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晗

摘 要：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位于东西方之间，同时经受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历代知识分子在不断思考“我”的文化与“他者”文化。作为19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索洛维约夫也在不断探索俄罗斯文化的定位问题，通过对世界其他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蕴含着他对“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认知，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出路，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救赎问题。

关键词：“我”与“他者”；索洛维约夫；弥赛亚；救赎

中图分类号：B5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85-02

长久以来，认识人本身，认识自己这一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苦苦追寻探索的关键。“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曾说的这句富有哲学意义的名言，证明了他对人自身认识活动的关注，也表明了人们自此时起，或者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自己”的思考认知活动。

一、“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人类认识自身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到柏拉图及近代哲学的“人是理性的动物”，从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到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一直在不断追求答案。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以个体人道主义作为旗帜，以认识论为指导，试图解决主体认识客体的问题。实际上，这种哲学把世界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

但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巴赫金卻认为，自我意识的形成，源于“我”和“他者”的不断对话过程。“我的的确确存在着……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不可替代的、他者无法进入的位置。”[1]4“我的唯一的位置，就是我存在之在场的基础。”[1]41所以说，我因我的行为而存在着，是一个具体化的他者。巴赫金的观点强调了“我”与“他者”的对立，与此同时，“我”必须在“他者”的眼里，“他者”也必须在“我”的眼里，“我在自身之外看自己”，这一行为又必须依赖于他者。“我”不可能是封闭的、完成的、自给自足的。只有在“他者”的帮助下，“我”才能充分展现自我。进而，“我”才能更全面认识自我。因此，“我”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他者”。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一直与其他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最初俄罗斯本土居民请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帮助他们管理部落，到公元10世纪自拜占庭引入基督教；从13-15世纪蒙古-鞑靼的桎梏，到17世纪彼得大帝推崇向欧洲学习，俄罗斯在本民族和他民族的碰撞和融合中不断审视自己，不断审视“他者”，而且还在这样的对比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对于俄罗斯来说，为了这个“我”的个性的实现，历史上有无数人民和精英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索洛维约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文化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者特别是对世界的认知上，思考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出路，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救赎问题。

二、索洛维约夫思想中的“我”与“他者”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①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神学家、政论家和诗人，被称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父”。作为一位“地道的俄罗斯哲学体系的创建者”[2]154，他的学说对白银时代整个的思想文化思潮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索洛维约夫庞大的哲学体系当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万物统一观点、神人类学说和索菲亚学说。这三种思想形成了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核心，同时，这三个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构成了索洛维约夫独特的哲学体系，也影响着索洛维约夫一生的学术创作与研究。

应该注意的是，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在俄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于俄罗斯来说，19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时代，是“我”的文化与“他者”文化相互影响的时代。像俄罗斯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这个时期，索洛维约夫也在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不断思索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

索洛维约夫把不同的历史观念概括为三种主要的历史力量，即东方、西方和斯拉夫世界（以俄罗斯为首）。这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相互制衡，共同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命运。在他看来，作为第一种力量的以穆斯林为主的东方文化，象征着没有人道的神，因为人在神的面前卑躬屈膝，完全顺从臣服于神，“人”性被专制的“神”化政权抹杀了，唯神权政治独尊；而作为第二种力量的西方文化，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价值，追求自由，而淡化了神的作用，甚至抛弃了上帝，成了不信奉神灵的人。他认为，当这两种力量统治世界时，人类历史必然会成为一种僵化的、机械运转的机体。只有第三种力量——俄罗斯，才能给人类文化注入新的内涵，它肩负着复活并更新前二者的使命，这是因为，俄罗斯的精神理想使它能够进入到崇高的神人世界当中。俄罗斯的独特位置（东方和西方之间），使它成为一种崇高的力量，这种力量介入两种文化之间，消除了双方的排斥性，结束了东西方永无止境的较量，使人类得以解脱，“俄罗斯人”正是这第三种力量的载体。

如上所述，索氏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东西方文化在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壤上发生激烈碰撞的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异彩纷呈的思想、忧国忧民的意识使他们不断探索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在知识分子内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道路之争异常激烈。别尔嘉耶夫说过：“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争论是关于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争论”[3]37。毫无疑问，双方的辩论都是基于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索俄罗斯未来的发展模式，索洛维约夫就是这广大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既不拥护斯拉夫派，也不支持西方派，而是有一个全新的立场，正如他所言：“或许俄罗斯拥有伟大的、独特的精神力量；但为了表现这些力量，它无论如何都需要接受和积极掌握西欧所指定的全人类的生命形式和知识形式。我们非欧洲的或反欧洲的人为的独特性，从来都是一种空洞的奢望，抛弃这种奢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切成就的第一必要条件。”[4]95由此看来，在索氏眼中，俄罗斯民族蕴含着独特的力量，能够引导世界形成一种正确的创造原则，这恰好呼应了他所说的第三种力量。

在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当中，斯拉夫民族，能够率先为自由神权政治奠定基础，俄罗斯是典型的代表。他说：“我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奴隶的外在形象，俄罗斯在经济和其他关系中的可怜境况，不仅不会成为对其使命的否定，反而是对其使命的肯定。因为俄罗斯人民应带给人类的那一最高之力，不是来自现世之力，对它来说，外在财富和秩序没有任何意义。俄罗斯的伟大使命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宗教使命。”[5]索氏着重指出，俄罗斯民族的使命不在于取得特权地位和进行统治，而在于为其他民族和整个人类服务，并带领所有民族走向人类的最终归宿，走向世界的最后一个阶段——神人类。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人性的改造和完善。在这方面，俄罗斯思想家们几乎都是一致的：只有俄罗斯才可以率领世界人民最先走進上帝和谐的精神王国。

显然，在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中所蕴含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弥赛亚意识，而弥赛亚意识的思想根源就藏在费洛菲伊修士所提出的“第三罗马说”当中，“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6]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俄罗斯人坚信，只有俄罗斯才是世界的救世主，才能带领世界完成人类的终极理想。

三、结语

通过对索洛维约夫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在他的眼中，俄罗斯——“我”乃是拯救者，是神人类的实现者，拥有独特的精神力量，担负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其他民族——“他者”则是被拯救者，在俄罗斯的领导下也能最终进入神人类阶段。而俄罗斯完成这个使命所使用的手段就应该是基督教，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基督教即是“东西方文明在神人性真理中的联合和内在和解”，是“神人理想在全世界历史中的表达和体现”[7]。作为正统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俄罗斯注定就是基督式的救世主，它的存在，是对其他国家的解放，是整个世界的拯救。只有俄罗斯所代表“我”，才能把作为“他者”的世界从魔鬼的统治中解脱出来。因而，俄罗斯的使命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起来的，只有俄罗斯这个独特的民族，才有能力完成。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洛斯基.俄国哲学史[M].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1.

[3]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4]徐凤林.“俄罗斯思想”及其现代境遇[J].浙江学刊，1997（4）.

[5]索洛维约夫全集：第1卷[OL].http：//www.humanities.edu.ru/

db/msg/42794.

[6]郭小丽.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M].徐凤林，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