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庆鸿

在日本，有一个城市分外不同。它叫大馆市，位于日本东部的秋田县。

“二战”中，这个城市的军警、市民曾经残酷地虐杀过中国劳工。现在，这里的人们坚持祭奠死难的中国人，反省战争罪孽，已经持续六十多年了。

从二十八年前开始，大馆市成为日本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市政府出资、主办反战和平祭奠活动的城市。它的史册，是一部传奇。

华人暴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

在反法西斯侵略历史上，“花冈暴动”被每个中国劳工高声说起。

暴动的发动者是中国劳工耿谆，河南襄城县人。生于1915年，于2012年8月27日以97岁高龄离世。

在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和豫中会战等对日军的抵抗作战。在1944年5月，作为国民党上尉连长的耿谆率部参加惨烈的洛阳保卫战，战斗中，腹部等部位受伤，不幸被日军俘虏。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一千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被任命为劳工大队长。

被押送到花冈矿山的中国人里，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当时，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铜矿，花冈矿山在军需产业中地位很重要。

但花冈矿山的风光背后，中国劳工则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遇难劳工薛同道只因为在路上捡了一个苹果核充饥，就被日本监工围殴而死。

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称为“中山寮”。

劳工耿谆是这些中国劳工的大队长。依据他的证词：“粮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被迫发生。

有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推到了耿淳面前：“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李担子也哭着跪了下来：“队长，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

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这是他的罪过吗？这都是日寇逼出来的啊！”耿淳回忆，他只能扶起李担子，告诫他以后不能再这么做。

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

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谆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发动了“花冈暴动”。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干部、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

“当时他们小队986个人，耿谆数了数，能动的、还有力气的只剩200个。秋田是什么地方？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啊！200个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就敢在他们窝里闹！”李良杰激动地说。

当时耿谆向起义劳工喊出的口号是，“不求生，求雪耻！”

“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他们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并决定如果失败就一起投海自杀。”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介绍说。他长期推动劳工战后维权工作。

依据史料，震惊的日本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

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

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史称“花冈惨案”。

领头的大队长耿谆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曾如此写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抗战胜利后，几名被解放的劳工留在日本，参加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别判处六名战犯——鹿岛职员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这一系列史料，现在被展览在花冈河畔的一所原木屋里，紧邻着劳工当年的工地。

一个男孩和一座城市的反思

2013年6月28日，23岁的王洋洋踏上了大馆市的土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日本。

他的爷爷王振瑞，当年就差点死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

但当他离开日本时，这样告诉笔者：“这次来越来越感到，当年的日本人也算是人吗？难道他们打在人肉上，不会难受吗？但是我也发现，也有很好的日本人。看这些老先生真是不容易。”

2013年6月29日，在大馆市政府会馆等着他们的，是一个瘦高、略微谢顶的日本人。他叫谷地田恒夫。他戴着眼镜，走路要拄着拐杖，停步的时候却总是站得笔直。

1945年，谷地田恒夫还只有5岁，住在大馆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花冈暴动发生时，不断从矿山传来的枪击声，“像惊雷一样”，给5岁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谷地田恒夫家附近的葡萄园里有个猪圈，躲在那里的中国劳工还是被警察搜捕出来了。“我当时在大人们的身后，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幕” 。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一天，妈妈在厨房切菜，忽然抬起头来。外面传来食品降落伞投放的“呼呼”声，妈妈赶忙放下菜刀跑了出去。他也跟着去拿降落伞。

当时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有中国劳工也去拿降落伞，却被全村人绑起来殴打，一边骂着“抢过罗！”（音译，当时日语对“中国人”的蔑称，意义类似“支那人”——笔者注）

“当时，我也跟着其他小孩一起欢呼拍手，用石头砸了中国劳工。”2013年，已经73岁的谷地田恒夫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平静地回忆道。

如今，他是当地市民团体“花冈和平纪念会”的副理事长，每年都要组织“6·30”花冈中国殉难者祭奠大会。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笔者注）。

