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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区“对调子”活动社会现象探究

2016-10-21侯静宜

中国民族博览 2016年2期
关键词:消逝昆明特点

【摘要】昆明地区自古就有“对调子”的风俗,这一音乐社会现象曾在昆明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与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对调子”活动已经难寻踪影,本论文以该活动为切入点,深入探索了昆明地区“对调子”活动的历史、特点,并试图对其消逝的原因进行探究。

【关键词】昆明;对调子;特点;消逝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纵观历史,回顾过去无文字记载的时代,文化知识都只能依靠包括音乐在内的民俗现象进行传授,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是最直接、最簡单的方式。音乐作为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对于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传播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或由祖辈、父辈传下来,或由村里的老歌手教唱青年歌手,又或者在一些群众性的民俗活动如对歌、对调子等活动中得以传播与传承。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公共性教育场所如学校在各乡镇、村寨逐步建立与完善起来,现代传媒手段如电视、广播、音像制品等也普遍地进入家家户户,口传心授这一古老的音乐传播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这样的改变或许是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优势,或许也为人们带来了一些反思,值得研究。

在音乐的口头传播中,“对调子”是较有意义的一种,“对调子”,亦称“调子会”或“对歌”,各地对于这一民间活动的称谓都有所不同,昆明历史上,自古就有着“调子会”、“对调子”这样的传统,即在某个风俗节庆日或者节假日,大家聚集在一起相互对歌,载歌载舞,欢乐开怀,一般风俗节庆日场面会大一些,周末场面则可小一些。作为一种群众性的音乐娱乐活动,它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播与交流,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昆明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交往方式等,同时也揭露了昆明地区民间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在社会交往、社会心理、审美取向等方面的变化。

一、“对调子”活动的传统

云南是少数民族大省,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对歌这一活动称谓也有所不同。例如壮族地区,对歌亦叫“歌墟”。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当地,只要到这一天,来自各个村寨的男女老少就会欢聚在一起,互相对唱情歌。这在当地的文献中也有记载。《广南府志·文艺》中有《博濑春游》一诗,记载博濑(剥隘)其地三月男女对歌盛况:“清明前后足欢娱,博濑滩头记早趋。翠盖云裳来丽者,青衫雾谷走狂奴。未知东道谁为主,不信罗敷自有夫?翻笑江南逞游冶,杏花春雨太模糊。”《广南府志·风俗》还说:“每岁清明前后数日,村人订期会于博濑,丽人成群,分行排立,各张雨盖。好事者执其盖以去,丽人倚寻而至酒市,脯围劝酒,不通姓氏。饮尽而散……”这里记载的博濑就是云南省富宁县的剥隘镇,书中描绘了每年清明节前后,男男女女饮酒对歌的欢乐场景。

昆明市是云南省的省会,全省26个少数民族在昆明均有居住,目前昆明市管辖有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东川区和呈贡县、晋宁县、富民县、嵩明县、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宜良县、石林彝族自治县、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和安宁市。通过查证史料,对昆明市所辖地区的民间音乐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可发现昆明市“对调子”活动的历史文献记载最早是关于昆明市禄劝县的记载,《禄劝县志·风文志》:“六月二十四日为火把节,亦谓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星回于天而除夕也。会饮至于旬余不息,犹汉人之春宴相聚也,……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家肉,饮酒,歌舞杂沓以趁盛节。”这里记载的“歌舞杂沓以趁盛节”,指的是火把节歌舞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大家聚集在一起,围坐成圆圈状,喝酒吃肉,载歌载舞欢庆节日。

除上述所举的少数民族地区对歌活动外,昆明市区内也有“调子会”。如滇池边上的“观音山调子会”,是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人们在赶庙会期间,白天朝山敬香,赶集买卖,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晚上,村外附近的山野,对调子的歌声漫山遍野,汇成了民歌的海洋。还有农历六月二十三“耍跑马山”,自发性的对调子赛歌是耍跑马山的主要活动之一。七月初七大板桥三瓦村西边,祭虫山上的“祭虫会”,六月十三一朵云乡老爷山的“庙会”,等等。另外一些地点也会举办不定期的“调子会”,如翠湖公园竹林岛,沿盘龙江、得胜桥、双龙桥等地,往往遇上有人“对调子”,围观的群众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音乐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我们祖先在创造音乐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音乐的传播活动,应该说,没有音乐的传播活动,就没有人类的音乐生活。口头传播作为音乐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最为古老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曾经延续了几千万年,曾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对调子”活动则是音乐进行口头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而今这一方式正逐渐被现代人们的交往方式所取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在逐渐改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二、“对调子”活动的特点

“对调子”活动是一种采用口头路径进行的音乐传播活动,它反映出音乐传播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模式里,音乐传播者与聆听者面对面地通过音乐进行交流,没有任何中介的途径,这样零距离的交流方式,往往容易让双方在音乐特点方面达成共识,也容易通过现场气氛相互感染情绪,拉近双方的距离和关系。

(一)对调子活动体现了原始社会人们群居性生活的特点

原始人群长期为小集体生活,紧密于内,疏隔于外,个人完全沉浸在集体中,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所得、共同娱乐,劳动后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往往是经济落后地区人们主要的业余生活。“对调子”活动正是人们在劳动之余共同寻求娱乐方式的体现。

