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9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曾在讲话中表示，优化机关职能和机构，是共青团中央此轮改革的目标之一。

近日，多地团委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精神，这意味着，定位于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即将开始重大改革。虽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不过从公开报道中，改革的动向已经初见端倪。

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

娱乐化”现象

团中央领导机关显然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去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刊发署名为团中央书记处的文章指出，不改革创新，可能失去组织存在的价值。

今年4月18日，团中央在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4月19日又召开了机关改革动员会，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据参会者回忆，秦宜智在动员会上主要从“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方面进行阐述。在“改什么”环节，秦宜智将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列为改革的重点。这“四个化”是今年2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团中央反馈去年专项巡视意见时指出。

在共青团的“四个化”问题上，“机关化”居首，“行政化”紧随其后，在相关学者看来，这些问题是日积月累形成的。

团中央一研究人员认为，从领导体制、工作方法、干部管理、经费使用上，共青团都在“参公管理”的名义下与党政机关趋同。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吕福春通过对共青团历史的研究梳理认为，虽然共青团被定位为群团组织，但其本身有准政党、准政府、第三部门三种特性，是一种“复合型”社团。

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中国共青团最重要的价值，决定了共青团具有准政党组织特性。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围绕政府中心工作开展团的活动，如生产、扫盲活动等，让它有了参与管理型的准政府特性。同时，共青团协助党政机构对青少年工作进行管理，维护青少年利益，这也显示了共青团的准政府特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青少年管理机构，其中118个国家和地区有青年部，48个国家有青少年部，而我国政府序列没有相关部门，工作实际由共青团承担。

而在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具有“准政党”和“准政府”特性的共青团又不断加强社会服务职能和阵地建设，进一步扩充出具有公益服务型的“第三部门”特性。

因此，作为“复合型”社团，吕福春博士认为共青团的复杂性已超越一般的群团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行政化”。

“群团组织不能自闭于高楼大院，离基层越来越远，离群众越来越远。”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在上海试点群团改革有关会议上强调，“改革不是小修小补的调整完善，而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新。要打破传统的体制壁垒，真正使组织活起来，基层强起来。”

如果不改变团干部与党政机关相同的管理模式、配置系列、培养选拔方式，群团组织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突出问题就无法解决。

引入一线兼职副书记

2015年7月，习近平在党的群团工作会上指出，对党的群团工作必须注重解决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重点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对于此次团改，秦宜智的讲话中也提到，与“四个化”现象并列的问题还有脱离群众倾向。

而对共青团来说，脱离群众就是脱离青年。据《光明日报》，秦宜智曾在今年“青年与共青团改革”主题开放日座谈会上提到，“现在共青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离团员青年比较远、团青不分、团员先进性不够等，共青团改革就是要正本清源，着力破解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让团与青年的心贴得近点、更近点。”如何做好青年工作成了这轮改革的重点之一。

今年4月19日，团中央改革动员上，秦宜智多次提出“要积极适应时代和青年新变化”“要以直接服务引导青年为重”“突出青年主体地位”。

尽管团中央的改革方案还未面世，但据《南方周末》称，团中央今年已经进行过机构调整，成立了青年发展部。

而已于去年展开的上海、重庆团改中，青年工作也被摆在重要位置。上海出台多项改革框架，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身份、不唯职级选拔团干部，引入“新鲜血液”，增强新班子活力，更好地为青年服务。

从今年3月开始，共青团上海市委不再设“纯行政班子”，而是从体制外、基层一线、普通青年中选配了1名挂职和3名兼职副书记，其中，最年轻的兼职副书记史逸婵出生于1987年，不到30岁，作为社会组织带头人的她，成为社会建设领域的代表。

史逸婵的新身份正式亮相后，一夜之间，“29岁美女出任上海团市委副书记”的消息红遍网络。上海团市委书记及时澄清“几位兼职副书记是没有行政级别的，不拿团市委工资，也不是公务员”。

官方解释，上海团市委此举是为了让新班子更好发挥代表各个领域青年的作用，使团市委进一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

一方面，这增加了团委员会和常委会中来自基层青年一线的比例。委员会中来自基层一线青年的比例从51.7%提高至58.5%，而常委会中来自基层一线青年的比例更是从15.4%提高至42.1%。

这一做法被团中央吸纳。秦宜智在4月的改革动员会上提出，要以“增强广泛性、代表性为重点”，改革团代表大会、团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常委会的人员构成，明显提高一线团干部、团员的比例。

另一方面，“通过几位挂兼职副书记的加入，团市委领导班子改变了以往‘纯行政班子的形态，更多元的来源渠道促使领导班子更加灵活。”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徐未晚称。

而在秦宜智的讲话中也提到，团中央机关要建立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的干部队伍，为党培养更多群众人才。

这一次改革，常委会中专职工作者的比例从76.9%下降到57.9%。上海团市委表示，今后团市委和各团区县委领导班子中，专职成员都将不超过一半。

而团市委挂职副书记是来自上海解放日报社主题活动部主任丁波，设有单独办公室，但不涉及级别调整。此外，而另外两名兼职副书记分别是上海沪江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于杰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第二研发部主任王坤。

按制度安排，共青团上海市委挂职副书记任期两年，兼职副书记任期至2018年团市委换届。挂职副书记在团市委机关参与日常工作，明确具体工作职能，只转组织关系，不转人事关系。

不过，针对这一问题，秦宜智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团中央是否也将吸纳。

单骑独进难实现改革目标

这一次改革会将共青团带向何方尚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第一次团改，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88年8月，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提出了8个方面的设想，此后，1993年、2001年，团中央也进行过两次改革，但都限于机构改革。

团中央相关研究机构学者认为，历次共青团改革都提出克服行政化、加强基层建设等，但“行政化”“机关化”等问题依然长期存在，要充分认识到共青团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他的看法是，共青团改革要取得成效，首先共青团要主动作为、积极推进，同时要加强党的领导、党政主导，以及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单骑独进的改革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共青团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创新工作运作模式，要按照群团自身的逻辑而不是党政机关的逻辑去开展工作。”这名学者说。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长忠则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价值、利益和兴趣而聚合起来的青年社会组织大量出现，青年生存形态普遍呈现自组织化倾向，如何与网络时代的青年对接，考验着团组织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对此，重庆团市委根据青年创业欲望强的特征，建立了直接帮扶机制，帮助青年突破创业瓶颈。

据悉，上海接下来还将结合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市区两级机关干部常态化联系基层。如上海共青团，要求每年不少于1/3的机关干部担任基层团建联络员，到基层服务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1/3。

今年6月下旬，上海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改革推广到其他相关群团组织。目前，中共上海市委已明确将上海市工商联、上海市科协、上海市侨联等9家群团组织纳入第二批改革范围。

而作为群团组织，团中央还有不少企业单位，比如中青旅，已经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上市公司，它的何去何从也会牵动众人的神经。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