他工作的邮局就正面对着共乐馆广场。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冈暴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最后，他是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

“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之后每年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四十四年。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至50人规模。“20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大馆市正式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是从1985年左翼的社会党市长畠山健之郎开始的。

畠山健治郎先生生于1936年，1979年至1991年连任大馆市市长。“二战”时期，他的父亲就在花冈矿山从事矿物质研究，他从小也总目击中国劳工被残忍虐待。“6·30”花冈暴动时，中国劳工就是从畠山健治郎家旁边的路上逃往狮子森山的。

当时说服市长的人之一，就是谷地田恒夫。“作为左翼市长，他选举必须有工会的支持。而作为工会组织的负责人，我以组织为后盾，向市政府提出了市民要求书。市长也毅然开了这个先河。”

1980年，谷地田恒夫去参加本地青年的聚会，发现大部分的青年听说过“花冈事件”这个名词，但是对具体细节却一无所知。

由此，1981年7月1日开始，他把讲解发展为针对大馆市青年的“中国人殉难慰灵早朝活动”：早上5点在狮子森山脚下集合，登山，途经“日中不再战友好碑”、屠杀中国劳工的共乐馆遗迹、十濑野慰灵公园，7点解散。参加人数最多有70人，少的时候只有2个人。

花冈事件，曾经被很多大馆人讳莫如深，“提这件事，不光是承认自己的罪行，还是告发邻居”。但谷地田恒夫默默坚持的“早朝活动”，好似一种无形的魔法，慢慢松动了大馆人民的心，让他们勇于开口，谈起这段尘封的往事：

“我曾经悄悄地给逃跑的中国人饭团吃，后来他在芦田子山被捕了。”

“我看到警察把很多中国人赶到大馆警察署前的广场上，把他们赶进卡车里，不知道又要被押到哪里……”

“我在大馆火车站工作，但那天也去共乐馆看到了虐杀中国人的现场。”

1990年代初，“早朝活动”由于有幸存者王敏、赵满山等老人的共同参与，引发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日本各地参加者倍增。

“早朝活动”举办十周年的1991年，它对日本青年的影响初现。花冈事件成为了当地和平运动的原点：和平友好活动上，年轻人会表演花冈事件的短剧，每年夏天举行的“反核和平火把传递”活动，花冈与广岛、长崎并列，火把传递的路线包括共乐馆。

1998年，谷地田恒夫把“6·30活动”组织委员会的大任交给了川田繁幸律师。他记录，从6月27日到30日，劳动福祉会馆举办的展览超过500人参观。

但是，在大馆，也有不想纪念花冈事件的人。

起义领袖，重临狮子山

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谆。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谆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73岁的耿谆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畠山健治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谆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

1992年4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花冈事件幸存者代表、大馆市访中代表团受到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亲切接见。访中代表团成员包括畠山健治郎、谷地田恒夫。

1993年6月29日，又一个“6·30”的前一天，在中日友好人士的大力推动下，《花冈悲歌》展览在北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总计三百余人参加了开展仪式。

在主席台就座的中方领导包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万绍芬、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焦若愚等。

日本方面，出席的有日本国会参议员田英夫、日本女性法学家协会会长渡边道子、众议员竹村泰子、田中宏教授。旅日华侨方面，出席的有神户华侨总会会长林同春等。

2000年6月30日，耿谆老先生再次来到狮子山下，宣读亲手写下的祭文：

以清酒之奠，托代致诚于墓碑之前：呜呼！死难同胞，吾侪奋斗十有三载，计征途之尚远。确信正义定能战胜邪恶兮，人间之真理。志士仁人支持我者益众兮，并非无援孤立。虽遭渎职枉法失公兮，深知历史明鉴无偏倚。吾有斗志坚如铁石。吾死有子，子死有孙，世代相承，矢志不泯。直至讨还历史公道而后已焉。呜呼同胞，悲哉！尚飨！

