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磊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清华简《楚居》熊绎“卜徙”探赜

郭成磊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清华简《楚居》详细记载了从商末到战国初期历代楚先公先王居邑的变迁情况,其中惟有熊绎徙居书“卜”,应是《楚居》作者对熊绎始封立国的称美。熊绎在迁徙之前进行占卜,意在昭示此次徙居乃神明之意,从而使民众更加信服。“夷屯”即夷水之滨的屯地,其得名或与屯卦有关。

《楚居》;卜徙;夷屯;熊绎

一

《楚居》在记叙楚先公先王的居处和迁徙时,多作“徙”“居”“徙居”或“徙袭”,其中惟有熊绎例外,另作“卜徙”,其余22位楚公、楚王则均不见“卜”。这细微的差异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为方便讨论,现将《楚居》有关熊绎之简文抄录于此: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2] (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P1666),遇事惯于卜问鬼神。徙居都邑这等大事似不宜弃卜,何以简文不见贞卜?很可能与《楚居》的文本性质有关,赵平安认为“《楚居》内容是楚史的主体内容”“颇疑《楚居》即《梼杌》的部分内容,或者是在《梼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3]所言当是。又《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就是说,楚史《梼杌》与《春秋》一样,所记载的都是王公事迹。而《春秋》义例,“常事不书”①“常事不书”数见于《公羊传》之《桓公四年》《桓公八年》《桓公十四年》。,因此《楚居》很可能亦不书常事。卜筮乃楚人寻常习见之事,故而除熊绎外的楚公、楚王之卜居概不书于册。

既然“卜”因系常事而不书,那么为何简文又记载熊绎之“卜”呢?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因为熊绎有区别于其他楚公、楚王的特别之处。《史记·楚世家》: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4] (P1691-1692)

又记载楚武王熊通伐随以强迫随人为之周,请王室尊楚,而被周拒绝时怒曰: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4] (P1695)

《汉书·地理志》亦云:

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2] (P1665)

再有《史记·三代世表》“舜属”条,亦言鬻熊事文王,熊绎初封于周成王。 由此可知,鬻熊曾事周文王,但“蚤终”,后周成王感念其功劳,遂封其曾孙熊绎为楚子,熊绎便成为楚国的始封立国之君*《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以为楚始封之君为鬻熊。此说不可信,张正明、徐少华等先生已辩驳之。参见张正明《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徐少华《从包山楚简论楚之始封立国——兼论有关周原卜辞的年代和史实》,《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9～85页。。

熊绎始封立国,从而跻身于诸侯之列,楚人对这段历史必定刻骨铭心, 楚武王熊通、楚灵王、右尹子革等就多次追念熊绎的创业史,灵王、右尹子革甚至称熊绎为“先王”[4] (《楚世家》P1705)、[5] (《昭公十二年》P1339)*楚自熊通自立为武王,始正式僭号称王,因此学界一般以熊通为界来划分楚之先公、先王。,虽系追谥之辞,却可由此窥探出熊绎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

上引简文明确说从熊绎到熊渠,共五世六位楚君“尽居夷屯”。据《楚世家》及其他文献,则可推算出夷屯作为楚都的时间长达约一个半世纪,这应该算是楚国历时最长的一个都邑了*《楚居》中另外二个历时较长的楚都要数乔多、为郢,乔多虽历四代八君,却不过约百年。文王、穆王、庄王、共王、康王、郏敖、灵王、昭王、惠王先后皆徙居为郢,但其间迁徙往来频繁,因此为郢真正作为楚都的时间应长不过夷屯。。在长久的岁月里,楚人正是凭借这块栖身之地,惨淡经营,国势渐转弱为强,至熊渠便已初露锋芒。以此观之,则熊绎徙居于夷屯,对楚人而言,诚非寻常之事。《公羊传·闵公二年》唐徐彦疏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有善恶者,乃始录而美刺之。”[6] (P2244中栏)揆诸此,不难理解,《楚居》的作者*赵平安先生认为《楚居》的作者是一位楚国籍的史官,其说甚是。之所以书“卜”,一方面出于对熊绎徙居夷屯的称颂,另一方面出于对其始封立国的追念。

二

占卜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宗教巫术活动,常常与政治交织在一起。《史记·龟策列传》载: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4] (P3223)

