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继宗

方正贤父子悲剧初探——长篇小说《恶姑塘》读后

叶继宗

孝感作家余行玉先生，在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恶姑塘》封底写有这段文字：“过往的历史，终归要被淡忘。芸芸众生，有几人会去掀开尘封的记忆？曾经刻骨铭心的伤痛与痛彻心扉的谬误，已如陈年斑痕，模糊不清。好事如我者的偶一回眸，羁缚不住它渐行渐远的脚步。几粒扔进恶姑塘的小小石子儿，能否激起些许的涟漪与回声？”极其坦诚的文字，表达了作者心灵深处的伤痛，对被淡忘的往事表示出无可奈何的苦闷，情不自禁发出“不要忘记过去”的企盼。

《恶姑塘》通过描述两个宗族间尖锐的矛盾冲突，揭示出处在历史变革时期多舛的国家命运和各色人物的内心挣扎。小说以方、姚宗族矛盾为主线，跨越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末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时势下，宗族矛盾呈现出不同的争斗形式和内容，真实地透视出各个不同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思想观念，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和人物命运来表现的。正如作者在该书的扉页所表明的：“天下万物，我只写人——题记”。作者遵循“文学即人学”，人是文学的根本对象，这一文学基本特征和创作准则，作品中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一个属于人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恶姑塘》中所描写的是人的生活，也是社会巨变的暴风雨，揭示出上世纪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方正贤父子两代人的悲剧命运。

方正贤父子悲剧的产生

关于“悲剧”的话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得很多，如天灾人祸，老年丧子、幼年丧母、失恋、疾病缠身，甚至一切不顺意的事都可称之为悲剧。关于悲剧的文学作品有《茶花女》、《梁山伯与祝英台》、《雷雨》、《哈姆莱特》等。但，究竟什么是“悲剧”呢？悲剧最先是指一种戏剧文体，后泛指现实生活及文艺作品中人物的悲苦遭遇或不幸结局等。

本文所论及的是人物的不幸结局。然而，“悲剧”的本质意义并不仅仅只是停留于人物的“不幸结局”。

马克思、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经典论断。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从社会历史高度揭示造成悲剧的深刻原因，对把握悲剧本质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循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悲剧论断的理解，试图探讨《恶姑塘》中方正贤父子悲剧的产生及其美学意义。

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方正贤父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造福于乡里，却因社会丑恶、落后势力的迫害而惨遭不幸。他们的英年早逝，并非疾病造成，而是为了乡亲们消除世仇，这种悲剧不单纯是个人之间的悲欢离合，而是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即，在某种特殊环境和现实生活中出现这种悲剧的可能性。由于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假、丑、恶的东西，这些黑暗的邪恶势力，在某种特定历史阶段或某一局部地区得势，就会给正直、善良的人们带来巨大灾难。方正贤父子的死，都是为了实现同一愿望：即化解方、姚两族世仇，造福父老乡亲。

方正贤，一个出生在方家岗穷人家的孤儿，父母双亡后寄养在姚家集，与姚族大户姚静园女儿姚美凤青梅竹马，两人萌发恋情。方正贤长大后，娶姚美凤为妻，姚静园以“恶姑塘”为陪嫁给女儿，小俩口回到方家岗。小说一开始就把方正贤引入矛盾焦点，他有一种偷人家东西的感觉。因为恶姑塘本是姚家的，送给方家岗姚族人不甘心，姚家集人不满方家岗人抢水，于是便找方正贤论理。方正贤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认为两族的水纠纷事件，关键问题在于水资源匮乏。他打算改造水塘，增加其蓄水量，以满足双方用水，但由于姚家集人思想狭隘，改造计划未能实现。两族矛盾由此激化，血腥的宗族械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械斗中，前去劝阻的方正贤被本族方家岗人阴谋杀死，他的妻子姚美凤也在产后闻噩耗暴亡。

《恶姑塘》

方正贤夫妇死后，刚出世的婴儿被姑奶奶抱走抚养。二十年后已成人的方少贤回到家乡，此时正是“文革”期间，方、姚两姓虽然合为一个大队，即同心大队，但两族的权力争斗却从未间断。方少贤见证了两姓的殊死争斗，也想要像他父亲那样，为消除两姓矛盾作出自己的努力。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同心大队不“同心”，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要想实现两姓和解，简直就是乌托邦幻想。同时，由于他与姚金秀的恋情，他被迫卷入到宗族的争斗中。他屡遭暗算、迫害，他被抓过，被关过，还遭到造反派头头，大队革委会主任姚二怀的驱逐，他再也忍受不了，不如离去再次流浪，但他又离不开恋人，更何况此时姚金秀已怀孕——不带她一块走又不行，所以走了两天他又折回接恋人。可正赶上一连数日的滂沱大雨，没经过科学设计和严格施工的恶水塘水库垮塌了，大坝溃口，方少贤为了救人，被洪水吞没，再也没有回来。

方正贤方少贤父子二人皆是正当年轻时丧生，前者的妻子临产时惊闻噩耗含恨暴死，后者永远的丢下了孤苦伶仃的恋人和腹中的胎儿，故事催人泪下。故事的悲剧性不单是生命的毁灭，更是抱憾身亡，即未能实现化解村仇，让方姚两姓人和睦相处及造福乡亲的美好理想。

