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亲历记

2016-10-22卞江

中外书摘 2016年9期

卞江

北京时间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08秒，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矩震级7.5级），震中烈度Ⅺ度，震源深度23千米的地震。地震持续约12秒。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

一

1976 年7 月29 日，天已大亮。我还在朦胧中就听有人喊：“有的伤员不行了，赶快送到文化路，搭车去外地医院。”

我睁开肿胀的眼睛，见是瞿大明急切不安地指挥着，吕海推着车子，后架上坐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伤员，家人扶着急匆匆地走过去。

我们这个棚子里的人都醒了，可伤员情况发生了变化，昨天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吴大爷精神状态良好，坐起身整理着自己的衣服，而吴大妈却起不来了，躺在吴大爷的位置上，原来隐隐作痛的腰，现在剧痛。何家也是如此，昨天还是伤员的何志，今天全无痛感，参加了瞿大明组织的急救队，而昨天一直关照别人的何大夫发起了高烧，卧棚不起。只有奶奶依然如故，还是干她力所能及的事，把棚子里被雨水泡湿的砖块搬下去，拾来干砖块垫上。

瞿大明过来问：“你们这里谁去？赶快做准备，下趟就送你们。”

吴家商量着。吴大爷说：“我和小金留下等医疗队，英子陪你妈去吧。你妈可能有内伤，医疗队兴许治不了。”

何家决定不去，就地等医疗队。

奶奶对我说：“我送你去外地医院，等到了医院收下你我就回来。”就这样，72岁的奶奶，自己行动不便，现在却还要送我去治伤。

所谓“送出去”也就是送到交通干线上，去外地医院只是一种愿望罢了。去哪儿？怎么去？还都是未知数。

轮上我们出去了。占海的二哥万海用车子驮着我，路上遇到了几个熟人，我和他们点头打招呼，他们愣住了，和昨天的情况类似，相互问着：“这是谁？”“像是林子。”

突然，车速加快了，我一看，到了展览馆南墙危险区。原来几米宽的小道被另一侧废墟蚕食得只剩一米多宽，道北紧贴着六米多高而且是摇摇欲坠的山墙，难怪人们望而生畏呢。

穿过百米长的危险区就到了文化路，从这条道路往北，近可到丰润、玉田、遵化，远可达北京。车子停住，我一眼就看到路口空地上摆着一片尸体，这里震灾伤亡更惨重。

我从车后架下来，见路东已有很多伤员了，看伤势都不轻，或躺在门板上或卧在路边。吴家母女也到了，她们左右环顾，愁云满脸，吴大妈长叹口气。因为有一两百伤员都是等车的，而车却是由北向南满载着物资开来，不见一辆由市里往外边开的空车，能否成行？心里没有一点底。

文化路东侧就是凤凰山公园，人们把公园里的木条长椅拉到路边，当作临时候车处，看样子想去外县医院要打持久战。我们无力去搬长椅，也不会再有闲置的，只好席地而坐。过去几个同学聊天，谈到国事，临时办公室呀指挥部的太多，春天设抗旱春播办公室，夏天成立各级防汛指挥部，运动一来，又添了许多牌子，什么“批林批孔”办公室，“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领导小组”。

而现在真希望有个“灾区伤员转运指挥部”。然而，事实是，唐山在大地震毁灭性的打击下，处于无政府状态，一切都是群众自发的，毫无组织性。不过，有些设有统一指挥的基层组织几乎还在运转，就在我们南边一点的长椅上有两个戴红袖章的民兵，可能是办事处郑书记的部下，但他们只管疏通车辆，不管也管不了伤员转运的事。

忽然一声大喊：“肖林！”

我循声望去，见是阎卫东拎着水桶从路西跑过来，我喜出望外，可也纳闷，一些亲属邻居都认不出我，他怎么隔着一条大马路就认准是我呢？再一细看，路西阎卫东的母亲正拉着奶奶的手哭呢。我紧紧抓住他的手，问：“韩大光找过你们，可邻居一直没见到你们，我们还以为……”

