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守强 梁宇

幸福感本土化研究现状分析

· 武守强 梁宇

幸福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研究主题，学者们持续和深入的探索旨在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幸福、感知幸福以及获取幸福。基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人的幸福观念与西方存在很大不同，而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也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情境特点。本文在回顾梳理西方幸福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试图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指出方向，从而推动幸福感本土化研究的进展。

主观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 本土化 “乐”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所在。虽然“幸福感”（Well-being）以学术概念出现在积极心理学研究中仅仅不过四十多年的时间，但是人们对幸福的兴趣和探索却早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古代哲人对幸福的研究为我们当下理解幸福感有很多的帮助，对幸福的探讨不仅是对人生意义解读的贡献，也是对科学与真理的追问和反思。个体对幸福的理解会有差别，但是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一个“每个人都能知道，但是却不能对其精确定义”的概念（Argyle，1987；Myers & Diener，1995）。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在享受着经济带来的财富和物质成果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内心的“幸福”，幸福居民、幸福家庭、幸福企业、幸福员工、幸福社会等新名词逐渐成为流行与时尚，但与此同时，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所带来社会问题的出现也让人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焦躁不安和紧张抑郁更加突出，如何有效提升个体内心的幸福感受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幸福感的研究对于个体了解幸福、感知幸福、获取幸福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Wilson发表了题为《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幸福感以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出现在心理学研究中，幸福感的研究成为积极心理学里独立的一个研究议题和领域，并迅速引起广大学者的研究兴趣。幸福或幸福感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价值观色彩，个体的价值观对幸福的感知有着重要的方向性作用（彭怡，陈红，2010）。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更多的会受到人与外界关系的影响，会更加关注精神世界的满足，并认为幸与不幸是相互共生而存在的（Lu & Gilmour，2004；曾红、郭斯萍，2012）。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中西方研究者在幸福感研究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和联系。西方理论体系下，幸福感先后发展出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等概念以及以上述三个独立概念为组成要素的整合模型；而国内很多学者也逐步展开了对幸福感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从研究的本土化程度上看，主要有四种研究方向：一是直接引用西方的幸福感概念、理论及测量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研究；二是以西方幸福感概念和理论为基础，重新开发出适合于中国文化下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并以此进行中国情境下的幸福感研究，为 “幸福感的本土科学心理学”；三是在西方幸福感概念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幸福感从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寻找理论支持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国情境下的幸福感解读，为“幸福感的本土传统心理学”；最后是抛开西方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从传统心理学中幸福感的相关思想进行反思，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为“幸福感的原创心理学”（葛鲁佳，1995；张晓明，2011）。

幸福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议题，对幸福或幸福感的研究有益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幸福、获取幸福。基于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民族、不同个体间对幸福感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幸福也是当代企业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反映个体在工作中的生理唤醒状态和心理满意水平的员工幸福感对于更好的提升组织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有很重要的意义（Kathryn & Dianne，2009），幸福的员工也往往会具有更高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水平，从而提升其组织绩效的水平（苗元江等，2011）。

幸福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当代企业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幸福体验也必然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方面，那么基于中国文化和背景的本土化研究中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又存在着什么问题呢？本文从东西方幸福感的现有研究出发，对当下本土幸福感的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并初步找出当前幸福感本土化研究的难点，推动并加深我们对幸福感在中国文化情境下的深刻含义的理解。

二、西方幸福感理论研究

1967年，Wanner Wilson题为《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发表，拉开了幸福感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实证研究的序幕，随后，大批学者对幸福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任俊，2006）。幸福感的研究模型不断得到扩充和完善，从以情绪因素和认知因素为核心的主观幸福感模型，到以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为核心的积极心理模型，再到现在以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为核心的现代积极心理健康模型（陈浩斌，2008），整个发展过程，展现出学者们对幸福感研究的不断深入、细化以及完善。当前西方幸福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及他们的整合模型。