(二)对调子活动体现了民间“开放式”的社会交往心理

在过去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大多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开放式”的特点,在“对调子”活动中,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们欢聚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性别、年龄、身份、地位之间的差距,也没有额外的心理负担与心理戒备,你一句我一句,相互对歌,其乐融融,唱得好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夸赞,而唱不好的人也无须害羞,开口即唱,寻找唱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满足与快乐,聆听的人也融入其中,获得听觉与心理的享受,同时“对调子”活动也往往是青年男女之间相互认识、自由恋爱的一种途径。

而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时空、交往媒介、通信手段等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时代特征,应该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类的交往,无论在内容、方式、手段上,还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往往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知识,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聊天与交往,这样的方式虽然快捷、方便,但却容易造成人们对于面对面交往的障碍,容易形成“封闭式”、“自我式”的社会交往心理。时代步入90年代,随着卡拉OK房的出现,诸如“对调子”这样大众性的、广场式的活动便逐渐被小众的、封闭式的、带有某种目的的社会交往活动所取代。如今即便是在乡间,除非是政府在某个节假日出于某种原因而刻意组织的对歌活动外,则很难再寻到以往“对调子”这样的自发性娱乐活动的身影了。

(三)对调子活动极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传播

音乐传播的路径,目前公认的有三种,一种是口头路径、一种是书面路径,另一种便是现代化设备的路径。在原始的音乐传播方式中,口头传播是最主要的方式,这不仅是最早出现的音乐传播方式,也是最频繁、最快捷、最简单的传播方式。“对调子”活动是一种群众性的音乐口头传播活动,你唱我听,我唱你听,许多民间小调便在这样的活动中得以广泛流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也由此得以实现,当然,这也为以后的文化工作者在文化源流问题的研究上增加了难度。例如众所周知的昆明小调《猜调》,笔者在研究时发现,至少有三个民族(回族、白族、汉族)都会演唱这首小调,只是歌词与曲调略有不同,那么这首小调究竟是属于昆明地区的汉族小调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小调,对于这首小调的发源实在是难以找到详证。虽然目前这个问题尚有待考察,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20世纪以前昆明地区各民族互通有无、文化交流频繁的社会现象。而“对调子”活动这样一种群众性的音乐聚会更加当仁不让地在促进昆明地区的文化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由“对调子”活动现象的消逝引发的思考

民间“对调子”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而悄然发生着改变,如今,活动常由政府或者某商业团体刻意组织,且往往带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对歌的人们带有某种表演性质,其余的人多为围观者,而在传统的对调子活动中,听众属于自发性参与,想唱就唱、想听就听、想留就留、想走就走,纯属娱乐与自愿,没有刻意表演与作秀的嫌疑。

时代步入21世纪,当年熙熙攘攘的“对调子”活动场景已不复存在了,曾经的热闹之地或许被一幢幢高耸的大楼所取代,或许被车水马龙的宽阔街道所取代,人们匆匆行走着的身影,影射了现代社会快速、高效的生活方式,人们似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再来相互对唱、相互聆听了,地点似乎也消逝了,如同翠湖公园的“竹林岛”,这里曾是男女青年对歌的场地,如今已成为老年人歌舞娱乐活动的地方,虽然有歌有舞,但却不再是曾经的“对调子”。究其缘由,“对调子”活动的逐渐消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的科技革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方面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们忙于生计、忙于追求自身价值,把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了对自由和自身充分发展的追求上。当代科技革命实现了生产和家庭的自动化,把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下解放出来,集体化、手工式劳动逐渐被科技和机械所取代,人们衣食满足后,开始追求劳动本身的意义和对自由时间的支配。在这些前提下,“对调子”这样的集体娱乐活动也就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应当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它正逐渐被丰富多彩、更加吸引眼球与注意力的现代娱乐方式和社会活动所取代,“对调子”活动如今已面临着由群众自发组织走向政府刻意组织的现状,更多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保护与保留下来,其民间自发娱乐的功能似乎也逐渐与 “旅游商业”、“作秀”、“炒作”等符号相关联。

(二)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

在交往频繁的世纪,社会化大生产的集约化、分散化,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发达,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网络、电子信息技术成为了人们交往的重要工具,这些技术在带给人们高效、便捷的同時,也犹如一道道屏障隔在了人们的中间,一步步瓦解着传统社会面对面交往的现状。事实是,现代人们逐渐沉溺于虚拟的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常常依赖于中间媒介,或者短信、QQ、微信等,现代人似乎越来越“害羞”,面对面交往会让很多依赖通信工具的现代人感到拘束与不自在,表面上通信工具似乎扩大了人们的交际圈,但实际上却弱化了人们面对面交往的能力,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对调子”这样一种强调面对面交流的集体性娱乐活动自然也就不被现代人所喜爱。

(三)现代娱乐方式的改变

现代化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曾经集体性的歌唱活动是人们劳动之余的主要娱乐,如今,网络、电影、购物、吃饭等充斥着人们的业余生活,现代人的娱乐更追求眼、耳、脑、心等多个维度的刺激,单一的刺激方式已难以再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对调子”活动被现代人抛之脑后,最终难免走上同其他“文物”一般被“博物馆”保护起来的道路。

综上所述,“对调子”曾经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昆明人们的生活、娱乐、交往、文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原始社会生产劳动方式的折射,它也曾在人类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一活动形式何去何从,到底应当以怎样的形态留存下来,这是值得我们文化工作者深思和研究的问题。

作者简介:侯静宜,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音乐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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