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新

知识人的精神变异与自我救赎——读吕志青的《黑屋子》

刘月新

读完吕志青的长篇新作《黑屋子》，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倒不是说这部小说是他以前作品的重复，而是说《黑屋子》在不少地方沿袭了他固有的创作特点。他的不少作品都以知识人作为表现对象，侧重于探索他们的精神危机与内心扭曲，表现他们人格分裂的生存状态。就这方面而言，《黑屋子》与《南京在哪里》、《失去楚国的人》、《爱智者的晚年》、《黑暗中的帽子》等小说无疑属于同一系列，具有很强的互文性。但《黑屋子》与以前的作品相比，内容显得更为厚重，思想更为复杂深邃，对人物灵魂世界的解剖更为深入，对知识人精神溃败的揭示更为怵目惊心。

吕志青是一位叙事高手，他熟练地掌控叙事节奏，善于在平静的叙事中制造矛盾和风波，将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展现出来，从中发现罅隙与缺口，把人物一步一步推向极限和绝境，考验人物精神的忍耐力与承受力，揭开人物身上的另一个自我，将人灵魂深处的各种可能性释放出来，演绎出曲折神奇的故事。然后又能得心应手地将故事收拢，回归日常和平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在这一点上，《黑屋子》与《南京在哪里》堪称典范，两部作品的故事都是从找寻真相开始的。在《南京在哪里》中，那位普通而又神秘的候老师在上课时，对学生提出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问题：南京在哪里？引发出学生与老师寻找南京真相的荒诞离奇的故事。小说的结尾，那位普通而又神秘的侯老师在棋盘上轻易化解了问题，使人物回归本位。在《黑屋子》中，那位满脸幸福的许建平激发出人们对黑屋子的好奇与探险，引发小说的主要人物齐有生对妻子臧小林真相的追问，由此展开了对一群知识人精神危机的探讨。当一系列离奇古怪的闹剧上演，齐有生和臧小林被折腾得自杀后，那位满脸幸福的许建平又登场了。小说这样叙述：“小黑屋的事，还就是从他起的头。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个肇事者，暗地里点了一把火，就开溜了。再回来时，竟还带着满脸的无辜与幸福。”侯老师与许建平于不经意之间挑起了矛盾与事端，但却置身事外。他们看破生活的真相，洞察人性的一切弱点，是真正的智者，不愿像别人那样，滋生事端，庸人自扰，去追问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吕志青仿佛是在告诉读者，所谓真相就是荒诞与困境，真相是不断延宕的过程，真相之外还有真相，一旦你追问真相，就会陷入荒诞离奇的不归之路，最终被真相玩弄或毁灭。

小说中的黑屋子具有三重意义，一是禁闭失足女人的黑屋子，其目的是对人身体的控制；二是黑屋子体验对人的生命可能性的追问，齐有生正是在黑屋子体验中对自己的乖谬行为与道德的绝对性产生怀疑；三是人内心深处的黑屋子，暗示了人的另外一个自我。也就是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光鲜外表下，一直就隐藏着灾难和深渊。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

从小黑屋里走出来时，齐有生又记起了那副画：商场的大厅，来来往往的顾客，地板下立着死人，幽灵。要到其中一块方格地板突然从哪里掀开，他们才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与死人和幽灵共生共处在同一世界。

现在他已知道，那既有可能是一个他者，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自我中的另一个自我，藏于地下，藏于黑暗，藏于一间小黑屋，一直为他们所不知，那即是说，藏于光鲜的日常生活底下的灾难和深渊，不仅在身外，也在身内，在你自身以内。

