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剑

摘 要：在当下的医疗体制中，因医疗过度干预而导致的技术、药物的滥用，医患冲突的集中爆发，恶性事件的增多，已经迅速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正是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两种主要驱动力的推动下，医生的价值观发生偏离。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经济与科技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对医生价值观的影响来提出伦理上的补救措施。

关键词：过度干预；医生价值观；技术主义；消费主义；伦理补救

中图分类号：B8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92-02

价值观，通常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1]。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医生价值观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医生的全部实践活动对其自身以及其他存在者的意义的自觉认识。

在我国，既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和《黄帝内经》中“天履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的自我牺牲的义务论价值观，也有封建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孙思邈《千金方》中的《大医精诚》以及陈实功提出的医德守则《医家五戒十要》等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仁者爱人”的医生价值观，更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生价值观开始由以传统的义务论为特征的人道主义向以义务论、价值论、公益论相结合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体系转变。在国外，既有西方医生伦理典范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为病人谋利益”的医德准则，也有18世纪德国医生胡弗兰德提出的“不思安逸，不图名利，唯希舍己救人，保全人之生命，医疗人之疾病，宽解人之苦患，其外非务矣”的医德箴言，还有《纽伦堡法典》《日内瓦宣言》《赫尔辛基宣言》等一系列条约对医务人员提出的国际性医学道德守则。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医学的进步，却出现了医患关系越闹越僵 、道德漏洞越填越大的情况。这其中缘由当然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医疗体制中，因医疗过度干预而导致的技术、药物的滥用，医患冲突的集中爆发，恶性事件的增多，已经迅速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正是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两种主要驱动力的推动下，医生的价值观发生了偏离，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经济与科技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对医生价值观的影响来提出伦理上的补救措施。

一、经济因素扭曲医生价值观的伦理表现

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医患关系恶化的典型案例，这些现象的产生很重要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经济，或者说就是利益。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高速消费的时代，它是有别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的產物。对医学来说，消费时代的到来使得医学的知识、技术等众多组成部分变得商品化，并逐步影响医疗消费中供求关系的平衡。有学者认为这使得买方市场的格局逐渐形成[2]31，笔者结合我国目前的医疗实际情况来看，认为现阶段应该是卖方市场的格局。因为，虽然我国允许多方投资主体进行医疗服务形式的改革和建设，但大部分的医疗资源仍掌握在公立医院，这些医疗资源在众多患者中却又显得异常短缺，且民众在就医时也优先选择公立医院。故而，众多医疗机构，尤其是公立医疗机构中的医护人员便凭借其在医患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进行或为公或为私的利益掠取，这实际就是医生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如刘笑明[3]等提出部分医务人员价值取向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药品、医疗器械寻租现象和大处方现象层出不穷。众多的药品医疗器械经销商不是通过产品质量的竞争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利用医生特有的处方权的排他性，通过医生开药的回扣来实现。二是搞科室创收，诱导需求。有些医院将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与科室收益挂钩，导致医方提供超出患者实际需要的医疗服务。三是收受病人的红包。四是不作为或作为不到位现象。少数医务人员对危重病人、无主病人不交钱就不救治或不及时救治。韩小园[4]在《中国不同地区医务人员三大价值观相关分析》中的调查显示，医务人员整体的道德价值观较为积极，有一小部分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崇尚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不再关注自我的善良、同情、博爱等优美人性的塑造，不再相信正义、气节和勇敢，在工作中也不再甘心默默奉献，而是更多地计较实惠、报酬。史瑞芬、黄瑾耘[5]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护患关系出现了经济化、人机化、多元化、社会化、法制化的趋向，因此，应构建新型的医患关系，建立平等友善、互助互赖、共同参与的新型医患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医生过分注重经济利益势必会出现冷漠、贪婪的价值观取向，这实际上是对患者权益的不尊重和伤害。

二、科技因素异化医生价值观的伦理表现

当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但医生的伦理价值观是否跟得上科技的快速发展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除看到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医疗领域的革命之外，还看到了医生过分崇拜、依赖技术的职业心理。医生角色的异化以及为追求最大化的“技术红利”而派生出的医生道德危机正无情地扩散，并逐步酝酿成对医生的信任危机。正像一句电影台词所说的：“走得太快了，灵魂要跟不上的。”

