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姗姗

（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09）

抗战期间的中山陵

经姗姗

（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09）

日军先进的“9696”式战机在中山陵上空肆虐

奉安大典以后几年，南京国民政府又在中山陵四周继续营造了一系列纪念建筑，直至1933年初，包括牌坊、陵门、碑亭、围墙、卫士室等各项工程才先后竣工——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雄伟壮丽的中山陵建筑群体。

民国时期，每逢重大节日，如孙中山诞辰或国庆日等，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高官都要到中山陵谒陵；在南京召开重要会议，也将谒陵作为会议的一项内容。

奉安大典后两年多时间，1931年9月18日，日本处心积虑地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制造伪“满洲国”，并进一步将进攻矛头指向华北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不断高涨。

日军在中山陵碑亭

孙中山的爱国精神永远是对全国人民不屈抗争救国的巨大激励！1935年12月26日，爱国心切、救国无门的续范亭将军，来到中山陵前剖腹自戕，他想以死来唤醒国人抗日。他在《告民众敦促抗日绝命书》中写道：“余北方之鄙人也。革命三十载，半生颇自爱。慨乎国已不国，我犹醉梦，愧无以对我同胞，更无颜见我总理。此次入都，而谒陵园，忧愤交并，拔剑穿胸。然犹冀领振臂，万众敌忾，为世界打不平，为人类争人格，和平之神，自当降临，有以救我民族之万一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无效余之怯馁”。他还写了《祭总理文》：“呜呼痛哉！民气将尽，国已不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上焉者犹自私自利，下焉者犹醉生梦死，只知个人利害，而不顾国家之存亡；至今寇已深入，汉奸遍地，惨杀我青年，摧毁我民气，势已不可再忍，再忍则唯有一致投敌，岂不为天下笑？耻莫甚矣！”“人心不死，四万万人不能俱尽也！为民族争人格，为世界打不平，全在此举”，“今日陵园之血聊当秦庭之泪”。续范亭剖腹后，被守卫中山陵园的卫兵发现救起，送往医院。现场救护人员还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五首《绝命诗》，其中一首写道：“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续范亭的友人于右任、徐永昌等，以及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先后来医院看望他。报纸刊登了续范亭躺卧病床的照片和剖腹前五首绝命诗手迹，立即引起举国震惊。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 年8月15日开始，日本战机对南京进行野蛮的空袭，一直持续了近四个月。日机在中山陵上空肆虐，中山陵职工为中山陵建筑披上伪装草帘，采取种种措施进行保护。

日本当局下令日军战机注意避免直接轰炸中山陵、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的办公地址及其他重要遗址。中山陵园仅留下日军枪弹一大一小两个弹孔，成为当时南京园林中唯一没有遭受日军严重破坏、保存较好的例外。这是由于日本当局中有许多“中国通”，十分熟悉中国的近代历史，深知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民主制度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也了解孙中山在国、共两党中的重要影响，因此他们在侵华战争中始终十分注意利用孙中山的影响，企图来营造一种“中日友好”的气氛，以此缓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舆论，软化与分化中国的抗日阵营。

汤卜生烈士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后，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包抄攻击。蒋介石在部署迁都与撤退时，曾想把孙中山的遗体带往陪都重庆，但如这样做，必须用炸药炸开陵寝，极有可能破坏孙中山遗体，有关方面极力劝阻，墓室才得以保全，移灵之事没能实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撤离南京前，特地到中山陵，对负责留守陵园的卫士说：“总理遗体不能移动，你们要保护好总理陵墓。”80名卫士在“与陵墓共存亡”的誓言书上庄严签字。

1937年12月初，日军向南京猛攻。蒋介石为避免中山陵受到毁坏，下令中国守军从中山陵附近主动撤离，使这一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战斗。1937年12月12日，日军以炮轰击中山陵，炸毁了陵园新村等多处设施。守卫中山陵园的警卫大队与中国守军一道，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有26人战死或被日军屠杀。