1.主观幸福感

以伊壁鸠鲁（Epicuros）为代表的快乐主义派主张幸福应当以快乐为基础，而这也是主观幸福感的哲学基础。主张主观幸福感的学者们认为幸福感是由主观快乐感知构成的，并将幸福感视为快乐心理学的基础（Kahneman，1999）。当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是由Diener于1984年提出的，他提出的主观幸福感是由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负向情感三个部分构成（Diener，1984），并强调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相对稳定性等三个特点（段建华，1996；苗元江，2011）。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反映的主要体现在对工作满意度的关注（苗元江等，2011），在工作情境中员工的幸福感可以区分为工作中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对工作的整体满意度和对工作不同领域的满意度四个维度（Diener，2004），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开发出适用于企业组织情境的员工主观幸福感问卷。

主观幸福感以“快乐论”（hedonism）为哲学基础，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研究资料，包括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研究，例如人口因素、人格特质、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学界对幸福感的认识也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完成了幸福感从不可测到可测、从关注个体消极、痛苦的情绪体验到关注个体积极幸福的情绪体验的转换等（张晓明，2011），当前对主观幸福感研究有两大特征——主观体验和长期状态（Diener，Suh & Oishi，1997），主观幸福感关注的是个体长期的对其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的主观体验状况。简言之，主观幸福感的幸福概念就是快乐的主观体验。

2.心理幸福感

与主观幸福感的观点相反，主张心理幸福感的学者们认为快乐论是享乐主义对幸福的定义，而真正的幸福应当是涉及人们与真实自我（true self）的协调一致和自我实现（Waterman，1993），他们也为自己的观点找寻哲学基底，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引申出了幸福感背景问题，他们提出“实现论”（eudemonia）是心理幸福感的哲学基础（Ryff & Singer，1998，2000），并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并验证了心理幸福感的6个不同维度，分别是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生活意义（Purpose in life）、良好关系（Positive relation with other）、情景把握（Environment master）以及独立自主（Autonomy）。

Warr（1979）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员工幸福感的概念，提出在工作情境中员工的幸福感应该包含情绪体验和认知体验两个部分，拓宽了仅仅关注工作满意度和情绪体验的员工主观幸福感的概念体系，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员工心理幸福感的问卷（Horn，2004），提高了员工心理幸福感的应用性。

以实现论的观点为哲学基础，Ryan和Deci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Self-decision Theory，SDT），这也是从另一角度来构建幸福感的概念模型，SDT理论认为个体有三个基础性的心理需要，分别是自主需要、认可需要以及关系需要，内驱性的目标追求（像个人的成长、自我实现、社会交往等）需要的满足能够为个体提供较大程度的满足感，从而产生幸福感（Ryan，2000；Sheldon & Kasser，1995等）。

总之，心理幸福感以实现论为哲学基础，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和潜能的充分发挥，这与简单的认为快乐就是幸福的主观幸福感截然不同。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分庭抗礼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许多心理学家也开始致力于为两个概念模型的整合，从而也推动了幸福感整合概念模型的出现。

3.社会幸福感

不难发现，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都将对幸福感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个体层面，这就促进了学界的学者们从个体外部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角度来思考幸福感。最初，世界卫生组织对Well-being进行界定时就明确指出Wellbeing是个体的“良好状态”，而社会幸福感强调个人与社会的融通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探讨和理解人类良好的存在状态。Keyes（1998）提出社会幸福感应该包含五个部分，分别是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社会贡献（Social contribution）、社会和谐（Social coherence）、社会认同（Social acceptance）以及社会实现（Social actualization）等。

社会幸福感理论上是以社会学中个体与社会统一思想为基础，Keyes意识到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也将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进行整合（Keyes，2007），拓宽了幸福感的研究视野，提供了幸福感研究的新视角。

4.幸福感的整合模型

表1　幸福感本土研究的三种范式

不论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还是社会幸福感，三者都是从不同层次来考察个体对幸福状态的感知，三者是相互关联但其又保持着作为整合幸福感的不同因素而独立存在（Keyes，2007）。很多幸福感领域的学者在反思不同幸福感模型之间联系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将不同要素进行有机统一，如主观幸福感研究中，除了使用经典的生活满意度、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的测量以外，也会涉及一些信任、自尊等标准作为补充指标，而在心理幸福感的研究中，SWB也成为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真正的幸福感应该是包括快乐与实现两个概念体系的多维复合结构的（Compton，1996；King&Napa，1998等）

从实现论思想出发，Waterman等（2010）将幸福感的主观体验与客观评价模型相统一，提出了实现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模型，在测量方面由六个维度展开：自我发现、潜能感知、生活目的、追求才智、活动投入、人格展现等（Waterman， 1993），不难看出，实现幸福感既包含了心理幸福感中的自我实现等要素，也包含了主观幸福感中对生活满意和积极情绪体验的追求。