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有过或从别人那里看到、听到过这样的就诊情况：医生问：“哪里不舒服？”患者答：“**。”医生问：“多长时间了？”患者答：“**天。”医生说：“去做个**检查。”……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就医时不是患者不愿意做检查，而是不愿意单单只是仪器设备对其身体的检查。因为医疗活动是人与人的对话，而不是机器与人的对话。患者的病情并不仅仅是身体某个零部件出了问题，更有其心理、情感的因素在里面，而医生过度关注、依赖技术的使用和检测结果造成的则是畸形的技术主义的表现欲和对人本来价值和尊严的玷污。

如今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疾病检查与诊断已成为疾病诊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即使有些完全凭主观思维就能够把握的疾病，医生也要寻求“数据”上的支持，这种对医疗技术的过度依赖常体现为“不恰当的常规、不必要的精确、虚假的客观性以及疏忽信息选择”等[6]。很多医生像上例中所展现的场景一样，用简短的、冷冰冰的、自认为客观的语言去排除患者自身个性化、主观性的对病痛感觉的描述。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医疗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对技术上所存在问题的处置过程，也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相互认识、理解和交流的过程，它不仅具有技术价值，更应具有人文的关怀。

三、伦理解决途径

著名的医史学家和医学社会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说道：“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笔者拟从经济与科技的维度对医生价值观所出现的偏差现象进行伦理上的匡正。

1.在稳步提升医生经济待遇的基础上，逐步改革以药养医的医疗模式，树立正确的利益价值观，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与医德医风的关系。在注重经济效益和切身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医生工作的社会责任，明确医生在医疗过程中的正确定位，坚持正确的医生价值观是医务工作者的灵魂；健全监督制度，实施依法治医。另外，毛向阳[7]指出医院政工人员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不同层次人员的精神要求和价值取向，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机制、新渠道、新方式，不断推进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并注意强化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的约束功能，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良好氛围。在新形势下，牢固树立和加强“患者至上”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向患者提供个性服务、延伸服务等，在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同时赢得人们的尊重。

2.医生不应只关注医学科学技术领域里的竞争，而更“应该从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战略来调整技术的适应性与先锋性的张力，来规划医学的技术节奏、人文标杆、社会价值，来端正医生的职业现象。”[2]44醫疗技术的使用，必须以病人的健康利益为根本，从病人诊断、治疗的实际需要出发，切实掌握适应证范围，坚决摒弃唯利是图的有违医德的思想，不能乘病人之危谋取钱财[8]。在正确处理医学科学技术与医生自身价值观的关系过程中，一方面要肯定医学科学精神的弘扬，因为人类的疾病终究是可以探究的，也可以用科技来改变身体的某些功能和病变表现，更可能将其征服；但另一方面，生命的奥秘在某种终极意义上来讲是不可认知的，只可能无限接近而永远达不到，因此，医生要树立对患者生命应有的敬畏之心和关爱之情。

四、结语

医生价值观的形成原因和对其发生偏差进行的伦理匡正的途径有很多种，不可能仅仅从某一角度就可以穷尽，这里只是从经济与科技两个维度来进行初步的探讨。笔者认为医患关系毕竟不是利益、机器与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医学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给医生行医条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医生也开始放下了听诊器，忘记了“望闻问切”，进而走进了价值观的迷途困境。故而，从伦理角度来培养医生的正确价值观，匡正医生价值观的偏差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58.

[2]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刘笑明，张建中.当前医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8，5（19）：53-54.

[4]韩小园.中国不同地区医务人员三大价值观相关分析[J].卫生职业教育，2007，25（18）：132-135.

[5]史瑞芬，黄瑾耘.试论市场经济下的护患关系重构与护理服务创新[J].护理学杂志，2005（15）：48-50.

[6]仲伟纲，郭永新，赵爽.高新医疗技术应用中的问题[J].医疗设备信息，2000（6）：32.

[7]毛向阳.浅论新世纪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与引导[J].中国医院管理，2004，24（11）：61.

[8]杜治政.医学伦理学探新[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0：22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