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李昌钰

另一个名字

我出生于1938年，祖籍是江苏省如皋县，家中世代经商，在当地可算是相当受人尊敬的名门望族。父亲继承家业后，为了扩大事业版图，便转往大上海地区，经营煤油与日用品的贸易。在我一岁多时，全家也搬到上海，过着富足的生活。

我们家中成员众多，共有13个孩子，我排名11。兄姐比我年长许多，我大哥的儿子，甚至年纪比我还大。当时我们家族的男孩名字中都有“宝”字，例如“雕宝”“鑫宝”，而女孩名字中则有“珠”字，像是“龙珠”“凤珠”“婉珠”……我却是例外，不叫“钰宝”。

据说我小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刚刚出生时，常常毫无缘由地哭闹，看医生也找不出毛病来，无论母亲怎么哄都没有用。有天外头来了位老和尚化缘，母亲让佣人给了点香烛钱与油、米，可是这位和尚说他不是来化缘的，坚持要见主人。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你们家主人，我有一件要事相告。”老和尚说。

我父亲见这位老和尚谈吐不俗，似乎有些来历，便要佣人将老和尚领到前厅，问道：“请问这位师父，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吗？”

“老爷，请问夫人最近是否刚产下一子，半夜常常哭闹不休？”

“没错，师父您怎会知道？”

这时我母亲也抱着我来到前厅，那位和尚一看到我，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向我磕头。

“老爷、夫人，这个孩子前世是我的师父，法名‘解尘，因为不愿意再转世下凡，所以才会如此哭啼。如果将他的小名改为‘解尘，应该就不会再任性哭闹了！”

我父母亲对这位和尚的说法半信半疑，但看到仍在襁褓中的我日夜哭啼，实在不忍心，因此就照着化缘和尚的提议，将我的小名取为“解尘”。说也奇怪，从此夜里我就睡得相当安稳，再也不哭不闹了。

一生一世的追梦伴侣

在离开台湾之前，命运让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后来成为了我的终身伴侣，也就是我的太太：宋妙娟女士。

我太太是我的初恋。当时我在台北市警察局外事室服务，有一天，一个年轻女孩子匆匆跑来说她的签证过期了，想要补办延期的手续。

经过询问之后我才知道，她是马来西亚侨生，就读于师范大学，由于课业繁忙，一直忘记补办签证，所以签证已经过期三年了。

那天因为我手边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所以请她隔周再来，可是她表示，下周是期中考，没时间过来补办手续。

我对这女孩印象深刻，坦白一点说，就是“一见钟情”，因此告诉她：“那你把电话与地址告诉我，我再跟你联络！”其实一般的警察哪里会提供这么积极的服务呢？没想到她也很大方，留下了联系方式。

只是，对于一个情窦初开、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年轻小伙子来说，追求女生真是一门艰难的学问。那时我特别请教好友吴东明及警局的一些前期学长，如何约女生出去、见面时要说什么话……并且刻意找机会，请吴东明跟他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夫人谭镜荷女士）一起做伴出游。

后来我得知妙娟是师大篮球队的球员，所以闲暇时就常常拖着球友们一起去师大篮球场打球，希望有更多机会遇到她。

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的诚意打动了妙娟，她同意了当我的女朋友。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妙娟知道警察工作相当危险，不过她也深信我是一个能够在她身边、勇于保护她的人。

记得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她到邮局存钱，顺手将钱包放在柜台上。我站在一旁，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因为有一群扒手正打算接近她。他们是团体行动，每个人有所分工，负责不同的事情。其中一人假装填表，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把钱包拨到地上，另一个人立刻走过来，像是无意间把钱包捡起来。

我本来不动声色，但是一看到钱包被拿走，立刻就冲上前去，逮住扒手。这个扒手又把钱包抛给另一个把风的同党，但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的伎俩都被我识破，拿回了钱包。因为这件事，原本浑然不觉钱包被偷的妙娟更是佩服我。

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确定了对方就是自己想要携手共度一生的伴侣。只是，当我们各自向家长报告有结婚的打算时，我母亲和妙娟的父母都抱持反对意见。马来西亚在那个处于英属殖民的时代，一般人对警察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我的女儿怎么能跟警察结婚呢？”妙娟的父亲说。

为此，他甚至写了一封信到侨委会，投诉她女儿遭到警察拐骗，要求侨委会出面处理。侨委会接到信后，只好派专人处理，我也因此被找去接受调查。所幸，负责处理的人员与我接触之后，很快地了解我不是坏人，就帮我说了一些好话，还开玩笑地说要把女儿嫁给我。