阎卫东就地一坐，说起来：“地震时，我妈正闹肚子，把我妹妹吵醒了，地一动，她们先跑出去了，我和我爸砸里了。我没事，骨碌到炕台底下，自己扒出个洞出来的，我们三个又扒我爸。地震还没过几分钟，我们一家子都出来了，是我们这片第一家。”

我忙问：“你爸伤着没有？”

阎卫东把头一垂：“死了。刚扒出来还有口气，我背着，我妈我妹妹扶着去了工人医院。咋也找不到医院大门在哪儿，比咱们工房还惨，咱们这儿压里面还有人扒，那儿病人嗷嗷地叫，没人管呀！那么大的一个医院，就见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他还到处找电话，也不知道想干啥？唉！跟我们一样，只以为就自己一处房子倒了，人都给吓晕了。我们还想到这儿看病呢！一下心凉啦，眼睁睁地看着我爸死了，不是砸死的，是受惊犯心脏病死的。”

我想安慰安慰他，可又不知说些什么。

阎卫东把大手往水桶上一拍：“我先去找水去，昨天人们把游泳池里的水都喝干了，刚听说公园里面有水了，我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的确，他很快就回来了，水桶仍是空的，他摇摇头，舔着干裂的嘴唇说：“是动物水槽里有点水，早叫人抢光啦。哎，你等着。”他跑回自己家的窝棚，拿着半瓶汽水给我。我猜想这是他们唯一的一点水，推让了几个回合，他强壮的胳膊拧住我的腕子硬是要塞给我。

约摸上午九点多钟，路上的车多起来，也有送伤员的车，可都已挤得满腾腾的，一连拦了三十几辆，司机都是摆摆手开过去了。人们说：“咱们这里是市边上，拉伤员的车从市中心出来都是满的，看样子是去不成了。”

这当口，瞿大明来了，一见五四工房送到这里的十几个伤员一个没走呢，也着急了，他仰头向南望望，之后说：“我到前面的汽车队联系一下，你们别动。”

瞿大明去后，人们不再拦车，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老天爷又哭丧起来，阎卫东让我进他们的窝棚里避雨，我怕车来了来不及上，就谢绝了。瞿大明终于回来了，人们见他闷闷不乐的神情，已经猜出他带回来的是失望。大家没有追问，都默默地看着他，瞿大明垂头丧气地说：“几个熟人都不在。”

一个妇女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现在外县医院不收伤员了。”

人们听了十分反感，英子质问她：“谁说的？你去了吗？”

那妇女争辩道：“外县一共就五六个医院，光昨天就去了好几万伤员，哪儿还收得下？”

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可没有人去冷静地想一想，而是把她看作往人们希望之火上浇凉水的坏人，有人恼怒地骂道：“这娘们儿造谣！”

那妇女很犟，吵起来：“谁造谣啦？早晨有个断腿的不是给送回来了！还在那边躺着呢。”

人们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过去。我心里乱极了，明知那妇女说的是实情，可还是希望她是在谣传。几分钟后，人们回来了，都低着头，没有人再责骂那个妇女。

过了一会儿，可拦住了一辆卡车，车斗里的人与司机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说：“好，你们准备一下吧。”大家喜出望外，急忙去收拾东西。有人抬着重伤员走过去，就在这时，卡车突然启动，人们一下子就愣住了，目送着卡车开出几十米，才发觉这是个骗局。

也是好事，吃一堑长一智。又见开来一辆卡车，上面只有几个装卸工人，车速很慢。几个轻伤员往路当中一站，排成一堵人墙。

司机刹住车，有个受轻伤的小伙子跳上车抓紧方向盘，大喊一声：“快上！”司机被这阵势弄蒙了，用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

轻伤员们以超乎常人的敏捷翻上车厢，我拄着棍子正着急，阎卫东过来架起我就走，把我搁上车，又帮奶奶上了车，随后又帮吴家母女上了车，若没有阎卫东的有力援助，我们毫无竞争力，只能痛失良机。

