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访问东盟时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热议与广泛的关注，这一新型中国外交战略不仅涵盖范围广泛、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重内涵，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具体而言，即是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理念与精神，结合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对现有的地区性多元化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吸收与融合，是其能够互相衔接，互为促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规模效益与外溢效应，进而为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开创新一轮改革开放新局面、并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落实“命运共同体”意识打好坚实的战略基础。因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突破点在于合作机制的建设，虽然倡议的机制建设仍在探索性阶段，但对其合作机制背后的观念建构、所具备的特点以及所可能面临的挑战的分析，是具有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

【关键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义利观；华夏秩序观；多元合作；安全风险

一、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观念基础与构建

习近平主席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中央就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所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协定，而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平台，具有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多元性与开放性的特点以及基础性与示范性的效应①。海上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学术及政策性概念是近年来方为提及，作为在历史中存在近两千多年的一条和平与发展之路，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带有浓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色彩的西方航海大发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两者在理论支撑方面有着明显区别。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源于两汉，勃兴于唐宋，鼎盛于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不带有丝毫的领土野心与霸权企图，这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巅峰，也是其和平、发展、共荣理念的最佳体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支撑，是中华帝国“和而不同”“德化怀柔”的华夏秩序观，这不仅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理念的渊源与归宿，也对囊括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而西方的海权则建立在典型的现实主义零和博弈概念的基础之上，由此指导下的海洋之于西方，充斥着制海权的争夺、殖民地的血腥开发以及大国兴衰的轮回交替。不论是强调制海权重要性的马汉的海权论，还是突出殖民地金银掠夺的重商主义理论，都带有赤裸裸的海外利益争夺以及海洋商贸通道的独霸意味。因此，相比之下，火药味十足的西方海权思想与带来和平共荣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历史启示是，前者是现今海上丝绸之路机制建设中的观念层面的所要注意的“前车之鉴”，提醒着新时代的“海上丝路”必须要符合并反映出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当今世界潮流和时代特点，而后者昭示着“老树开新花”的古代海上丝路与华夏秩序观，在被注入新时代发展内涵之后，势必会让中国再度成为经济上联通所经重要地区和领域的一体化枢纽，和在国际上赢得“和平崛起”美誉的大国。

第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开放、和谐、共赢”理念所彰显的“价值观吸引”不仅继承了“王而不霸”的古代华夏秩序观，也是与“一带一路”及“和平崛起”遥相呼应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帝国自古以来所秉持的“王道”思想在各朝各代与周边国家交往时均有体现，尤其在明朝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期间得到了最为尽致的发挥。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一，不侵占他国领土，不当殖民主义者；二，通过传播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从而建立起华夏主导的地区统治秩序；三，以强盛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作为坚强后盾，恩威并施。②总结历史的成功经验，可以得出：要取得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成功且颇具吸引力的价值观体系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使人认同和信服的价值观体系是制度建构与创新的主观基础。此外，将对现状的审视，同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相结合来看，无论是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价值观建构还是对中国未来所扮演的国际角色定位和战略选择，都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要契合正确的国际“义利观”。“义利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一大重要创新。“义利观”脱胎于中国古代儒家坚持道义、“舍生取义”的文化传统，内化于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与新战略，成熟于复杂而喜忧参半的国际局势。从理论意义层面上来看，“义利观”是指导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尤其是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往来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中国优秀古典文化传承的展现，从先贤的智慧中寻找外交理论创新的灵感渊源，并从外交创新实践中发扬光大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化，力造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上的根基与底蕴势势必会对中国外交产生较大而深远的影响。③“义利观”在海上丝绸之路机制建设中同样扮演着建设性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的布局贯穿东南亚、南亚以及东非地区，所经之处基本上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等诸多问题。中国对这些国家国际援助不仅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还包括了经济援助、人才培训、债务减免等举措，不仅有助于缓解这些国家在生存与安全问题上的燃眉之急，还希望于“授之以渔”的方式帮助这些国家的发展可持续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义重于利，义带来利”这一逻辑辩证关系指导下④，海上丝绸之路将会在既有的基础之上，与沿途各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上相结合，势必会开创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双边发展新局面。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会在同中国的双边互动进程中得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开展与完善，而且也会由于中非合作的示范效应而获得更多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与投入。⑤

二、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特点

与观念构建相呼应的是，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在构建过程中体现出一系列既顺应国家发展需求又符合中国外交战略的一系列特点。首先，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具备开放性。而且这种开放程度迄今为止是其他平台所不能比拟的。表现为，所有具备合作意愿的国家，不论是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建设者，共商共议、共同建设、共同受益，不搞排他性安排，不搞国别限制，不搞封闭机制。⑥这种开放性所强调的是“平等互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共赢关系，而不是核心——边缘式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成为中国所提倡的改良现有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推动建设更为平等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口号的实践佐证。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所推动的TPP具有明显的高质量、高标准条件约束，排他性意味十分明显，TPP的排他性表面其政治意义已经超越了其经济意义，不仅使得各国在加入问题上踟蹰不前，而且还对当前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海上丝绸之路具备多元性。从外部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国家与地区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发展的多样性。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东亚一直到东非，这一区域既包括了如日本、新加坡、韩国这样的经济发达国家，又包括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中国与印度，此外还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相比起发达国家扎堆的欧盟、不发达国家占多数的非洲经济共同体以及均为发展中国家的南美安第斯共同体，亚洲的经济发展差别是最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区域一体化成员的差异如果太大，不仅会成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阻碍，而且还会是一体化分裂的潜在因素。从内部的角度来看，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从合作领域的角度来讲，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包括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投资贸易便利化，这就涉及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链布局与衔接、金融管制与合作等诸多方面，从合作机制来看，用一个宏观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统一性机制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管理框架，不仅设计难度巨大，而且还极有可能因“众口难调”而使得机制搁浅。因此，不同于其他的自贸区机制，海上丝绸之路需要一个能够适应亚洲发展多样性并能够覆盖整块提取的新型合作机制。

注释

①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

②郑海麟：《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③叶自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与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24到29页

④《习近平力倡丝路精神增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606/22/t20160622_13089191.shtml（上网时间2016年6月30日）

⑤许娟 卫灵：《印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知》，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3期第1页

⑥《海上丝路面临最大挑战：印度推季风计划反制》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606/22/t20160622_13089191.shtml（上网时间2016年6月30日）

参考文献

[1]郑海麟.《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J].载于《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2]陈伟光.《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联动》[J].载于《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3期.

[3]李向阳.《论海洋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J].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2014年第11期.

[4]张勇.《略论21世纪海洋丝绸之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意义》[J].载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5]陈万灵 何传添.《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和经贸定位》[J].载于《区域经济》2014年第3期.

[6]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J].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邹格林，出生年月：1992.5.9，性别：男，籍贯：山东省烟台市，最高学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