妙娟的父亲还是不放心。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着想，他特地从马来西亚飞来台湾，想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可以俘获女儿的芳心。当妙娟父亲见到我之后，发现这个年轻小伙子很有自己的想法，而女儿更是死心塌地要求和他在一起，最后终于同意了这桩婚事。

五十美元闯荡纽约

刚踏上纽约这块陌生的土地，是最辛苦的时候。妙娟和我找了一栋简陋而狭小的公寓栖身，这间房子的大小可能还比不上一般人家的储藏室。当我们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后，身上已没有多余的钱。

起初，住在美国的三姐与姐夫还对我们有些经济上的资助，但总不能一直倚赖他们，所以等一切都安定下来后，我们就连忙外出找工作。

妙娟是师大毕业，她到美国之后，教师资格还能用，所以就在学校担任双语教师。后来小孩出生，也就读同一所学校，让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就近带小孩。同时为了贴补家用，她也到处帮人带小孩。

我则是在读书之余，又兼了三份工作：白天到纽约大学的实验室洗试管，晚上到中国餐馆端盘子，周末则去武术馆教老美中国功夫，靠着微薄的收入支撑家计。偶尔有其他的赚钱机会，我也绝不放过，比如我曾经替人拔草、扫地，担任管家、司机、警卫，一天的工资是16美元，这个价钱我至今仍然记得。

为了赚钱，我也考了教师执照，一共六张，时常拿着执照去当代课教师。纽约有些学校的校园风气并不是很好，学生也不好管，其他老师都不想去。我心想，该怎么让学生们愿意听我上课呢？于是我每次去新的班级，就带一块木板，在学生面前表演中国功夫，徒手把木板劈开，然后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乖乖上课，最后我会教你们这套功夫。”结果那些中学生都很佩服我，也很听话。

为了维持生活，我们除了努力打工赚钱，也必须省吃俭用。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太太只会做一道菠菜炒牛肉丝，所以我们天天都吃同一道菜。此外，由于每星期只能花五美元买菜，每次下班或下课时，为了省几分钱的车票，我得顶着零下几摄氏度的低温，走好几里路才能回到家。

每次深夜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常有种漫漫长路不知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的感叹，但也只能告诉自己，虽然这条路很长、很难走，但我绝对不能退缩，或是停留在原地自怨自艾。只要踏出梦想的一步，离目标就会更近一步；只要努力，假以时日，必定会到达终点。后来，终于在三姐的指导协助下，我于1975年取得了博士学位。

二十七岁的大学生

当年我申请国外的学校时，需要附上英文成绩单。由于出国的人数并不多，警校也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我必须自己翻译。

我的英文不是顶尖，对于外国的情形也很陌生，所以很多名词都是凭自己瞎猜随便翻译的，比如三民主义，就翻成Three Peoples Principle。如果重新来过，我绝不会这么翻译，而会改成Philosophy（哲学）。毕竟，美国一般大学哪里知道什么是三民主义呢？结果，我大学时候修的许多学分都不被承认。因此，干脆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读起。

那一年我已经27岁，却成为一名大学新生，跟大一的新生们一起上课。现在回想起来，这并非坏事，更不是浪费时间。从大学一年级读起，让我的学问基础打得更扎实，更重要的是让我对西方的基础教育及文化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去美国前，我自恃自己的英语能力不错，曾经翻译过不少文章，以为在国外上课和外国人沟通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当我到了纽约却发现，除了几个英文单词外，大部分的日常会话都听不懂。每次要和外国人开口说话时，总是得先想个老半天，在脑袋里事先演练之后才敢说出口，可是等我说完后，对方往往还是不懂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美国的大学强调启发式教育，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讨论，不像台湾只是单纯地听老师上课。此外，每一门课都要参与研讨及Team Paper，通过这样的训练，渐渐地，我可以跟外国人对答如流了。为了加强自己的听说能力，我在大学里也选修了不少英语课程，并且利用课余或打工时间，抓紧机会练习。