这是齐有生黑屋子体验后的自省，是对人性复杂性、多面性的揭示。小说的故事就是源于齐有生身上另外一个自我——黑屋子的存在。他从许建平的满脸幸福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即貌似幸福平静的夫妻关系背后可能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所谓幸福只是一种表象，表象的后面可能是背叛和欺骗。带着寻求真相的强烈冲动，通过反复的询问与试探，终于知晓妻子臧小林出轨的隐情。随着真相的逐渐袒露，齐有生内心深处的那个藏于黑屋子中的自我开始苏醒，他决定对妻子行使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惩罚，以满足内心的报复欲。在追问真相的过程中，齐有生陷入多种困境。第一是追问真实所产生的困境，齐有生始终坚信夫妻之间应该绝对真诚与真实，只有真诚和真实才能使夫妻关系更为牢固与恒久，但追求真实的结果却一步一步将他推向绝境，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人们都渴望真实，但面临真实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真实可能就是深渊和死亡。

齐有生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道德绝对主义困境。他先于臧小林出轨，在婚后对她袒露了真相，以表明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真诚和真实，将裁判权交给对方。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大肆谴责臧小林的出轨与欺骗，以冷酷而理性的方式对其精神、人格与肉体进行贬损和折磨。坚守道德的绝对性并没有错，但这种绝对性应该是主体对自我的道德自律，如康德所说的先天的绝对命令。如果以此为名来对待他人，就会走向道德绝对主义，以理想道德来杀人。齐有生在复仇时虽然不时流露怜悯之心，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怀疑，但他一旦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感情的寄寓对象一直在欺骗自己时，积压在心中的怨恨与羞辱如毒药一样腐蚀着他的灵魂，报复变本加厉，仿佛只有臧小林的死才能使他心满意足，才能证明道德绝对性的价值。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现在他已知道，当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存在之真的时候，完全可以同时掏去他人、掏去一个寄寓者的存在之真；在他看来，犯下此等罪孽而又拒绝回复真身的人，实在是可以死去的。而且无论如何，死总是真实的。尤其当生成了虚空和幻在，死就成了实在；这时，死去就是使一个人再度获得真实、获得实体的唯一途径了。

难道人的生死是为了证明一个哲学道理的存在吗？我不想在这里纠缠什么存在，什么本真的自我与沉沦的自我之类的哲学思辨。我想说明的是，这是典型的以理杀人，以道德的绝对性致人于死地。当臧小林死去的真身横陈在齐有生面前时，他是否还能心安理得地坚持自己道德绝对主义立场，是否还能以所谓的存在之思来挽回一个与自己同甘共苦二十多年的鲜活生命。一切真理与道德在死亡面前都不堪一击，“向死而生”与“向生而死”的哲学思辨被沉甸甸的死亡击得粉碎。

齐有生面临的另外一个困境是精神与身体的撕裂。他因为臧小林的出轨、背叛与欺骗而对她心生厌恶，在感情上疏远她，在人格上羞辱她，在肉体上折磨她，丧失了对另一个生命的起码尊重，但在身体上却又依赖她，不断从臧小林那儿获得欲望的发泄和满足。身体似乎有它自己的意志，完全脱离了心灵的掌控，体现了齐有生人格的破碎与变态。

精神与身体的撕裂是现代知识人普遍面临的问题。现代知识人和古代知识人最大的不同是，古代知识人的思想是从他们的生活中直接得来的，或者是用以指导他们的生活实践的，思想与生活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现代知识人的思想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生活需要，而是虚构和制造出来的。他们不断打出各种思想的旗号，标新立异，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文化资本，他们所主张的思想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信奉的，与他们的生活有很大距离。由此就带来了现代知识人的生存困境，即思想与生活的冲突，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精神和肉体的分裂。齐有生并非个案，老费、老汤、老冯等人都患上了人格分裂症，被各种复杂的思想撕裂成碎片。针对老费的生活方式，小说有这样的叙述：

你明明知道身体和心灵拧巴着，知道事后会有一阵锥心之痛，可还是控制不住，任由身体胡来，周而复始，反反复复；这么搞下去，除了把自己弄得滑稽可笑耻上加耻，还能有什么？有时，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快要发疯了。

我们这帮人，大概是没救了。理想啊，现实啊，狂想啊，常识啊，一会儿一个样。一会儿是最纯洁的热情，一会儿又是最疯狂的放纵，此一时，彼一时，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有一点诚恳和虔敬，但多的还是荒唐和怪诞。看出来了吗？精神上，我们只是一些破落户。

