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孙隆基

法国大革命与国民性

1903年以前，梁启超摇摆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一方面与孙中山派暗通款曲，另一方面又受乃师康有为压力留在保皇会内。在1902年，梁歌颂法国革命女杰罗兰夫人之余，亦提出英法两场革命的比较：“英国革命之后，则宪政确立焉，民业骤进焉，国威大扬焉。法国革命后，则演成恐怖时代，常以血迹污染其国史……若是者何也？英国人能自治，而法国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坏亦可也，平和时代，则渐进焉，破坏时代，则骤进焉。不能自治之民，则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坏，平和时代则其民气堕而国以敝，破坏时代则其民气嚣而国以危。”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参考，提出革命是否适合国民性的命题。“国民性”的讨论已明显摆脱公羊三世的普遍进化阶段论，采取特殊论的看法：

法兰西人……百年之内，变政体者六，易宪法者十四，至今名为民主，而地方自治与个人权力毫不能扩充，此拉丁人所以日蹙于天演之剧场也，若夫条顿人，则其始在日耳曼森林中，为一种蛮族时，其个人强立自由之气概，传诸子孙而不失。……盎格鲁撒逊人之尤优于他条顿人者何也，其独立自助之风最盛。

他在1903年又写道：“[法国]其国民之性情，乃与共和主义最不兼容。……自治者，共和政治最切要之条件也，而法人曾无所练习，百事皆仰赖政府。”其弦外之音暗示中国国民性亦不宜实行民主共和。

梁宣称他受到主张“国家有机体说”的瑞士学者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影响。梁把一个比喻当作逻辑推论：“凡有机体之发达，必经自然之顺序，历尔许之岁月，又无他种故障以夭摧之于中途，夫然后继长增高以底大成。……泰西史家言法兰西当大革命时代，全国所产婴儿，率多癫痫，社会之现象，遗传于其群众之心理中者，如是其可畏也。”这里除了反映当时流行的后天特征可遗传的拉马克生物学理论，还提到“群众之心理”这个簇新的概念。

其时，社会心理学正在西方与日本抬头，有学者认为它与国家有机体说打对台。其实两者并非完全划清界限，在思想博杂的梁启超身上尤其划不清。梁除了国家有机体说之外，还大量引用开始流行的社会心理学说。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兴起于19世纪末，至世纪之交大盛于日本，旅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转从日本处受到影响。当时社会心理学着眼的是“集体心理”（the group mind）——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待受到新兴的行为主义批判才衰落——因此它可以说支配了维新、革命之论争，下及五四思潮。当时集体心理学用人与人之间的“暗示”、“模仿”、“同情”来解释集体心理的形成。它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国民性研究，主要流行在德、法两国，在德国叫作Volkerpsychologie，在法国叫作psychologie des peuples，英语里则翻成the psychology of peoples或racial psychology，到了中国，就变成“国民心理学”，并由此衍生“国民性”一词。

集体心理学泰斗是法国的吕邦，著有发扬国民心理学的《民族进化的心理法则》（1894），并著有《群众心理》（1895）及《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1912）。三书都拿法国大革命印证群众心理之非理性和革命心理之暴虐。吕邦是法国第三共和时代的保守派，他悲叹普法战争中法国的败绩，尤其对战败期间“巴黎公社”暴动反感。他想用学说鞭挞国民劣根性，并把法国政局长期不稳定归咎于法国大革命，认为正是法国人的劣根性造成暴民政治和拿破仑专制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在吕邦的“科学”权威性笼罩下谈法国大革命，其实乃通过第三共和时代保守派观点看该革命。

吕邦在今日已被人遗忘。中、日学者收集近百年来中国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史学项目，也把他遗漏了。显然，他们只着眼于“史学”，完全忽略了当时流行过一阵子的“国民心理学”，以及被它影响的各个方面的论说。

