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珍妮·吉耶曼+周子平

情报信息与赦免交易

1942年中国向盟军指称日本军队向中国城市散布感染鼠疫的跳蚤，引起严重的鼠疫爆发。西方媒介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人们对日本的怀疑，但这种指称后来从舆论中消失了。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美国迅速派科学家去调查和占取日本的武器技术发明，正像他们早先在德国以“阿尔索斯任务”的名义所做的那样。1945年11月最早去日本的科学代表团包括五名文职科学家和四名军队代表，其中三名是化学作战部的成员。经过六个星期的访谈和现场参观，调查者对日本的化学武器计划没有发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对其发展原子武器方面的兴趣更小。但是这些美国人在向杜鲁门总统报告的结论中有一条提到，日本的生物武器计划可以补充美国的军事知识。代表团中的化学作战部成员之一默里·桑德斯上校很快写出了一篇报告，简述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的进展。其后1946年陆军提交了另一篇报告，是由阿弗·汤普逊上校起草的，他称日本的计划研制了有效的防治鼠疫、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疫苗和血清，以及诊断血清、抗原和药物，包括青霉素。日本生物战科学家还报告说对动物疾病包括炭疽热、鼻疽病及农作物破坏媒介作了研究。在接受盘问时，日本科学家向美国代表团否认他们的生物武器准备有进攻的目的，以及他们对人体进行过试验。

1947年初，美国在东京的陆军情报处人员邀请德特里克营的一位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博士重新评估日本的计划。

他的任务不是评估是否应当提起战犯起诉，而是看看日本科学家有没有美国为国家安全应当获取的有价值的资料。制定了有关计划的日本军事科学家石井四郎（1892—1959）居住在其东京郊区的家中，允诺透露重要的保密文件。

美国陆军情报处的官员把对科学资料的评价（它对于赦免交易是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费尔和其他几个也来到日本的化学作战部专家。但是当费尔1947年5月到达东京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为秘密交易做了很多工作。1944年末，斯蒂姆逊部长被告知日本可能有生物武器计划。次年军事情报部门收集到更多支持这一说法的材料，虽然生物武器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威胁并不大。此时华盛顿也很注意不使有关生物武器的论题透露到媒体上，以防美国的秘密计划为公众所知。1945年9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战略工作处得出结论说，日本“可能有世界所有国家中掌握生物武器资料最多的科学家”，他们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关日本的科学活动，1947年1月的一份陆军情报处的评论说：“不用说，这些试验结果是有很高情报价值的。”陆军情报处也成功地为当时在东京追捕、起诉战争罪犯的美国陆军副官署设置了障碍。1947年3月，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下令由陆军情报处全权负责生物战调查，并要求一定要“严格保密……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防止出现尴尬的局面”。

日本的生物战计划可能得到过日本天皇的支持，他本人是一个生物学家，据知对政府当局的细节活动很关注。美国政府特别是主管日本占领和重建事务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决定，天皇的神化人格需予以维持，否则日本社会的整个阶层结构将会陷于混乱，可能引发对占领军的暴力。掌管战争罪犯审判的麦克阿瑟批准对天皇免于起诉，但是日本科学家可能揭露的他在生物战计划方面的共谋将带来严重影响。

如果把日本科学家交付审判，将把对生物武器的整个影响网络牵扯进来。

1947年五六月间，费尔与日本生物武器计划的构想人石井进行了谈话，费尔与他的少数同僚一道得出结论，对于日本人所能提供的资料值得与之作赦免交易。这些资料主要是对一个大的长期的武器计划的第一手记述，以及对人体进行的医学试验文档（包括8000个显微镜切片和尸体解剖的详细数据）。令美国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解剖的尸体中包括一些受炭疽菌侵害致死的人。费尔报告的一个补充材料中说：“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从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中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究竟是谁批准了赦免交易一直是不清楚的，官方的认可应是来自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从杜鲁门总统到国防部部长詹姆斯·弗雷斯塔尔，或国务卿乔治·马歇尔。

费尔1947年6月24日的一份备忘录确认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及阿尔登·怀特建议了下列决定：“从这一调查中所得的所有情报应保留在情报系统中，而不被用于‘战争罪审判程序中。”1948年3月协议签署时，东京战争罪审判已在没有揭露日本科学家参与生物战计划的情况下结束，予以配合的日本科学家和其他一些参与计划的人就此被开释。