老费自从婚姻受伤之后，开始声色犬马，放纵肉欲，甚至玩起换妻的游戏，抚慰受伤的心灵和空虚的灵魂。但老冯尚有自省之心与自知之明，他不断谴责自己荒唐的行为，却又沉沦其中不能自拔。老费反对自杀，认为对于灵魂没有归属的人来说，活着或者死去，没有什么区别。虽然如此，老费最后还是以自沉的方式终结了荒唐的生活。因为只有死亡才能使分裂的精神与身体回归原始的同一，才能达到自我的终极救赎。

老汤这个性学专家一向主张性快乐主义，认为中国的前途有一半取决于这个主义，要理想爱情还是要性快乐主义，是每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抉择。理想爱情如果不被摧毁，中国人的性感性福就是一句空话，自由就是一句空话。总之，在老汤眼里，性快乐就是一切，不仅关系到人的自由和幸福，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希望。可老汤是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在实际生活中，老汤不能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动辄被妻子打得鼻青脸肿。虽然有同性恋取向，但却遮遮掩掩，缺乏承认的勇气。可见老汤也是一个思想与生活严重错位的人格分裂症患者，他的性快乐主义口号不过是他的职业标签，是他文化身份的一种证明。

臧小林是作者刻画得最为丰满、用情最深的人物。她也是一个人格分裂症患者，一个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悲剧人物。臧小林在家里始终处于依附地位，是丈夫的附属品。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为丈夫和儿子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为了家庭的完整，对于丈夫的出轨忍气吞声。为了成全丈夫的事业而默默奉献，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她为了冲破沉闷家庭的压抑，为了找回甜蜜爱情的回忆与青春的梦想，背叛了家庭和丈夫，投入了初恋男友的怀抱。可悲的是，那个男人竟然将她忘得一干二净，没有留下任何温馨的回忆。每次约会时只有身体的触碰，没有情感的交流。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她不爱这个男人，但却和这个男人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畸形关系。也许如老冯所说，女人出轨不一定都是出于爱，而是要突破烦闷家庭的锁闭，到外面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男人把她们抢得精光，什么也没剩下。恐怕只有出轨，是属于她们自己的了。

臧小林出于真诚和真实，将出轨的实情对齐有生袒露后，如果能理智地离开齐有生，尚能维持她人格的尊严。可她为了继续维持与齐有生的夫妻关系，不仅忍受着齐有生的凌辱和摧残，而且还疯狂地进行自我折磨和贬损，甚至不惜冒着危险去刺杀那个男人，表示自我救赎的决心。我们不怀疑她的自我折磨有赎罪的道德动机，希望洗刷身上的耻辱，浴火重生，但主要动机还是为了获得齐有生的原谅和接纳。这种自戕与自贬只能导致她人格的进一步破碎，自我尊严的进一步丧失，直至将自己变成一具尸体。

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状态，大都是倒错和变异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幸福圆满的家庭和婚姻，不是患了人格分裂症，就是患了内心孤独症和情感“畏触症”，内心扭曲而荒凉，丧失了爱的欲望与能力。“畏触症”是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现代城市人虽然生活在繁杂的人群中，但由于情感的隔膜和自我保护的需要，害怕情感的深度接触，缺乏内心的交流。《黑屋子》中的一群人都有严重的“畏触症”倾向，有的人将情感寄托于动物身上，有的人不谈情只谈性，不断变换性伙伴，有的人宁愿与充气娃娃相处，避免受到异性的情感伤害，有的人在情感受伤后实施“光源氏计划”，培养未来的结婚对象。甚至年轻的沈慧也患上了忧郁症与畏触症，不断在年长男人身上寻求寄托，通过身体的触碰以慰藉忧郁孤寂的内心。沈慧是小说中新一代知识人的代表，作者没有赋予她健康的人格与丰富的生命，而是将她描写为病态人格，是否说明了作者对中国知识人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呢？