南京沦陷后，中国军民没有忘记安眠在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先生。1938年5月7日，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五七”国耻日。当天下午，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五中队的中队长汤卜生，奉命驾驶单翼美式侦察机，从汉口机场起飞，飞抵南京，冒险低空绕中山陵盘旋3周。“绕着粉蓝的牌坊、祭坛、灵堂盘旋了三圈，带着举国的沉痛在灵堂上空摇翅致哀，一捧洁白的玉兰自空飘洒而下”，以示谒陵，举行空中祭扫仪式，纪念孙中山。在日军屠刀下的南京人民亲眼看到了祖国的飞机，不禁热泪盈眶、满腔悲愤。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汤卜生是湖北黄梅人，他在3个月后，在衡阳空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

日军统治南京八年，因抱有诱降和分化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目的，没有对中山陵建筑大肆破坏。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后，更同意恢复孙中山的“国父”称谓，同意恢复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党旗、国旗、党徽、国歌，同意恢复“总理纪念周”与宣传三民主义等活动。日本当局还鼓吹，他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他们实施的“东亚联盟”运动、“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大东亚圣战”等，乃是与孙中山生前宣传的“大亚洲主义”不谋而合、异曲同工等。汪精卫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与忠实学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唯一实行者与继承人。1940年3月他到南京组建伪政府，第一件大事就是率领部属前往中山陵谒陵，并在孙中山遗像前痛哭流涕。

1942年4月6日，汪精卫指定褚民谊等组织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不久，任命褚民谊为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2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76周年纪念日前夕，汪伪政府下令将南京市中心最繁华的新街口广场中间的喷水塔拆除，将原置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在1929年赠送的一尊孙中山演讲姿势的铜像，移置于此。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特地写了一篇《移奉国父铜像记》，记述这次移奉孙中山铜像的经过与“意义”，铸于一块铜板上，放在孙中山铜像的底座上，供人瞻仰，扩大影响。

1943年9月，汪精卫又为南京中山门重新题写“中山门”三字石匾，悬挂到城门上，以代替原由谭延闿题写的匾额。

汪伪政府这些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企图给中外人士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汪精卫是孙中山的政治接班人与遗嘱执行人，日本是孙中山的朋友。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就派兵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1942年9月，日军宪兵沪南分遣队连续三次搜查原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故居，搜缴了一些孙中山的重要文稿与遗物。日方当局为表示对孙中山的“尊崇”与对汪伪

1940年3月19日，汪精卫率汉奸在中山陵谒陵

国民政府的“友好”，特将这些物品送至南京日本大使馆，由伪外交、内政两部会同派员前往日大使馆照单如数接受。计有：孙中山著《建国大纲》文稿、日人久原房之助赠予孙中山的阵太刀1把和二环式指挥刀1把、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证书一枚（附述文1纸）、政务总裁证书1枚、照相簿大小各1册、照片176张、底片2张、明信片21张、兵工计划书2卷12册、克礼医生病况报告1束、《中国之革命》1册、会议通则自序1册、会议通则5册、《孙文学说》稿本8册、《孙文学说》印本3册、《民族主义》印本1册、《民权主义》印本1册、折扇（附盒）1柄、《对国会致词》文1纸、纪念册3册等，共约22件。汪伪政府接受这批孙中山文物后，转交伪南京特别市政府，保管于鸡鸣寺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内，曾一度展出。

1942年初，日军在北京侵入协和医院时，发现该院研究室内存有孙中山肝脏的切片及蜡块标本。日方当局将上述发现通告汪伪政府，汪精卫即派褚民谊赴北京交涉。褚当时担任伪外交部部长、中日文化协会会长兼“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于1942 年3月25日抵达北京，与日本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交涉。日方交出孙中山肝脏的切片、蜡块标本，由褚民谊护送，于3月29日回到南京。日伪当局借此大做文章，于1942年4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国父肝脏安放仪式”，将肝脏恭奉于孙中山灵榇之前。

日伪当局于1942年4月1日在中山陵举行“国父肝脏安放仪式”

然而，日本当局企图打起孙中山的旗号以掩盖其侵华战争的本质，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孙中山生前对日本当局的侵华野心进行过多次严正的揭露与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