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介绍“法儒李般（吕邦，Le Bon）氏所著国民心理学《民族进化的心理法则》一书”。该文时代背景是科举制度废止前夕的“国民教育”讨论。大家都把改造国民性寄望于国民教育，梁启勋遂指出国民性极端之易塑造，并引法国大革命为例：“若国民议会时代（即大革命时代）之法国人其残虐若彼，拿破仑帝政时代之法国人，其顺良又若此，前后不及二十年而截然成反比例。”但吕邦的原意是国民性极端难塑造，他举出山岳党专政时代的暴民政治与拿破仑时代的顺民政治，是为了说明同一个国民劣根性的两个面相及其恶性循环。

同时期，梁启超本人也提到吕邦。1903年他游北美，有感于唐人街之零乱程度冠于全球：“即李般（吕邦）所谓国民心理，无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梁的《新民说》中有一整段例子来自吕邦《民族进化的心理法则》一书中的一段。吕邦认为拉丁民族不如英美民族优秀，因此英美民族可以实行议会政治，拉丁民族的共和国则徒然制造混乱，梁完全同意。

此时，国民心理学被保皇、革命两派广为运用。梁启超的同志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共同感情之必要论》与《论中国人崇拜岳飞的心理》。前文用社会心理学的“同情”概念说明现代国家必须以共同心理为基础。后文用类似“暗示—模仿”论的分析指出： 中国民众对岳飞的英雄崇拜有助于民族主义之发扬。岳飞乃抗女真的英雄，因此蒋氏此文显示出《新民丛报》上亦有“排满”情绪。至于革命派诉诸国民心理学说则更明显。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朱执信提出“心理的国家主义”和梁启超的国家有机体说打对台。《民报》第24号《革命之心理》一文则鼓励用暗杀手段振奋“病几弥留、不可救药”的“国民心理”。后来日本当局以该文为借口将该刊查禁。

同盟会的汪精卫用社会心理学论证国民性可借革命而更新：“夫国民所持以为国者有二，一曰历史，二曰爱情[即sympathy，一般作‘同情]，因历史而生爱情，复以爱情而造历史，盖国民固有历史的遗传性，然必其所际遇，与古人同，然后乐于因循，若其遭值者，世局人心，均开前古所未有，而外缘之感触，有以浚发其爱情，则因比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仿心[指imitation]，其变至繁，其进必烈。……是唯当浚国民之爱情，以新国民之历史。求所以浚其爱情者，自心理以言，则为教育，自事实以言，则为革命。” 但国民心理学泰斗吕邦把革命说得很可怕，汪对“革命”就不得不有所辩解：

顾教育为众所咸韪，而革命则有迟疑不敢额者，以谓革命之际，国民心理，自由触发，不成，则为恐怖时代，即成矣，而其结果奚啻不如所祈，且有于所祈相违者，求共和而复归专制，何乐而为此耶？

汪精卫指出美国革命产生华盛顿，而法国革命则造成拿破仑称帝，乃因国情不同所致。按此国民性特殊论的逻辑，中国的国情应当会产生拿破仑才对，但汪笔锋一转，认为革命派可以制定“约法”防止它：“其枢机所在，为革命之际，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换而言之，汪的“国民心理学”不得不诉诸唯意志论，正如他所说：“盖社会心理常为事实之母。”

汪氏之国民心理学的确能把满洲“异族”排除在汉人“共同感情”交流范围之外。至于国民革命是否符合“国民心理”，汪似乎诉诸法国革命派的逻辑： 唯有革命行动方能解放被专制君主压抑的“国民思想”，因此革命行动本身就是国民共同感情之母。汪说：

畴昔吾国民有国民思想矣，然专制之毒，足以摧抑之，有民族思想矣，然君臣之义，足以克灭之。今欲使国民心理发达变迁，则当葆其固有者而去其阻遏者。去阻遏之道，在声专制君主政体之穷凶极恶。……而国民思想、民族思想，则我民族之所固有者，在发挥光大之而已。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而大昌明也，则[革命]约法者，乃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发生者也。