幸福感的整合模型深化了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也促进了我们对幸福这一主题的反思和审视，推动了西方当代幸福感的发展。

三、幸福感的本土化研究

基于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中国人的幸福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幸福的观念是紧密联系的（曾红，郭斯萍，2012）。“本土心理学”强调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理论以及方法要与本土心理、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的脉络高度契合（杨国枢等，2008），对幸福的认知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个种族和人群，在华夏大地，从古代先哲到当代学者，很多研究者对幸福这一议题进行思考与研究。

根据本土心理学理论，结合国内幸福感的研究现状，张晓明（2011）将国内幸福感的研究分为三个类别，如下表：

不难看出，三种分类的原则和标准在于本土化研究对西方理论观点的引用程度，其中本土科学心理学研究中沿用西方理论和概念，改良本土化情境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土传统心理学则沿用西方理论，用中国传统文化探求幸福感的概念体；本土原创心理学则强调抛除西方的理论与概念，彻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幸福感的思想基础和概念体系。为更容易理解，本文提出基于对西方幸福感研究引用程度差异的四种研究范式：

1.基于样本的幸福感本土研究

对幸福感的早期研究多直接引用西方幸福感理论及概念体系，针对中国本土人群的适用性而展开，如早期对老年群体精神心理卫生的相关研究（刘仁刚，龚耀先，1999），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研究及大学生人群的幸福感研究（池丽萍，辛自强，2001等）。综观这些研究，往往会沿用西方的幸福感概念体系，在量表的翻译和重新修订上有所关注，从已有量表上来探索国人的幸福感水平及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如对总体幸福感量表（GWB）的修订（段建华，1996）、对Campbell幸福感量表的引进和修订（李靖，赵郁金，2000）等，以西方幸福感的维度和测量为基准，对国内的不同群体进行幸福感水平的测量，并在此基础上对与其他相关变量的关系上展开研究。

2.基于方法的幸福感本土研究

本土科学心理学视角下的幸福感研究是当下幸福感本土化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张晓明，2011），学者们大多沿用西方幸福感的理论及相关概念，而对其研究工具及方法展开本土化的重新设计和改编。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概念与西方幸福感体系基本一致，包含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及社会幸福感等概念，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是对幸福感量表的编制上有很大的贡献。文化差异会导致人们对幸福感知的差异（曾红，郭斯萍，2012），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对幸福感知也应该存在很大的差异，苗元江（2003）在统筹中西方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了适合中国幸福感测量的《综合幸福感问卷》，邢占军等（2005）在整合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框架下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问卷，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外陆洛（1998）等也编制了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幸福感量表。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大大推动了幸福感研究本土化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量的实证研究。

3.基于理论的幸福感本土研究

表2　幸福感本土化研究的四种范式

基于方法的幸福感本土研究中仍然沿用西方幸福感体系中对幸福感维度的划分，尽管本土幸福感量表存在诸多差异，但仍没有抛离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及单一维度的幸福感感知等概念和理论框架，很多学者在反思本土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本土幸福感研究应当关注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幸福感知，而特别是在幸福感的结构层面。如张文婷（2010）将以“福”为特点的中国幸福感概念划分为家庭福、外在福、个人福和个幸福等四个维度，彭怡和陈红（2010）基于本土价值观和个体对行为结果追求的差异，从幸福感的持续时间波动状态上将个体的幸福感归结为体验型幸福感和积淀型幸福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体的幸福感整合模型。这些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心理学出发，试图对中国人幸福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机制进行阐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感研究体系。

4.基于文化的幸福感本土研究

文化是构建幸福观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个体感受幸福和获取幸福的来源（陆洛，2007），从文化差异出发来理解中国情境下幸福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国人的幸福感知，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幸福体系更多关注人与外界的关系、更加强调精神世界的满足（Lu & Gilmour，2004； 曾红、郭斯萍，2012），国人对幸福的心理感知具有时间性等特点，对幸福话语使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人对幸福的感知等（贺岭峰，2008），可见中国人对幸福的感知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关于幸福的观念是密不可分的（曾红、郭斯萍，2012）。