这样的经历对我往后的工作生涯十分有帮助。英文是我的第二语言，因此听到一句话后，会先在脑海中翻成母语。回答时，我也习惯用中文思考，再翻成英文，这一来一往，就花去了不少时间。平时与人交往时或许无所谓，但在法庭上可不容许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出庭作证时，美国律师为了辩护，往往会不停地丢出问题，挑战你的证词，有时更会刻意用一些无理的问题来误导陪审团，如果反应不够灵敏，很容易就屈居劣势；有时一个不慎，更会掉进对方设下的言语陷阱之中。

刚到纽约时，为了省钱，我报名了一所免学费的社区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后来才转到纽约市立大学的John Jay刑事司法学院。

因为起步比较晚，加上大学学费昂贵，我无法像一般大学生一样，一学期只修十来个学分。一心只想尽快完成学业的我，第一学期便注册了26个学分。

后来注册组的职员把我叫了过去，对我说：“同学，打从我在这个学校工作的第一天起，从来没看过任何学生在一学期内修完这么多学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你可能会因为完不成学分而挂科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挂科是我自己的事情，可是你总得让我试试看吧。我都还没试，你怎么知道我无法达成？”最后禁不起我的再三请求，对方才勉强同意让我注册20个学分。

当时为了打报告，我花了19美元买了一台小打字机。通常研究报告长达十几页，如果其中有错，就得重打一份；我常常三更半夜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敲打着键盘，打到最后两页时，如果突然发现几个错字，又得从头来过，等到报告打完时，往往天也已经亮了。由于整篇报告重复打了好几次，报告内容也因此记得滚瓜烂熟。

这台打字机陪了我好几年，后来因为搬家的关系不见了，直到五年多前才在拍卖会上看到这台打字机，上面标示着“Dr. Lees Typewriter”（李博士的打字机），最后它以4000美元的高价被买走了！

秒杀破案

担任刑事科学实验室主任时，我开始与康州的警方有密切的合作，也有愈来愈多机会处理许多棘手的案件。在我数十年的鉴识工作生涯当中，一共经手了超过八千个案件，这些案件带给我无数难忘的回忆，也给予我许多人生的启示。

当刑案发生后，检警单位往往得背负着被害者家属及社会大众期望的压力，想办法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检视物证，找出嫌疑犯，并且将他起诉。然而，案件侦办速度往往无法尽如人意，少则数天，多则数年，甚至有些成为了冷案（Cold Case），只能归档备查，等待有朝一日水落石出。

我这一生经手这么多案件之中，破案时间最短的是一件谋杀案，仅花了两秒的时间就破案。

有天傍晚，“911”勤务中心接获报案，一名妇女疑似昏倒在家中，报案人是她的先生。当救护车抵达现场时，发现这名妇人已经没有脉搏和呼吸，而警察与鉴识人员进入死者家中开始搜证时，她的丈夫说道：“我下班回来时，就发现我太太倒卧在卧室门口，一动也不动，所以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你今天一整天去了哪里？”警方问道。

依照经验来看，发现尸体的人涉案可能性通常比较高，所以警方必须先确认死者丈夫的行踪。

“我一整天都在上班。”丈夫回答。

“那么你知道你太太白天有什么行程吗？或是有谁要来找她？”

“我中午吃完饭，曾经打了个电话回家，但是没人接，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太出门去了……”

此时我也赶到现场协助搜证，蹲在尸体旁边查看，死者并没有大量出血或是刀痕，但是在脖子上发现了勒痕，所以我推断受害人可能遭到凶手以绳索勒住脖子窒息而死；同时我也发现死者右手小拇指的指甲前端撕裂，有一小片不见了。

打从我蹲在尸体旁的那刻起，我就察觉到死者丈夫不时地往我这里看，神情怪异，似乎担心我会找到什么东西，与一般死者家属哀伤悲痛的反应大不相同。

我趁机观察了一下死者丈夫的衣着，没见到沾有血迹或其他不寻常的破损，不过他的长裤是有褶边造型的休闲裤，也就是裤管末端是褶起来的。于是我请丈夫把裤子换下来让我们采证，果不其然，在他裤管褶边里，找到一片指甲，化验之后是属于死者的。原来妻子被他勒住脖子时死命挣扎，致使手指指甲断裂，掉进丈夫裤管的褶边里面，这起凶杀案也随即宣告侦破。

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当那片断甲从裤管褶边里取出时，死者丈夫惊讶又惨白的脸孔，并且在几秒钟内供出杀妻的经过……他在事前精心布局，却万万没想到，这片偶然掉落在裤管褶缝中的指甲竟然露出了破绽，成为指证杀人的证物，这也使得他不得不承认犯罪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