法国大革命之具备发挥民族思想之功能似乎乃激进派共识。早在1903年，同盟会成立以前，留日学生杂志《浙江潮》已有文章指出“民族主义”乃“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之“产物”。《游学译丛》一篇介绍法国大革命也如此结论：“欲使民族全体进向自由的幸福，使民族全体之趋向进行于实际的改良，而必造国家以殉其理想者，是法兰西革命军一之标帜也。”

我们不该忘记：梁启超批判专制主义比谁都要早，但如今他答辩革命派，与法国革命时代爱尔兰反革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同调，亦即主张任何变革都不应急骤，必须是符合历史传统的渐变。

梁指出：在现阶段，共和政体并不适合中国国民心理。从此前提出发，梁指责汪“所以为标准者，实外国心理，非本国心理”，并警告“专以感情论投合社会，非社会之福，而社会之祸也，法国其前车也”。

革命保皇两派尽管用法国大革命讽喻，但岂止国民心理“实外国心理，非本国心理”，中国的现实与外国的现实都相差颇远。

后来，辛亥革命果然是由南方各省向北京宣布“独立”的方式完成。这分明是皇朝解体之势，却导致了“中华民国”的成立。

中华民国与法兰西共和国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各国派公使递国书承认新政体。1913年 11月15日上午10点，法国特命驻华全权公使康德觐见袁大总统呈递国书颂词，其中有“中法两国共持民主自由高尚之趋向”等语，袁大总统答词中有“贵国政府以中法两国政体相同有种种特别关系”等语。继与美国交换国书，双方并无共持相同体制之语，与日本则曰“同文同种”而已。

但民国成立之年（1912），前清时代曾为上海立宪派机关报的《东方杂志》发表总编辑杜亚泉的《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一文，却冷静地指出：

国民心理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一国国民之间者也。……各国国民，皆各有其特殊之性质，彼此不能强同，是即所谓国民心理。……吾国民重事实而忽原理……美国法国之革命，皆以理想为之先驱，革命之后，政体遂变。我国之革命，自汤武以来，无虑数十次，仅于事实上驱逐暴君污吏而已。……论者每谓现今吾民国政治上，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行政权重而立法权轻，与法美诸共和国之政治，颇异其趣，而予则以谓此等现象，殆国民心理之所构成。……然兵马之权，事实上之权，法律之权，原理之权。

杜主张调和两者，缔造符合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吾中华现实的国民，自不能以纯粹理想的共和政体，移植于其间。……虽然，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吾国人藐视理想，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数千年来进步之迟缓，概由于此。……[因此，必须]采欧人千余年来发明之原理，而以现实的心理陶铸之，则今日之所谓原理者，他日未必不著为事实。”这里透露出西式“共和国”在目前只是一种希望，中国的现实是“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

翌年，国民党的《民立报》上亦出现一文，虽然亦力陈中国国情之不同，但仍不可免地以法国为参考：

昔吐克威尔[指法国的托克维尔]谓一国进化之原因，当求之制度，而鲁本[吕邦]氏非之，以为制度者，进化之结果，非其原因也。各国有特殊之民性，发而为特殊之制度者，于以成其特殊之文明。文明之肌髓、制度之精神，盖深蕴于其积千数百年相累而成之国民心理组织。故文明不可假借。……吾为共和国，法又一共和国，则吾之民性，又犹法之民性欤？……[假若中国]现行法国制度，其精神不特与拿破仑时代无异，亦且与路易十四时无殊。

该文亦暗讽当时正进行中的墨西哥革命，并显然运用吕邦的拉丁民族政治不上轨道的论说：“若夫学步邯郸，效颦西子，骛虚名而受实祸者，则有南美诸共和国在。……南美诸国以拉丁民族而采用英国民族之制度，致与其民性相戾故耳。”但该文不愿过分悲观，因此仍得出缔造具中国特色的共和国之结论：“民性为我所独具，则制度不妨为我所独创。”