抛除西方幸福感理论及概念框架的影响，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国人有关幸福的理论基础和构念框架对构建出真正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幸福感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出发，众多学者从儒家、道家、佛家等理论体系中找到了与幸福感密切相关的概念，并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感研究体系，如“乐”、“福”以及“喜”等（张晓明，2011）。其中“乐”作为传统文化体系中最为接近幸福感知的概念成为幸福感研究中最为流行（曾红、郭斯萍，2012），曾红与郭斯萍（2012）从儒家、道家、佛家分别阐释了“乐”的不同含义，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不同文化情景下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如儒家文化下人们更多关注精神层次的“乐”（幸福），道家主张辩证看待幸与不幸，强调幸福并非享乐而是对心智的顿悟，佛家思想强调幸福乃是内心的平静及助人为乐，关注对自身的修行和布施等，此外，曾红和郭斯萍（2012）还指出了在传统文化中表现在儒家、道家基本思想、理想人格和传统审美观基础上的幸福感的三大特点：集体主义色彩浓厚、与道德及审美紧密联系、关注理性等。这些极具本土特色的幸福感词汇突出了幸福感在中国情境下的原创特性，对我们真正理解国人的幸福感体系有很大帮助。

四、讨论

从对中西方幸福感研究的比较早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幸福感理论、概念及方法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其研究倾向更多关注对不同幸福感概念的整合以及对幸福感理论基础的挖掘；而本土的幸福感研究则处在初步、较为零散的局面，从当前幸福感本土研究的四种范式上来看，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基于引用的幸福感本土研究未能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情境性，强加的舶来会造成幸福感研究框架的“水土不服”，也不能很好的反映出本土的幸福感概念；基于方法的幸福感本土研究从方法和工具的角度出发重新编制中国情境下的幸福感量表，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然而这种范式仍然未脱离西方幸福感的概念结构，只能对中国人的幸福感进行表面的描述性说明，对深层概念结构和理论框架及形成机制并没有进行有效探索；基于理论的幸福感本土研究对中国人的幸福感结构和层次进行了探索，初步形成较为独特的中国本土的幸福感概念体系，然而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的属性和社会特性研究不够深入，因而在幸福感内涵上仍较为薄弱；基于文化的幸福感本土研究体现了很好的本土契合性，从古书典籍及具有代表意义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幸福感的意义所在，体现出了高度中国色彩的幸福感框架构建，然而一方面该类的研究仍然较少，另一方面，该类研究更多集中甚至局限于儒、道、佛的思想及宗教派别中，更多的体现出的是哲人的思考，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泱泱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所形成的存于大众心中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方式，此外，对幸福感的文化属性和社会特性的涉及也较少。中国情境下幸福感框架的构建显示出极具特色和文化属性，尽管如此，本土的幸福感研究仍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相较于西方的幸福感理论，我们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是翻译问题。幸福这一主题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尽管存在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幸福均是个体的体验与感知，在形成机制上也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即便是基于文化的幸福感本土研究，也不可避免的要思考与西方幸福感体系的异同，否则就会陷入无限的文化细分的诡辩中去。

幸福感的翻译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学者的困惑了，Happiness、Hedonic、Well-being、Eudemonia、Psychological Well-being、Subject Well-being等在国内并未进行明确区分，一般都会译为幸福感，在这种模糊的翻译情形下，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基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构架来对幸福感研究进行探索。Well-being一词最早是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中出现的，直译可以理解为良好的状态，健康被定义为是在生物、心理和社会功能上的完好状态（Well-being），从定义上看，Wellbeing是需要用客观标准去衡量的，因此在之后很多学者对这些客观标准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等都可能对Well-being产生影响，后来又有学者指出，Well-being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因为别人眼中的Well-being不一定是自己认为的Well-being，之后Well-being的测量又从客观转向主观。

中国情境下更倾向于将Happiness译作幸福，Happiness的词根Happy在解释时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感受到快乐，也即心理学中的快感（Hedonic），简单讲就是暂时性的感觉和体验；另一个是更为深刻和持久的状态，是一种情绪倾向。但是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Happiness与SWB之间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SWB是一种整体的体验，它是基于个体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评估的感受，而不是当下的感受；其次，基于SWB是从WB延伸出来的概念，虽然SWB强调主观认知的重要，但作为一个良好的状态而存在是需要一些客观标准的，而Happiness更多是属于个人特质方面。当然两者也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暂时性的Happiness是SWB的重要组成部分，SWB高的人会产生更多的Happiness的情绪，作为情绪倾向的Happiness也可以预测SWB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Happiness是SWB的一个预测指标）。

