻本问世，当时三人尚无功名。无论这些词人后来声望如何，至少在他们的首个创作黄金期，代表的是江南县镇中一批有较高文学素养的年轻人，而不是业已叱咤风云的词坛名家。他们周边的其他词人，如华亭宋征璧、宋存标，嘉善魏学渠、魏学濂、曹尔堪等，在崇祯中叶大多没有功名。将这些人牵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建立在政缘关系之上的同年、同僚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等级秩序，而是建立在地缘关系之上的同宗、同学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词作的优秀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基于宗族网络及地方书院、结社活动的词学交流，才是“环太湖词圈”的灵魂。

云间词派和柳洲词派在明末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词坛中心开始偏离苏州。我们通过对已有三种明代词人地理分布之研究成果的对比与分析，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从苏州向嘉兴倾移的趋势。

由于论文发表时间的不同，三家的使用文献多寡有异；另余意、孟瑶采用的是明代行政区划，汪超则采用了当代行政区划。这些都造成了三家统计数据有一定的出入。但出入之间，仍有相同之处，在三家的词人数量统计中，苏南三府的总量都超过了浙西三府，第一名的苏州府更将第二名的嘉兴府远抛身后。但是，在汪超的词作数量统计中，嘉兴词人的词作数量却多过苏州不少，浙西三府的词作总量也超过了苏南三府。这一词人数与词作数相错位的情况，已经隐隐露出明清之际嘉兴词坛的崛起之势。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让嘉兴府在人数只有苏州府一半略多的情况下，在词作数量上一举反超？据汪超的统计，明代苏州词人人均作词11.6首，不仅远不如嘉兴词人的人均25.1首，也不如杭州词人的人均20.7首、湖州词人的人均15.7首。苏南松江（人均12.5首）、常州（人均7.9首）二府的数据，则在苏州上下波动，没有一个超过浙西三府的。词学界一直强调“词学吴中”，虽然这个“吴中”取广义之概念，但作为狭义“吴中”之苏州府的人数优势，也是对此学说的一种有力支持。一旦明代嘉兴府的词创作规模，在作品总数和人均创作数上都超过了苏州府，那么，“吴中”作为明代词坛的中心和旗帜，是否依然那么名正言顺？毕竟词史的核心在于词家（而非词人），涌现出一批愿意专门从事词创作的词家，其文学史意义远胜过更大批只在词坛中浅尝辄止的诗人、官员和艺术家。

或许有人会说，《全明词》收录了不少明清之际的嘉兴词人，他们的朝代归属尚有不小争议，这在无形中造成了嘉兴府数据的虚高。但若这一点成立，至少证明在明清之际，词坛中心已开始向嘉兴府偏移，这与稍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的崛起，构成了时间和地点上的衔接关系。从现有作品来看，在周履靖之前，嘉兴府作词较多的词人如姚绶、张宁、朱朴、李培、钟梁、周拱辰、吴晋昼等，皆属个体创作，没有地域性集群行为。较早形成群落效应的，是以周履靖、李日华为代表的嘉兴艺术家群体。他们于填词一事表现活跃，但其群落性质，有点类似于明中叶的苏州词人群体，并没有自觉的词体创作思想。故这批词人（包括与他们交游的陈继儒等山人群体）在江南词学地理中的意义，主要在阶层的下移，而非中心的南移。严格意义上说，以柳洲词派为代表的嘉善词人群体的出现，才是“环太湖词圈”中心从苏州向嘉兴移动的重要标志。与柳洲词派近乎同时的云间词派，以及吴江叶氏、沈氏词人群体，则是这条南移线路上更早的坐标点。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先后关系，正好依次对应。