阅读吕志青的小说，常常面临思想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小说内部思想的张力。吕志青善于描写知识人，善于通过小说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将有限的生活经验发挥到极致，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演绎出动人心魄的故事，从中生发出丰富的思想，给读者思考的空间。《黑屋子》传达的思想十分丰富，但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是对知识人“呼愁”心理的分析，对道德绝对主义的批判和对信仰的追问。

如前所述，小说所描写的是一群知识人的人格分裂，是丧失生存家园与心灵寄托之后的人生困惑。作者借用土耳其作家帕幕克的“呼愁”一词来描述这一群知识人内心的失落感和忧伤感。小说这样叙述：

“呼愁”……指的是心灵深处的某种失落感，从心有所属到心无所属，一种近乎绝对的信靠和寄寓的失去，一下子跌入到巨大的情感和精神的空幻中，由此产生出一种难以忍受的心痛和悲伤。

一个人能够忍受各式各样的痛苦、折磨、困顿、艰辛，甚至可以被剥夺人生的自由，但一旦失去情感的寄寓与归宿，心就会变成黑窟窿，滋生出毒液与残暴，发出痛苦可怕的呻吟或嚎叫。在作者看来，这一群知识人之所以过着喧嚣与躁动的生活，是因为心丧失了安顿之所，灵魂四处飘荡，找寻栖息之地。老费、老汤、老冯、老柴、齐有生，包括沈慧都是如此，其中齐有生的表现最为强烈。他虽然没有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现“呼愁”情结，显得颇为理性与正直。但“一个人越是单纯，越是正直，就越是容易变得凶恶、凶残起来。”

齐有生的“呼愁”情结体现得最为极端，他将臧小林和自己一步步逼向绝境与深渊，想通过对真实的攫取填补自己失落的内心，坚持夫妻之间应该绝对真诚与真实，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内心秘密和私人空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体验与记忆，在一定范围内，都有保护自己私人空间的权利，即使夫妻也是如此。追求真诚与真实没有错，但如果以真诚和真实杀人，就是大错特错。这里的真诚与真实不是知识学问题，而是伦理学问题。知识学领域的真诚和真实不涉及信仰和意志自由，而伦理学领域的真诚与真实则和信仰与意志自由密切相关。齐有生的错误是以知识学的理性态度来对待伦理学的问题，逾越了信仰与意志自由所规定的界限。小说通过老冯的口吻这样反省：

他们这一类人往往对理性过度迷信，休谟的质疑和维特根斯坦的告诫，从未引起他们的重视，常常固执地在话语中寻找真相。更要命的，全然不知自己正受着呼愁情结的操纵，反以为自己全然公正，维护的是某种道义，与一己的冤债和血液中发出的呼叫，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意识不到其中的凶残。就算有所意识，也可能停不下来。

这是作者借老冯之口对齐有生道德绝对主义的反省和批判。臧小林虽然有错在先，但齐有生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将内心的怨恨转化为道德的审判，采用各种极端手段对她的身体、道德和人格进行羞辱与折磨，扼杀了她的生命。这是对道德的僭越与践踏，是以道德之名行不道德之实，体现了道德绝对主义的可怕。作者还上升到对一切绝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想一想，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和“伟人”以理想主义的绝对价值扼杀了多少生命！制造了多少人间惨剧！英雄和伟人可以为理想主义的绝对价值奉献自己的生命，但不能以这一价值去要求芸芸众生，否则理想主义就会演化为极权主义。

与对道德绝对主义批判相关联的是对信仰的追问。小说中有不少宗教场景的描写，当齐有生与臧小林因彼此伤害而悲苦无告时，希望在宗教的场景中寻求灵魂的安慰，但他们缺乏面对耶稣基督的勇气。作者以老冯的口吻说：“即便是一个卑污的灵魂，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乍看上去毫无道理，再看也是一样，没道理。实际上它不是道理，只是一种情怀。纯朴深厚，宽广无边。”这种情怀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它坚信一切生命与灵魂都是平等的，即使是一个有过错的人，也应该以悲悯的情怀对待。假若齐有生不是过分坚信理性的力量，而是以悲悯的情怀对待臧小林，让她自我救赎，就不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悲悯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是以生命的信仰为根基的。