那么，翻译为“幸福感”到底合适不合适？在中国人眼中，是否幸福可能会有着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概念，按照SWB的维度（生活满意度、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来看，似乎不像是中国人眼中的幸福。Well-being强调健康的心理状态，Happiness强调长久的快乐，而中国人的幸福更多关注关系及精神层次上的追求（Lu & Gilmour，2004；曾红、郭斯萍，2012）。

其次，对幸福感形成机制及背后理论的探索不足。如同西方的幸福感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对幸福感概念层次的探索，如“乐”文化为代表的幸福感体系，而对其形成机制的涉及则明显不足，幸福感的本土研究更多是在幸福感概念的下游展开，包括对概念结构、概念的文化属性等的研究，而对幸福感的形成的研究明显不足。西方的幸福感研究虽然理论基础较为薄弱，但仍表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趋势（Diener，2012），在对幸福感的理论阐述上也涉及到一些，如目标理论主张需要的满足和目标的实现会让个体感受到快乐与满足从而产生幸福感（Tay & Diener， 2011）、自我决定理论主张个体的心理需要是促进幸福感的关键因素（Deci & Rycn，2000）、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在比较重可以获得幸福的感知（Diener， 1998）等。而本土化的幸福感研究对幸福如何产生的涉及的非常至少，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对幸福感做出了极具特色的阐释，但这只是理解幸福的基础，如何感受幸福、获取幸福会是本土幸福感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最后是对幸福感的测量上存在问题。不论西方与东方的幸福感体系，测量是其中最为关键的部分之一，在幸福感研究中，基本采用自陈量表的方法来收集个体关于幸福的感知数据，而自陈量表更多的会受到个体当时心境、时间坐标、记忆偏差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的不是个体对幸福的感知水平，这与幸福感的研究时冲突的。当然国外目前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异于自陈量表的方法，向经验取样法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即时心境及记忆偏差所带来的影响。而在国内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还未涉及到差异化的测量方式，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当前本土的幸福感研究很多还是停留在概念和属性的探索上，实际的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幸福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生活意义也是当前组织中对员工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幸福感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幸福、感知幸福和获取幸福有很大的帮助，基于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对中国情境下人民的幸福感进行探索，更利于中国人幸福水平的提升。在幸福感的本土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幸福感背后的理论和机制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概念及结构和测量上的探索上，这样才能真正的感知幸福和获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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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罗文豪 E-mail:chrd_luo@163.com Tel:010-8838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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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Zineldin M， Hytter A. Leaders' negative emotions and leadership styles influencing subordinates' well-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2 23（4）: 748-758.

Abstract: Recentl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ports on human well-being， and employees' happiness is also concerned by more and more people. However， research about how ethical leadership —— a kind of leadership aiming to improve employee ethicality—— affects employee's well-being is not enough. Based on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we introduce coworker support and coworker trust as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as moderating variable to explain their relationship. Using a sample of 197 employees， we found that: （1） ethical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s' subjective well-being； （2） ethical leadership can improve employees'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promoting coworker support and coworker trust； （3） prosocial motivation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coworker support and coworker trust.

Key Words: Ethical Leadership； Coworker Support； Coworker Trust； Prosocial Motiva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责编/罗文豪 E-mail:chrd_luo@163.com Tel:010-88383907

The Analysis of the Happiness Localization Research

Wu Shouqiang and Liang Yu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Happiness is an enduring research topics， the study of happiness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appiness， and get happines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e and values， the Chinese concept of happines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while the localization of happiness research also presents different levels of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reviewing of western well-being and the basis of related research on happiness localization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 this article， we try to analysis the present problems in the local study of happiness， in order to impel the progress of localization of happiness research.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Culture of “Le”；Localization Research

The Infuence of Eth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Subjective Well-Being:Roles of Coworker Support， Coworker Trust and Prosocial Motivation

Xue Xiaozhou1and Zhao Chang2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武守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wushouqiang732@126.com。

梁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