车开动了，阎卫东向我挥手：“祝你顺利。”

车开得又稳又慢，路旁排列着一具又一具尸体，已经没有人守着尸体哭泣了，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忙碌着。

路过跃进楼时，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更大的一堆废墟，像个用垃圾堆成的山口，有一栋临街的楼房倒了大半，一户户住室像一个个格子似的，各种家庭陈设暴露无遗，冷风一吹，窗帘、被单呼呼嗒嗒地飘动，但见不到格子里的主人，不知是死是活。我突然想起罗晓冰，他就住在这片楼区，会不会发生阎卫东家那种误会呢？

“妈！咱们到哪儿去呀？”英子问。

吴大妈说：“你大姐在丰润站铁路医院，就奔她吧。”

马上有人说：“这车不去丰润城里。”

英子着急地说：“我们从半道儿下去。”

都是遇难人，相互都同情帮助，有的敲车楼子，有的人喊：“有从丰润城外下车的！”

二

唐山市离丰润城关只有四十多里地，半个多钟头后，卡车在丰润南关大桥南头停住车，我们在大家的帮扶下下了车。

我们坐在桥头，谁也不知道铁路医院在哪儿？吴大妈说：“我只听淑兰说过，过了桥往前走，遇到宝塔有个向西南的岔道儿，再一直走两三里就到了。”

英子说：“我去找大姐，你们千万别动地方啊！”说完就快步上了桥。

英子走后几分钟，由北向南开来一支庞大的车队，得有上百辆卡车，上面站满了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当战士们确认我们是灾民后，以同情的目光向我们行注目礼，还有个战士忙从挎包里掏出个纸包扔下来，奶奶拾起打开一看，是一个面包。

军车开过去有半个多小时，还不见英子回来，又掉雨点了，我们急切而不安。英子会不会迷路呢？淑兰大姐会不会不在医院里呢？奶奶不时地向北走去，见到一个人推着木板车就拦住央求：“同志，帮帮忙吧！你车空也是空着，有两个受伤的，求你推过石桥就中啦。”

那人摆摆手：“老大娘，不中啊！我们是运货的，忒忙，你们还是搭汽车吧。”

可汽车都是南去的军队，我眼巴巴地看着唐山方向，不见一辆车过来，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举目无亲，无处栖身，心里涌起一股凄凉的感觉。

“你们是唐山来的吧？”一个推自行车的中年男子走过来搭话。

奶奶忙应声，目光又投向他的车子后架。

中年男子同情地说：“灾民呀！死的人太多了。”他停住脚步，长吁短叹地问：“你们知道火车站的情况吗？我有个亲戚住那儿。”

我想起车上有人说起过那里的情况，就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听后摇摇头说：“没啥希望呀！”推着车子就要走，奶奶忙说：“同志，帮帮我们吧，往前送一段……”

中年男人很痛快地说：“这样吧，我回厂里叫辆车来，你们等着。”他去了，却再也没回来。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长达七八百米的桥北走来几个人，当她们走到桥中央，我看清了，是英子！还有淑兰大姐和一个白衣护士。她们带来一股令人向往的气息，每一个急需救护的伤病员闻到了医护人员身上特有的来苏水气味，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这种味道能够给他们带来希望。

可她们既调不出救护车，身边也没有自行车，只好徒步了。淑兰大姐和护士架着我走了几步，“我们还有多远？”护士说：“也就四里地。”我一听泄了气，这四里地对我来说是一次“万里长征”，就在这时，一个骑车子的农民减速回头看着我，问：“脚咋坏啦？”

淑兰大姐忙问：“用用你的车子行吗？”

“中！中！”农民忙下车，把后架上的货袋挂在车把上，招呼着，“快上来吧！往哪儿去？”

淑兰大姐还怕说了实话，人家嫌远不干，就含糊其辞地说：“就前边，我带路。”