《黑屋子》的思想是丰富而驳杂的，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很多思想都在作品中有所呈现，但作者没有简单地将思想成陈列出来，而是通过对话与辩论的方式表达思想，使作品具备了复调的艺术结构。复调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特点的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是由众多不同声音和观点构成的多声部复调结构，具体表现为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以及人物自我的内心对话。这些不同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物与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我不敢断定吕志青是否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的影响，但可以断定，《黑屋子》的是由多声部的对话构成的，具有复调的性质和效果。

小说最主要的对话是在齐有生与臧小林之间展开的。齐有生为了对臧小林行使绝对的话语控制权，需要她无条件的真诚和真实，采用极端的语言对她步步紧逼。臧小林在对话中始终处于下风，丧失了与齐有生平等对话的权利。一方面，她不得不为自己的出轨和欺骗进行不断的忏悔与自我折磨。另一方面，她又要为自己行为寻找合理性依据，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以图齐有生重新接纳。她处于夹缝之中，内外交困，无论如何都不能博得齐有生的谅解。这场对话生死攸关，既是话语的较量，又是道德的拷问，更是灵魂的折磨。两人的对话不仅未能到达内心的沟通，反而引发出更多的矛盾与分裂，陷入更大的怪圈和悖论。其结果是恶性循环，两败俱伤，人格破碎。小说这样叙述臧小林的状态：

这是否就是所谓人格的瓦解、灵魂的破败了，是否就是尊严和意志一并丧失之后的一败涂地？她抵赖，她狡辩，拼死抵抗的，是否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

围绕齐有生与臧小林灵魂和意志的较量，小说还设置了不少颇有深度的内心对话与思想对话。如齐有生内心的对话，臧小林内心的对话，老费与齐有生的对话，厉大凯与老汤的对话，老冯与齐有生的对话。老费与齐有生的对话对现代人的人格分裂有深入剖析，对小说中一群知识人生存状态进行了理性概括。厉大凯与老汤的对话直接针对现代心理学与科学对感情的曲解，认为现代心理学与科学将人弄得支离破碎，消解了感情的本质。世界上最重要的学问不是一切流行的科学，而是心灵学。因为心灵学直接面对人的生命本真，将人与人的心灵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回归到人心灵的本源。老冯与齐有生的对话具有很强的宗教意味，老冯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心灵感悟现身说法，触及到现代知识人的心灵信仰和灵魂拯救。这些对话彼此交错，围绕齐有生与臧小林的对话展开，深化和拓展了小说的思想空间。复调小说的重要特点是以思想的多元性否定思想的一元性，通过对话达到众声喧嚣的效果。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思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难以在作品中概括出单一的主题思想。从这一角度说，《黑屋子》是一部反主题的小说。虽然在对话中，小说通过老费、老冯等人的口吻表达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不是作品的主题。

应该指出的是，《黑屋子》在强化思想表达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明显的艺术瑕疵。这就是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圆融无碍的结合，有些思想还游离于经验之外，没有充分的肉身化和感性化。知识人常常喜欢脱离生活进行抽象的思辨，不知道怎样将思想运用于实际的生活之中，习惯于遨游在纯粹思想的空间。吕志青作为一个知识型小说家，将小说作为思考人生问题的载体，这无疑增强了他小说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但也会导致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分裂。读者真正感兴趣的可能是小说中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对那些抽象的思想缺乏兴趣。只有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思想才具备真正的艺术感染力，才能被读者感受和认可。从这一角度看，《黑屋子》还有进一步提升的艺术空间。

刘月新，男，湖北天门人，1962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现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出版学术专著2部：《文学与对话》、《解释学视野中的文学活动研究》。主要论文有《接受张力论》、《论“隐含作者”及其艺术生成》、《法兰克福学派与接受美学》、《从整体到碎片》、《否定与批判》、《在“物”中寻求诗意的栖居》、《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现代意义》、《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论李长之对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