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比兴传统的重拾与宋大樽的学李诗风*
2016-09-29周游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周 游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宋大樽是清代乾嘉诗坛上较为另类的一家,但历来研究者寥寥。原因有二:其一,他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诗坛领袖,故在习惯以诗派流变为框架的诗史叙事中易沦为附庸;其二,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史学实证主义大潮下,受历史学的影响人们对于清代思想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汉学的考证学转变上,对考证学外的思想潜流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漠视。
宋大樽并非达官显宦,与当时控制学术话语的考据学亦保持疏离,故与时代主流又显得格格不入。但宋大樽在诗坛的缺席并非由于他的诗学理念与当时的诗学发展相断裂,而仅仅是与后代的关注点相错开,正如宋学从未消除它的影响力,具有宋学倾向的宋大樽也从未脱离清诗发展的概念环境。当外在的考据学学风有了内转的需要,当诗学上要求重拾比兴的传统,宋大樽等人的理论就十分值得注意了,倏忽之间,作为诗坛潜流的他们已然成为了时代先鞭者。
一、“始始而终终”——退回到本体的诗论建构
对于事物起源的求索,或许是出自人的本能。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心理大概来源于人们认为通过最初的一点就可以辨别出事物的本质,并且通过这最初的一点可以慢慢推衍出该事物之后的发展路径。但黑格尔认为这种简单的起源“单就它本身来看,在内容意义上却是很不重要的,因而对于哲学思考显得是完全偶然的”[1]。在这样的表述下,思考起源问题变得十分尴尬,如果真的只是一个偶然的开端,那么以很大精力去讨论它就显得十分可笑。……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