农民竭尽全力推着车子，看上去他也很累了，这是震后第二次得到不相识的人帮助，第一次是“穿”，因为在家门口，周围有很多亲人、邻居和朋友，还没有异乎寻常的感受，而这得到“行”的帮助，是在异地他乡，又是在几乎不能支撑的情形下得到了无条件的援助，真是找不到此时表达感情的词汇，只有那句最平常最普通的“谢谢”。

他听后连连挥手，很动情地说：“我刚从唐山回来，你们吃苦了。唐山人老实巴交得都出了名，这是招谁惹谁了？受这么大罪。唉——造孽呀！”

我发现这位农民说到这里，眼眶里盈满了泪水，我倍受感动，问他：“你家里也有人在唐山市里？”

农民摇摇头：“没有。前两年有几个下放干部在我的家里住过，我听说市里没水，去给他们送些菜去。带少了，还没找到熟人，我就实在看不下去了，把菜给道边的人分了，送完你们，我驮一筐去，没水喝吃根黄瓜也解渴呀。”

我的视线模糊了，还说什么呢？奶奶那句话说得对——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带路的淑兰大姐不知啥时候拦住了后面的一辆军用卡车，她招呼着：“那位大哥，回来吧！”农民马上调转车子向卡车推去。

卡车里人已经满了，当淑兰大姐知道车就是去铁路医院的，以医务人员的身份与负责的军人交涉，获得成功。两个军人从驾驶室里下来，让我和护士进去，淑兰大姐留下接母亲。车开了，那位农民还向我挥挥手，随后又去推吴大妈。

十分钟后，车就到了终点。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铁路医院，病区由三条站台和几节客车车厢组成，医院大门就是车站检票口。地震把铁轨和路基，还有沿线桥梁不同程度地破坏摧毁了，车站里已没有能开动的火车了。

这比我们想象中的医院差得太大了。尽管这样还是很知足，来医院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打一针破伤风预防药液，只要能实现，伤痛、头晕、乏力这些在唐山灾区都是非常不值一提的小问题。我在护士的扶助下随众多的伤员涌向检票口，可是被守卫的民兵拦住，他们的领导，就假定是个分队长，他高喊道：“医院革委会决定不收伤员了。你们去别的医院吧。”

伤员们被这一闷棍打得面面相觑。我看看护士，她也无可奈何，只说：“上午我们已经传达了，等淑兰来了想想办法吧。”

这时，一位青年军官挤过去对民兵分队长说：“同志，我们是沈阳军区的，半路上遇到这些伤员，有几个有生命危险。师里首长命令我们送到就近医院治疗，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收下，伤员安置不了，我们就不能离开，可很多任务在等着我们。”

分队长不再高喊，忙做解释：“同志，不是我们不同情，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们医院只能收二百人，现在都快有三千人啦。收，也是住在站台上，这里没水没饭也没药了，不信你看！”他侧过身让军官往站台里面看看。

伤员里有人喊：“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分队长做了个不是决定的决定：“我去找主任问问再说吧。”

分队长刚走，从人群中挤上来一个满脸污垢的小伙子，背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孩子，他边挤边哭：“我们家里人都死了，我就剩一个妹妹了，你们救救吧。”

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小伙子真的动情哭起来，叫人听了揪心般的难受。两个守门的民兵十分同情地给小伙子闪开，众伤员顺势涌向站台，我也被护士架进了“医院”。

护士扶着我来到第二站台，也就是第二病区。她把我扶坐在一条长椅上，告诉我这里全权负责治疗的是北京某医院的医疗队，只有十几个医护人员。

我现在清清楚楚记着这个医疗队的全称，主要医生的相貌和姓什么也记得，可由于后面发生了让人铭记在心的一些事，本着与人为善的原则，手下留情，以后就含糊地叫他们北京医疗队吧。护士说完基本情况，我暗自计算着，十几个医生护士和三千伤员作比，一个医护人员平均有二百名患者，不要说治疗，如果医生跟自己的每一个患者询问两分钟的病情，就需要整整一天。

“哎！给你这个。”护士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半个馒头递给我。

我接过来问：“这是你的午饭吧？”

护士微微一笑：“我吃不了一个。”