作为构想者的军医

早在1927年石井就向其上司提出了生物武器计划的构想。1928年石井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世界周游，以增广细菌学见识。作为低级军官，他因为发明了移动部队便携式水过滤器而小有名气，他甚至向天皇演示了这种设备。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对西方生物学的最新技术有更多的了解。他手持外交信函访问了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研究实验室。

回国后石井被聘为著名的东京军医学院的免疫学教授。在他离开期间，1929年发生的经济崩溃终止了日本的自由主义，重归孤立政治。从政府手中攫取了控制权的军方转而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为楷模和盟国。石井的生物武器计划得到了最高军事阶层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公共卫生省负责人的个人支持。不久他就得到了在医学院建的他自己的实验室，在实验室里他以字母“A”和“B”来区分高度保密的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

1932年，石井在东京进行的“A”试验出了安全问题，由此得到许可转移到“满洲国”，在那里他得到关东军的通力合作。开始据点设在哈尔滨城北，因保密上的困难，转而在距城南100公里处建了一个有高墙围着的院落——中马监管所。监管所可容纳500到1000名犯人，两年后因一伙越狱者炸毁了设备，石井在东京的军方上司立即同意投资建了一座新的更大的研究院落。

石井新的看守严密的工厂设于哈尔滨城南24公里处，那里有十个村落，统称“平房”。1939年建成的工厂有7座水泥建筑，包括实验室和药品库，三个焚化炉，几个没有取暖设备的附属建筑和一个供石井私人双翼飞机用的机场。计划受到严密保护，凡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出行受到限制，运送物资和设备的卡车不加标记。1941年“平房”改名为731部队。位于哈尔滨城北的安达是731部队的室外炸弹试验场，那里使用的也是人体。

1936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反共产国际条约》，最终断绝了原来与英国及其在亚洲的属地（日本想在那里称霸）的结盟。1936年日军又组建了100部队，名为关东军抗动物流行病马匹保护部队，由军队兽医若松右二郎领导，他本人也于1948年获得美国政府的赦免。若松的极端保密的设施位于长春以南6公里处，面积与“平房”差不多。

731部队和100部队是一个研究附属系统的中心，这一系统后来扩大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参与其事的还有日本的学术机构和医院，包括在京都（石井在那里上的大学）和东京的大学，石井经常以高薪和开拓性实验的许诺从这些机构中招聘科学和技术人员。1939年在南京的1644部队（731部队的附属机构）加入了这一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日本的占领区从中国东部沿海扩大到法属的印度支那、暹罗和缅甸，细菌武器附属机构也作为前哨阵地在那里建立起来。

这些小的中心在何种程度上从事了基础研究和疫苗生产以外的人体试验是不清楚的。731部队也进行了防御性工作，每年生产2000万支疫苗，其中主要是斑疹伤寒疫苗，对炭疽热、鼠疫、气性坏疽、破伤风、霍乱和痢疾的研究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对医治各种疾病和诊断用的血液制品的研究。至于在病原体批量生产方面，日本落后于像德特里克营炭疽菌试点工厂等所达到的工业水平。

1945年日本人在撤离之前炸毁了设在中国的731部队、100部队及其他有关机构，文件也被销毁，这使得石井等人保存下来的资料更为稀缺。

日本的生物武器研制活动

美方特别感兴趣的是石井可能研制的有关机械运载系统（炸弹、炮弹、喷雾设备等），以及有关实际生物武器攻击的报告，但美国人最终发觉可学的东西甚少。日本人企图但并未能发明任何实际可用的炸弹，虽然研制了九种不同类型的投弹，包括一枚炭疽孢子炸弹（被称为HA炸弹）原型，但都没有实际散播细菌的能力。在石井的指示下，在五至六年时间内实地试验了两千多枚钢体炸弹，试验对象是被绑缚在现场的活人，其中许多是被弹片击中后死去的，而不是被生物细菌感染而死。石井也试验过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播撒细菌，但没有成功。他也试图把生物武器与飞机及战略进攻计划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掌握这样的技术。与日本化学武器计划进行了一些联合试验，看来也用过活人做牺牲品。但是总体上说化学武器研制是一个单独的活动，不像西方以化学武器的经验和技术来促进生物武器的研制。

