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朱熹（1130—1200）采用经典注解方法中的“章句”与“集注”的两种方法来诠释《四书》，撰写出《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这本书问世后，立刻引发了一场起于南宋并一直持续至今的“四书学”学术运动。①详见陆建猷：《〈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据蔡振丰的评价,《集注》可以说是朱熹最重要的事业，其意义可以从以下三点体现出：（1）建立起由孔子（《论语》）、曾子（《大学》）、子思（《中庸》）、孟子（《孟子》）的道统传承；（2）朱熹借由诠释《大学》《中庸》，确立了他自己的“性理世界观”，并由这个“性理世界观”形成了他自己的儒学体系；（3）补足儒学的不足，以《中庸》的形而上学思想响应由佛学所带来的思想挑战。②蔡振丰：《朝鲜儒者丁若镛的四书学—以东亚为视野的讨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钱穆已对《集注》做过如下评论：

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五经之上。而读四书，则必兼读朱子之《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已定为元明清三代朝廷之功令。据此事实，朱子四书所影响于后代之深且大，亦可想见。③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83—184页。

由此可见，《集注》是朱子一生最大贡献，是朱子在经学方面上最突出的成就。历史上，朱子《集注》“深且大”的影响，实际上不仅限于中国，而早就超越了国境，传到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其他国家，并且得到了各国儒者的学习、精研、诠释与发展。在日本，据黄俊杰的研究，《集注》已被古代日本的伊藤仁斋（Ito Jinsai，1627—1705）、中井履轩（Naikai Riken，1732—1817）、山田方谷（Yamada Hokoku，1805—1877）等有名学者做出再诠释性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