我很感激她的好意，把馒头装进兜里。

她劝道：“我们的伙房只能做百十来人的饭，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伤员，又没粮食又没菜，人手也不够，这里暂时供不上饭，你先吃点吧。”

昨天一天没吃饭，今天上午又从唐山折腾到丰润，把一夜恢复的体力又消耗掉了，真是感到饥肠辘辘，可我张不开嘴，要吃得捻成碎渣一点点地往嘴里放，而我现在心急如火的是盼望着快些注射预防破伤风的针，没心思捻馒头渣吃。护士还以为我舍不得吃，又劝说：“快吃吧，越放越干巴。”

我只好照直说：“大姐，我是嘴张不开，你能不能给我找点水？”

她恍然大悟：“那好，你等着，我回宿舍看看还有奶粉没有。”说完，护士走了。

三

奶奶和吴家母女随后到了。淑兰大姐不是先安置母亲，而是忙着给我找大夫，我在长椅上等了一会儿，淑兰大姐带来一个本院姓张的大夫，他询问了我的伤势后，对淑兰大姐说：“让医疗队看看吧，他们负责这个病区，咱们管得多了，他们会不高兴。”他走近淑兰大姐身边小声说：“恐怕到他们那里，这样的伤算是轻的。咱们那院也实在挤不进去了。”

“张大夫，有个手术。”一个护士喊他。

“好，我就去。”张大夫走前对淑兰大姐说了句：“明天看看能不能转过去，先在这儿看吧。”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当时我就不解，为什么淑兰大姐非要把我转到铁路本院呢？北京医疗队不是名气更大吗？

淑兰大姐和英子架着我去了南站台医疗队诊治处，就是露天摆张桌子，有两条长椅，伤员排着队等候着。

轮到我时，心里有些发慌，总算盼到了这一时刻。过来的是个高个男大夫，他看看我的伤，一句话也没说，到桌子那儿拿起只镊子和一个药瓶，用镊子撕下包在头上的手绢，这才说：“是个小口，不要紧。”说着，他从药瓶里夹出一块红汞药棉，往我脸部太阳穴下边的伤口擦了擦，用一块方纱布一盖，打上十字叉的胶布一粘，完了！

奶奶见他要叫下一个伤员，忙央求着：“大夫，你给好好看看，我们好不容易来的。”

大夫问：“还有伤吗？”

我说：“头上还有三个口子，鼻子边上也有一个。”大夫看了看，说：“已经不出血了，没事啦。”边说边用红汞棉球在我几处伤口上擦了几下。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根本没拿我的伤当回事，不过是给淑兰大姐一点面子，按说起码也该用酒精给伤口消消毒呀！我心里郁闷，甚至气愤，可不敢表现出来，而是带着祈求的语气说：“大夫，给打一针防破伤风的针吧。”

“我们没带。你这伤不是没化脓吗？”

奶奶接着央求：“大夫，就给打一针吧！”

他终于烦了：“没有！没有！我打什么呀！”

淑兰大姐是个医士，还没有处方权，本该对北京医疗队的主治医生客气尊重。她看了治疗过程，脸涨得通红，到底忍耐不住了，问道：“这个患者的伤口雨水浇苍蝇叮，只抹点红汞能行吗？”

大夫不满地瞟了她一眼。

奶奶怕得罪了大夫，忙岔过话头：“大夫，他脚上还有伤。林子！快让大夫看看。”

我掀开那块蒙脚布，大夫一看，连连摇头说：“太脏了，怎么也不洗洗。”

我听后，难受得要哭出声，含着泪水告诉他：“大夫，我们连喝的水都没有啊。”

他也觉出自己过于苛求，就弓下身用力扭了几下我的脚踝，疼得我大叫了几声，他看了看我的表情，诊断道：“是骨折了。”

“那给治治呀！”奶奶说。

“我是外科，不是骨科。没有办法，等着通车后去外地医院吧。”他说着把手搓了两下，算是把病看完了。

奶奶又说：“大夫，给开点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