由于上述限制，石井所制定的战术从技术上来说是简单的，更像是一种阴谋破坏活动。一种是把敌军部队诱入一个以前的战场，事先秘密地在那里进行疾病污染，另一种是通过低空飞行的飞机空投或利用间谍散布，把受鼠疫感染的跳蚤大量散播到平民居住区。1939年石井得到一次利用他的生物武器的机会。那年夏天日本人想从苏联手中夺取对诺门坎边界的控制权，那是一个蒙古、内蒙古和“满洲国”交界的复杂地区。那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一星期），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率领三个师、五个机械化旅来到该边界，他们在那里包围和打败了日本人，战斗中日军1.5万人损失了1.4万。日军在撤退时，一支由石井训练的敢死队殿后，以伤寒、副伤寒、霍乱、痢疾等病菌污染了哈拉哈河。这一做法对苏军的影响不得而知。

1940年有五个月，石井组织了对中国南方海港城市宁波的零散攻击，试图破坏蒋介石的食品运输。石井利用跳蚤引发鼠疫，并企图用伤寒和霍乱菌污染水源。日军以飞机散播污染的小麦和小米。据报道，该城市和地区有一千多人因此致病，100人死亡。第二年和1946、1947年宁波及附近城镇都发生了鼠疫，一些水运和食品运输可能受到这一破坏行动的影响，但在战争环境下，日本人难以对此进行检测。

1942年，石井参与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大规模的艰苦战役。例如，日军在从玉山、金华、福清等城市和周围实行战略撤退时，石井手下的三百多人留在后边散播细菌和污染水源，三架飞机在战斗机的保护下空投细菌和沾染鼠疫的跳蚤。日本人所希望的是，没有戒备的中国军队进入这一地区时被霍乱、痢疾、炭疽热、鼠疫、伤寒、副伤寒等瘟疫侵害。虽然石井后来称他的细菌攻击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更可能的是自食其果。那些无知的日军士兵显然自身受了感染，致使一千多人死亡。很快石井的威信下降，被撤销了731部队的领导职务，调往南京任职。

日军也进行过食物和水源的污染试验。在浙江省的战斗中，有三千多战俘被发给受伤寒和副伤寒菌污染的食品，然后将其释放回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疾病。发放食品的过程（不包括后来的情况）被拍摄下来在日本放映，以示关东军对中国农民的关爱。受污染的食品还被发放给日本士兵，他们把这些食品摆放在路上，让饥饿的中国老百姓和军人去找食。

作为赦免交易，日本生物战科学家不但提供了他们的实验室记录，还向美国军事科学家报告了他们所进行的12次使用过生物武器的实地“试验”详情，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对中国其他城镇的鼠疫传播。对日本人有利的一点是（石井对此也很清楚），他们在占领区和战时中国所进行的细菌攻击有可能被认为是自然暴发，这也是他们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原因之一。

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在日本垂死挣扎之际，石井试图说服日本军事当局使用生物武器，但遭到他的上级的普遍反对。但此前在1941年，日军曾考虑在当年以生物武器攻击菲律宾，1942年又把澳大利亚、印度及萨摩亚群岛列为可能的袭击对象，之后是缅甸和新几内亚。

秘密的泄露

战后公众知道日本军队制定了一个生物武器计划，但对于计划的细节——人体试验的资料和囚犯的待遇——人们不是很清楚，而此后多年日本、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对此予以否认。有关日本对中国城镇的生物袭击他们含糊其辞，似乎中国人的报道不可靠。从日本科学家那里所得的证明中国人所言非虚的旁证，本来可用来矫正这种看法，但这些证词和报道都被秘而不宣。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日本皇军揭密法案》，要求“对美国所保存的有关日本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活动的保密记录和文件予以公布”。日本政府（日本只有很弱的法律支持对公众开放文件）保持缄默。2000年受理中国受害家庭起诉案的日本法庭承认犯有很大的错误，但不会赔偿。与此同时，对日本计划的国际学术调查仍在继续，新的材料还在提出，有时是出人意料的。例如，也是在2000年，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海拉尔的一个贮库中，发现了日军撤退时留下的重约二百公斤的有关生物武器计划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