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

1991年，保守派的自民党市长小畑元上台了。各方中日友好人士都非常紧张：“他还会不会继续追悼中国死难者？‘和平纪念日会不会取消？”

当2013年6月29日，花冈受害者遗属“80后”“90后”来到大馆市政府时，等候他们的正是现任市长小畑元。

“几十年来，这个市的行政区划变了，市长变了，连执政党都变了，但是每年6月30日的祭奠，从来没有停过。在我任上，也不会停。”小畑元对遗属们说。

他从1991年开始成为大馆市长，已连续五次选举获胜。一直当了二十二年市长的他，是全日本现任市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纪录的保持者。

“每年都要见一次这位市长，几乎跟七夕节一样成了惯例。”同行的田中宏教授笑说。

小畑元告诉我：“我自己不是花冈人，但是先辈曾经是大馆市人。‘6·30活动不是政党决定的，它是超越政党的问题。因此我一定会继续下去。”

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谷地田恒夫和夫人到北京参加幸存者会议。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一位幸存老人久久站在门外。

“您怎么不进去？”夫人问道。

老人的回答里有仇恨和恐惧：“我不想看到日本人！”他讲述了当年的回忆，痛哭失声。

小时候，谷地田恒夫的父母吓唬小孩常说：“蒙古人来了！”“现在距离元朝攻击日本已经有七百来年的历史了。我认为七百年以后，中国人吓唬小孩也还是会说：‘日本鬼子来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还会留下影响。”

“所以，我希望告诉中国人，在日本，也一直有人在反省。为此，我一直努力筹钱、宣讲历史。”谷地田恒夫说。

在花冈事件纪念馆筹款中，他自己捐了200万日元。“我家是夫人管钱的，所以那次我是很认真地低头和夫人商量，最后夫人还是赞同了。”退休后，他也不断捐出自己的退休金。

为什么大馆市能坚持这么多年，祭奠花冈暴动死难者？

小畑元说：“首先，我认为花冈事件是非常悲惨、绝对不该重演的。必须有人道主义的底线，中国人、日本人同样是人，在过去，日本人伤害了同类的尊严。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首先就是要祭奠死难者。第二，不幸的历史事件不能被埋没在故纸堆里，发生了的事件不能否认，必须要向后代传达历史的真相。”

现在，遗属能轻松登上狮子森山。爬山的路是市政府特地为他们而修的。由于中方有不少老年遗属，市政府每年都安排两名护士全程陪同。

当市长与花冈死难者遗属第四代的青年骆勐握手时，骆勐用日语说：“一切都是为了未来。”市长笑着回答：“是的。”

2013年6月30日，大馆晴空万里，仪式终于到来了。小畑元市长献上死难者名单。默哀时，遗属王洋洋的头低得特别低。

市长面对慰灵碑鞠躬，然后开始念悼词。他最后念出了自己的名字，这样做已有二十二年了。这个日本人向遗属深深地弯下了腰，中国遗属坐着躬身回礼。

中国驻日大使馆也派遣了公使参事官前来致辞。田中宏教授回忆，1990年的“6·30”追悼大会，当时中方派来的外交官员是王毅。现在，他已经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了。

近期，中日关系再次趋向紧张，此时此刻依然坚持追悼活动的小畑元，也表达了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两国关系很复杂，但对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真正铭记战争的不幸历史，世世代代传下去。

日本有一句俗话是‘给别人的恩惠要丢进水里，自己接受的恩惠要刻在石头上。我们的历史就是要刻在石头上，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友好关系。”

“您认为，应当如何真正加强中日友好？”

面对这个问题，喜欢看《三国演义》的小畑元市长，低头在纸上写了一个字“鉴”。这个词就是镜子的意思。“把花冈悲惨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正视历史。”

“中国的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间内，能得到一定的成果。我认为大馆市就是‘一定的成果。”町田老先生对我说。

“口头上说中日友好是很简单的，但必须再次起誓不再重演战争的悲剧。这样的信念必须传递给新一代。否则历史就会被遗忘。”小畑元最后的话，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