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说，清康熙年间朱彝尊及浙西词派的崛起，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环太湖地区的填词风气，在明末清初已开始从苏州向嘉兴移动，以吴江叶氏、沈氏为代表的松陵词派，以陈子龙、李雯、华亭宋氏为代表的云间词派，以嘉善曹氏、钱氏为代表的柳洲词派，皆是这一南移走势的阶段性标志。以秀水朱彝尊为代表的梅里词派的崛起，正是这条向南移动的延长线上的一个新聚点。二、朱彝尊及浙西词派倡导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清空词风，这一词学主张，本质上是对南宋杭越词人群的一种地域追溯与超越。朱氏在《静惕堂词序》中说道：“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曹溶）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从词学理论的常态角度看，这段话当然是对姜夔、张炎清空词风的发扬，但若以地域视角视之，则既是对南宋浙西词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明代吴中词学传统的一种反思。三、作为一位传统士大夫，朱彝尊晚年倡醇雅清正之说，来改造明末江南文人的清逸词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环太湖地区词学思想之俗化趋势的一种反拨。词人创作阶层及身份的多元化，本是明代词坛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平民化趋势所带来的创作思维之粗率，也是清词如何避免重蹈明词覆辙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词坛中心驻留在杭州、苏州、嘉兴等府城地区，自是地域文学之向上诉求在地理空间中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元明时期“环太湖词圈”之中心，从杭州向苏州移动，本质上是城市生活形态对文学创作的一种介入和引导，这一趋势虽由于明初吴中地区的高压政策而有所滞缓，但最终还是在以徐有贞、沈周为肇端的吴中城市文人的努力下，结合书画、戏曲、出版等多种城市要素，形成了“词学吴中”的词坛氛围。这本质上是词乐失传之后，词之旨趣从士人之逸兴向市民之逸兴的一次转变。晚明以后，随着江南山人群体的兴起，这种市民之逸兴，从环太湖地区的各中心城市（府城），扩散至所属的各县、各乡，使得词人的身份、阶层进一步分化和下移。如此，词的创作热区不再是地图上的若干个浓点，而呈现为越来越多的散点分布状。清初朱彝尊的努力，在本质上是对明代趋丽近俗词风的一次拨正，但明词的下行发展实有两条线索，一是词风、词境的俗化，一是创作身份的平民化，朱彝尊只能在词风、词境上重倡醇雅清正之路，接续南宋的浙西词学传统，却无法改变词创作日益平民化这一最能体现词坛活力的走势。故从词学地理的角度来说，在平面空间中，他将“环太湖词圈”的中心再次拉回浙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陈维崧的阳羡词派也相形见绌；但在结构空间中，“环太湖词圈”的创作聚点，从一个、两个发展至多个、散个，从府一级的大城市分散至县一级小城市，甚至很多富庶的乡镇，这一下行发展趋势，是作为杰出作家个体的朱彝尊也无力改变的。后来作为浙西后劲的厉鹗、王昶、吴锡麒，以及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诸派林立，亦可作此观看，即在散点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下，维持着拉锯均衡的环太湖词圈格局。

其实，就江南文学的发展而言，南宋以后地理中心的移动轨迹，不仅词学如此，诗学、文章学亦是如此。但从学术研究典型性的角度考虑，“环太湖词圈”确有“环太湖诗圈”等无法企及的三个亮点，这使它在“环太湖文学圈”的整体研究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诗坛、文坛（此“文”既可指文章学，亦可指整体文学）难免涉及意识形态，京城文学对地域文学的辐射力较强，作家、作品的数量多寡，不足以成为文学版图的决定性要素。而词的发展，却因“小道”、“余事”之说，避免了无谓的沉重，基本上可以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其次，若论诗坛、文坛，在全国范围内，仍有一些文学重镇可与江南地区相匹敌，如明代的陕西文学、江西文学，明清两代的福建文学，清代的岭南文学等。虽然这些地域文学的盛衰与否，并不影响江南文学的本体研究，但显然在全国视野下，江南的诗学甚至文学，并没有地域上的压倒性优势，尚无法视为整体诗学、文学中的绝对典型，也就不能起到以点识面的学术意义。而江南词坛在全国一枝独秀，这种局面是其他文体望尘莫及的。另外，词的文体特性，以婉约清丽为正宗，这与江南文化的主体特征是基本一致的，如果我们将古典文学的地域研究视作一种艺术内质的研究，而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研究，那么，就必须考虑到地域文化特征之于文体的匹配度和可塑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拿词体来代表江南文学的主要特性，确有它无法被其他文体所替代的同质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