《恶姑塘》的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客观、真实地揭示了该悲剧的成因。贯穿《恶姑塘》的一条红线就是“水”，其篇名就突显了这一点，文章内容也始终贯穿着这条主线。水，是生命之源。人、畜的日常生活离不了水。水能给人造福，但也能给人带来灾难。如文中洪水暴发，吞没人和庄稼，正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的症结是由水引发的两姓世仇。方正贤得了姚家岗的“恶水塘”，双方为水而引起械斗，这正是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狭隘、落后、自私观念所造成的人们丧失理性的心理和行为。

方正贤在劝阻械斗中丧命，流落他乡二十年后的儿子方少贤回到家乡，他也决心像他父亲一样弥合两族矛盾却未能如愿。由于与姚金秀的爱恋卷入了宗族争斗，他受到迫害，并被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方少贤在家乡不能安身，这正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风云伴随下的两姓争斗。作者将宗族矛盾与政治风云交织。恶姑塘水库溃坝，也正是在那特定的疯狂和浮夸的时代，没有经过严格设计和科学施工的豆腐渣工程的必然结果。洪水泛滥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水库大坝事件不能说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关系。

方正贤父子悲剧的异同

“天下万物，我只写人”，这是余行玉先生一贯坚持的创作理念；《恶姑塘》全书八十多个人物，主要人物也有二十多个。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在《恶姑塘》这一舞台上，演出一出出人生的活报剧。特别是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塑造更是栩栩如生，他们间有共性也有独自的特点。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片完全不同的叶子。就方正贤父子的悲剧看，他们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首先就他俩悲剧产生的外界客观环境看，相同的是方姚宗族矛盾，两族世仇，方正贤父子无力化解这一矛盾。但他俩面临的这一客观环境来说同中又有异。两代人都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英年丧生。父亲是劝解械斗，被同族人谋杀，让人更加寒心，这是善良的方正贤所预料不到的，人们看到自私、狭隘的世仇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方少贤跳水舍身救人，是因为当时矛盾转化，面临的是人与洪水的矛盾。世仇矛盾已退到次要地位，救人要紧，不管姓方姓姚，人的生命第一，人性上升到首位，少贤跳入洪水救人，为救人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美好的人性升华，谱写了一曲人性的赞歌。方正贤的死人们哀痛、惋惜，而方少贤的壮烈牺牲人们除了哀痛之外，更加敬仰。

再看悲剧的内在矛盾，两代人有着共同的品质：善良、宽恕。这品质影响着他们一生的生活道路，最终导致悲剧性的一生。因为父子俩的对立面，其势力是强大的。化解世仇，弥合矛盾只是他们的个人行动，得不到理解和支持。自始至终，他俩只是孤军奋战。

此外，方正贤父子身上还体现出一定的软弱性。如上面谈到的方正贤“得到‘恶姑塘’有偷人家的感觉”，他只是为了调和，为了还债。他的宽以待人的思想支配了行动的软弱性，从而遭受暗算。儿子方少贤曾浪迹天涯，他眼界开阔，他对现实的看法，在同心大队是“另类”。他为人善良，希望两姓人和睦，他善待他人，有一种宽以待人的胸襟和气度，但这种宽厚只是在现实面前自我克制而形成的一种后天宽容，即惹不起，躲得起。故他选择离开。所以，这种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其实表现了他身上软弱的一面。外部冲突和内在冲突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悲剧的统一体，决定着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他们间的异同，更体现出活生生的“这一个”的艺术魅力。

方正贤父子悲剧的美学意义

悲剧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它对人们心灵产生震撼力，体现出极其重大的美学意义。现实生活中，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交织在一起。悲剧就是把人生最痛苦、最残酷的一面凸显出来，让人们正视死亡和痛苦，但不是让人们沉沦。而是减少悲哀感，有信心地面对现实，改变现实。悲剧产生一种牵动广大读者心弦的美感，具有一种无比的魅力。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合乎人类历史必然性的进步要求和美好品质，“毁灭”是指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遭受到的挫折、失败和牺牲。美好的东西在毁灭中表现出正面人物的精神力量，具有惊心动魄的感动的力量。因此，一些真正优秀的悲剧作品，就其深刻的性质来说是乐观的，其重要性不在于表现苦难、失败，而在于找出苦果的因。总的说来，悲剧所展示的是人与外界的冲突构成的美学艺术。其悲情、悲态、悲剧性，是悲剧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外化，悲剧在崇高中走向死亡，也在崇高中选择新生。悲剧赞美人，体现人的力量，以个人渺小之力体现出人类无坚不摧的伟大。《恶姑塘》的作者把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悲而不哀，传达的却是一种正能量。即使在那最痛苦、黑暗的年代，作者让自己的人物说出这样的话：“久乱必治，就像这天气，不要以为阴雨连绵，就永无晴日，终有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的那一天。我不知道眼前这种气候还会猖獗多久，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会有所改变……总的说来，是邪不压正，善终伏恶”。这正是《恶姑塘》带给读者的思考和作品所表现的深刻思想内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