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民辉+扈秀海

2015年，有关公务员辞职的话题备受各界关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称，自2月25日起三周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比去年同期增加34%。随后有舆论称，“公务员辞职潮到来了”。根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采访调研，发现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显然，公务员辞职潮是个伪命题。

我们再来看看2015年度和2016年度国考。2015年，一百二十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计划招录2.2万余人。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报录比为64∶1。2016年度国考招录2.7万余人，增幅达25%，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但报考人数并未“水涨船高”。共有139.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106.9万人网上缴费，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33∶1。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2015年的64∶1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近年来最低。然而，报考人数下降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这说明社会的职业选择多了，但也不能据此来推断公务员职业已经成了鸡肋。

公务员为什么要辞职

中央部委与基层、政府与公检法等不同部门，虽然辞职情况每个人不同，但是原因是有共性的，总结一下，有以下几点：

一是薪酬水平偏低，隐性福利减少，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公司企业来说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多数外企、国企、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都比较高，提供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多。在当前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反腐以来，机关事业单位隐性福利减少甚至完全没有了。现在广大公务员的收入只能是工资卡上每个月固定的数字，什么福利都不发，会议的住宿吃饭都有严格规定，让很多人动了离职的念头。而在企业，有跟收入挂钩的绩效考核，晋升通道及现代化管理体系也已经很健全，能够通过发挥个人自身价值取得经济效益，因此吸引了一部分有能力并想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和能力获得更高报酬、更好个人发展的公务员群体。

二是晋升空间狭窄，不能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

公务员从事的是行政工作，只有行政级别上去，工资、津贴、奖金才能上去，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发挥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公务员职务晋升基本上是靠熬年限，甚至拼关系。不像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需要发表论文、获奖等硬性指标。公务员从事的是烦琐的事务性工作，也就是办文、办会、办事，具体就是接接电话、组织会议、做做会议记录、搞搞接待、文件上传下达，等等，体现不出专业性，看不出工作成绩，更别谈工作的创造性。

在行政机构中，级别越高职位越少，就像金字塔，越往上位子越少，大部分公务员都处在金字塔的塔底。很多公务员在一个职级上待了很多年，熬到退休也熬不上去，出现“天花板”现象，看不到希望，对工作也就失去了积极性和动力，逐渐变成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想做点事情的人看到自己的未来也是如此，“不想继续过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了”。于是，便萌生了转变工作状态、寻求更有希望、更有价值工作的念头。

三是工作压力大，身心疲惫。

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大，“经常加班”“5+2”“白+黑”，幸福感低。特别是公检法、政府部门工作责任大、压力大、工作量大，而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低，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也就更大。

在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工作，社会转型导致案件越来越多，加班已是常态，案件终身责任制也是很大压力。由于工作对象是罪犯或者心理不正常的人，接触大量的社会阴暗面，甚至导致自己心理灰暗，患上心理疾病。

另一方面经济收入上的压力也很大，如果辞职当律师，收入提高几倍。有人不断地流出去，就得有新鲜力量补充进来。2015年11月，北京市公安局发布《2016年招录人民警察公告》，本次招警共设置50个职位，计划招录3290人，招录数量是上一年的四倍多，为近年最大规模。同时，招录范围扩大，大专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均有职位可以报考，多数职位不限专业。

四是人际关系复杂，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现象。

由于目前对干部晋升、考核等机制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有句话说：“领导说你行你就行，领导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掌握人事权力的领导决定着公务员的晋升，而与关键领导的关系就具有决定性作用。买官卖官是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现象，被公认为“腐败源头”。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不断加大对用人上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整治力度，出台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但买官卖官现象仍禁而不止、查而不绝，在一些地方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买官卖官双方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容易从内部攻破。行贿受贿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很少有旁证。而且对行贿人的提拔还按照规定的程序走个过场，让人觉得合情合理，使买官卖官行为更具欺骗性与隐蔽性。买官卖官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公务员正常晋升的通道，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破格提拔、快速提拔、带病提拔等不正常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的风气。

五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并轨，打开了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流动的通道。

促使公务员离职的原因还与2015年正式实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有关。“久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终于在酝酿准备多年之后，在2015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发布《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该《决定》明确，本次改革应遵循公平与效率相结合原则。建立待遇与缴费挂钩机制，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提高单位和职工参保缴费的积极性。改革前公务员不缴保险，退休后拿退休金，待遇会高出企业一截儿，看病享受公费医疗。现在保险也要自己缴了，和企业并轨，都改社保了，那何不直接去企业呢？以前有些人想辞职又犹豫不决，怕辞职以后自己之前当公务员期间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都白干了。现在体制内、体制外社会保险并轨了，以前干的工作年限都能视同缴纳社会保险，社保接续上了，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公务员辞职并不是历史的重复

第一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作为一般的“干部”，大多是因为“学非所用”，或感觉个人能力难以发挥，于是选择辞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少数人是触摸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动而主动选择经商。

1982年，王石丢掉机关干部的身份，到深圳创办公司，成为中国下海最早一批人中的一员。同年，刘永行和三个朋友各自辞去公职到农村创业，从孵鸡、养鹌鹑开始，完成了1000万元的原始积累，并成立了希望集团。

第二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一千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当时市场经济正起步，改革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机会摆在了年轻人面前。有很多人选择离开体制，不过不少人都给自己留了条后路，选择停薪留职。

第三次公务员离职潮出现在2002至2003年。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至2003年6月，全国（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下海”。

1999年，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这项举措直接影响公务员“下海”的进程。而2000年出台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为公务员“下海”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一部分年轻干部需要通过下海来释放自身储存的能量。很多人的去向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尤其是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

而这次公务员辞职数量虽然增加，但尚未构成“辞职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