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禁止外国女人到中国

以当时清朝官方的话说：外籍女子衣着暴露、行为不检点，常常当街和男人牵手，说笑甚至亲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习俗处处体现出“女士优先”的思想，这让男尊女卑的清朝情何以堪。

从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150余年中，清朝经历了“四口通商”和“一口通商”两个时期。这期间西方各国商人陆续涌入中国，他们在带来西方工业品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的影响，清政府对外商来华的活动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限制。其中，长期禁止西方商人的女眷来华就是限制内容之一。由于这一限制明显影响了来华外国人的正常家庭生活，曾引起西方殖民者的强烈不满，多次引发冲突和摩擦。即便如此，清政府对此政策仍长期不做松动。为何清朝统治者对外国女性来华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呢？

官员视西方女人为洪水猛兽

外籍商人洛连的妻子名叫詹妮，是个中国迷，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向往。洛连和詹妮还有一双聪明活泼的女儿，受父母的影响，她们也常常吵闹着要到神话般的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可是，中国当时的制度，是不允许外籍女子入境的！实际上，产生这一制度的理由很简单，两点：有伤风化；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国定居。

外籍女子怎么有伤风化呢？又为什么要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国定居？

以当时清朝官方的话说：外籍女子衣着暴露、行为不检点，常常当街和男人牵手、说笑甚至亲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习俗处处都体现出“女士优先”的思想。这让男尊女卑的清朝情何以堪？

在乾隆初年，清朝在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设对外通商，那些前来经商的外国人携眷招摇过市，他们的行为举止，让还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在思想上不啻于受到了一场暴风雨的冲刷。

那种热闹和震撼场景，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有记载：“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然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她们不得不赶紧退却。”保守的清朝官员因之视西方女人为洪水猛兽。

另外，当时缺乏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政府认为，和外国人做生意，只是有益于外国人，中国并无一利可图。在和西方人贸易中，西方人不仅可以享用中国生产的茶叶、陶瓷等好东西，中国国库里的大量白银也白白地流出了国门。要杜绝这一点，最好就是关闭通商口岸。

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四处口岸关闭了三处，只剩下广州一处。在最后一处口岸还没能关闭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禁绝外国商人带女眷来中国。家眷不在中国，则这些外国商人就在中国呆不了很久，最终会尽快离开中国。这样，中国的白银保住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保住了。

西方商人带女眷闯“禁区”

乾隆十年（1745年），在乾隆的默许下，中国各地都严防西方女眷进入本地居住，并形成了地方定例。洛连这次携妻女来华，实在是心存侥幸。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绕过好望角，在海上颠簸漂流了十个月，终于来到广州海域。

在逆珠江上溯时，詹妮带着两个女儿站在船舷上，遥望着在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的珠江两岸，欢呼雀跃不已。

“海马号”驶入内河，稽查人员飞报广州地方政府：“红毛船一条向广州驶来，船名‘海马号’，一等船，货主及家眷共四人，医师和牧师五人，船工厨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门，炮弹六百个。”

有家眷！有家眷！而且三个家眷都是女的！广州方面的神经马上崩紧了。广州关长李永标、行首（商会会长）严济舟和担保商人潘振承，赶紧与荷兰商馆秘书约翰磋商阻止方案。同时调动吏胥、关丁、绿勇近百人在黄埔港严阵以待。

1751年7月8日，“海马号”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詹妮和两个女儿以为这是来迎接她们的，高兴得忘乎所以，她们不断地向码头方向挥舞着中国丝绸围巾。然而，当船靠近码头，荷兰商馆秘书约翰已早早站在岸上，用荷兰语大声喊：“洛连，先不要靠岸，情况有变化，请听我先和你解释！”洛连的心咯噔了一下，他已经预料到自己一直担心的事发生了。

约翰和他的担保商人潘振承划了一条小船过来，重申女眷不许上岸的规定。洛连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泪水涌了出来。

詹妮和两个女儿弄清楚了情况，也跟着哭了起来，和洛连一字儿跪在甲板上。这种情形，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了也会落泪。潘将他们扶起，答应回去给政府汇报。走之前，潘振承要他们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将夷人家眷安置澳门定为成例

当天晚上，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洛连等不了请示结果，带着惊恐不安的妻子女儿冒雨登岸。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被淋成了落汤鸡的妻女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带）中的瑞丰行。第二天，洛连带妻女来到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广州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中引起轰动。

最终，在关长李永标、行首严济舟、保商潘振录等人极力斡旋下，广州当局低调处理了这起纠纷。广州当局说：“夷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但为表示圣朝怀柔之至意，敕令荷兰人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洛连之事，就以此平复。

处理结果呈报到北京，清政府因此将夷人家眷安置到澳门之举定为成例。

乾隆批示说：“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尚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妇来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本国，以为违禁令者戒。”

本来，清朝杜绝西方女性来华的禁令只是停留在“定例”和口头上，经过洛连一事，限制西方女性来华的条规就此陆续推出，成为了正式法律条文。

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一禁令已经无法再维持。《南京条约》谈判时，英方代表璞鼎查将此作为重要问题，在他们单方面拟定的条款草案中，明确写明准许英国人带女眷来华居住。他还解释说：“这样可以免致英国人与家属离散，在中国有了家室，英国商人才能安心做生意，也就可以给你们中国缴更多的税。”这时清政府已被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到了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的地步。即使璞鼎查不这样解释，清政府也不敢再坚持这一执行了近百年的荒唐禁令了。

（《东南西北》201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