但前立宪派和前革命派如此一唱一和，不啻对中国“国民心理”是否适合共和政体划出大大的问号。显然，“国民心理”乃万灵丹，赞成民国者可把共和政体说成符合“国民心理”，反对民国者亦可把共和政体说成与“国民心理”枘凿，甚至同一个人可在不同场合把它做因时制宜的运用。连清帝1912年2月12日逊位诏书中都在旧的天命人心说中夹杂最时髦的国民心理学词汇：“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袁世凯政府的公文里，一直也都在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社会学说，亦即国民心理学的话语。如前所述，这套由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吕邦提出的学说的素材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至于法国大革命这个讽喻，也同样被“各取所需”。

民国初期逃避不了法国革命这个讽喻。1912年，袁世凯与同盟会（后改组为国民党）因内阁问题起冲突，南方各大城市报纸普遍谴责他破坏法制，甚至含“效法拿破仑推翻共和国的野心”。

袁于1913年3月派凶刺杀宋教仁，触发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在这段期间，袁接受西方记者访问，后者亦问他是否想仿效拿破仑，袁回答说：“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 至下半年，袁消灭南方的革命派实力，至1914年中，又消灭在北方响应“二次革命”的白朗起义。革命党势力之败灭为帝制复辟清除了道路，一班清朝政府的遗老不明袁之意向，以为回朝时刻来临，蠢蠢欲动。袁不得不于11月下令“申禁复辟邪说”，痛斥逊清复辟分子昧于“世界大势”与“国民心理”。

至1915年，袁以为自己称帝时机成熟，于是袁政府开始发出一些奇谈怪论。10月间，袁氏“因墨国乱事[指墨西哥革命]，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其政府操纵国民会议“响应”国民请愿变更国体，说：“此次国体请愿……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 又以当时进行中的墨西哥、葡萄牙两国革命造成之乱势做“国体不宜”的反面教材。但袁登基前夕爆发了云南蔡锷的护国军起义。12月29日，袁以“民意”名义讨伐，公告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现……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

孙中山派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于日本。1914年，他们在流亡的党刊上发表文章，称从法国革命史中吸取教训，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希望：

……袁氏虽名未帝而其实已帝矣，中华民国之名义今虽存立，而其实已亡矣。袁世凯之行为，盖举十八世纪末以来，法国波耳奔王家及违誓自帝者之行为。其专横已极矣，然而其对外之态度，则法国之历史上，实未见有一如是之怯懦者……自十八世纪末年以来八十年间，法之元首，变更者十有一次。此皆以法国人民之力，打破专制之事例也： 如七月十四日之事变，如十月五日六日之事变、七月二十六日之事变、二月二十二日之事变。其时法国元首，专制之手段，未尝不甚，而私党之势力，未尝不雄大也。一旦民心念怒，激而为变，轰然一声，去专制独夫，如摧枯拉朽者。……虽然，拿破仑一世与三世，亦始为总统，继乃自帝者，然其亡不亡于内国之国民而亡于外国。……法国人崇拜拿破仑者，历史学家尝许之曰“错误的爱国”。……假使拿破仑一世，无对外之大战功，则法兰西之国民，绝不能戴之为帝。……袁世凯执政以来，其屈服于外国国力与金力之下，不敢稍作色焉，徒对于国内之人民，日肆其剥削，而对于人民中之稍有革新思想者，日肆其压制。路易十八世、霞路路十世[霞尔士十世Charles Ⅹ之误]之专横腐败、压制人民，屈服外国，然而卑劣程度，尚不若袁世凯之十一也。

这几乎是拿整部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的大革命，到拿破仑称帝、到王政复辟、到1830年的革命、到奥尔良王朝、到1848年革命，再到拿破仑三世称帝，最后到第二帝国的收场——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鉴。

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云南起义一声炮响，南方独立，众叛亲离。连镇守南京的北洋台柱冯国璋将军亦于1916年4月16日通电袁，暗示他下台。他以袁记国民心理学之道，还治袁氏本人：“默察国民心理，怨谤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 劝他的老上司最好“急筹自全之策”。袁终于忧愤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