熊绎虽非受命之“圣王”,但作为一国之君,显然也需要利用卜筮沟通天意,加强政权的统治。

熊绎所统辖的民众除楚族外,还有楚地蛮夷,上引《楚世家》载熊绎之时“蛮夷皆率服”可证。又《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敦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6] (P130上栏)《焦氏易林·大壮之》:“蛊:德被八表,蛮夷率服。”可见,惟有“德”之君,才能使蛮夷率服。此“蛮夷皆率服”,一方面固然由于实力弱于楚,另一方面也出于熊绎怀“德”的缘故。

“德”和“天”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尚书·大禹谟》:“惟德动天,无远弗届。”[6] (P137中栏)《蔡仲之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6] (P227中栏)就是说,上天只会垂顾有“德”者。反过来亦可说,有“德”者善于“制天命而用之”。而卜筮作为沟通天人的媒介,常是古君主“制天命”的手段之一,《史记·日者列传》“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4] (P3215)，即此之谓也。又《礼记·曲礼上》:“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6] (P1252中栏)可见古代君主以卜筮“制天命”,目的在于增强其统治的神秘性与权威性,从而达到更好地治理民众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熊绎之“卜”,意在向民众展示其徙居夷屯乃神明的指引,正如盘庚迁殷时所云“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6] (《尚书·盘庚上》P168下栏)。

“卜徙”都邑,乃商周常制,《周礼·春官·大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6] (P804上栏)甲骨中多见“作邑”卜辞[7] (P382-383),太王迁岐、武王迁镐、成王宅洛邑均经过占卜。占卜前应先“相宅”,即实地勘察以选择居址*成王营建洛邑前,就使召公、周公先往“相宅”,见《尚书》之《召诰》《洛诰》。。《诗·大雅·緜》“率西水浒,至于岐下”[6] (P510上栏),说明太王迁岐,看重的是岐地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6] (P543上栏),则说明阴阳的向背、水流的方位也是都邑选址的重要依据。相宅之后,居址已初步选定,然后才占卜。可见,徙居都邑,相宅才是关键,至于占卜,除了判断吉凶宜忌,更多基于政治的考量。《论衡·辨祟》:

圣人举事,先定于义。义已定立,决以卜筮,示不专己,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8] (p1009)

就是说,圣人在进行卜筮之前,就已做出决断,卜筮只是以鬼神的名义使“众下”信服。“定于义”即“蔽志”[5] (《哀公十八年》P1713)、[6] (《尚书·大禹谟》P136下栏),占卜有先“蔽志”后“命龟”的做法，需依次相宅、蔽志、命龟。就熊绎“卜徙”而言,当亦如此。其一,时代上,熊绎卜夷屯与成王卜洛邑间隔不久,而且楚臣属于周,方法上应有所借鉴;其二,如上所述,楚五世六君居夷屯约一个半世纪,这说明夷屯的自然地理条件适于楚人居住,熊绎选址于此应经过了反复勘察;其三,楚人惯于“蔽志”,如《左传·哀公十八年》载楚惠王“蔽志”以命右司马子国为帅,楚简中也多有楚人占卜“蔽志”的记载[9] (P391-434)。

三

以上对“卜徙”进行了一番解析,下面再谈谈卜居的目的地——夷屯。

由简文可知,夷屯与鄀临近。鄀即上鄀,在今湖北宜城东南[10]。又夷水流经宜城,则夷屯或因夷水而得名。夷水即古鄢水,又名蛮水,即今汉水支流蛮河,楚人称作雎水[11] (P62下注①)。《水经注·沔水中》:“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县,东流注之。……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径罗川城,故罗国也。”康狼山,《清一统志》谓在南漳县西八十里;罗川城,《元丰九域志》云在宜城县西二十里[12] (P2392-2393)。夷水源出保康县,东流经南漳、宜城,注入汉水,故夷屯很可能就在南漳到宜城一线的夷水之滨*笪浩波先生则进一步认为在今南漳县武安县界。参见笪浩波《从近年出土文献看早期楚国中心区域》,《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周易》:“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6] (P19中栏)侯,阜阳汉简《周易》作“家”。《周礼·夏官》:“家司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马。”郑玄注:“家,卿大夫采地。”[6] (P833中栏)侯本为五等爵之次,这里当泛指“受民受疆土”的各级诸侯。又《周易·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6] (P95下栏)熊绎受封为子爵,楚国始立,正是“利建侯”与“物之始生”的体现。

屯,本指草木初生,引申为困难、艰难。《彖传》:“屯,刚柔始交而难生。”[6] (P19中栏)《说文·屮部》:“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在甲骨、金文中,“屯”字即像植物种子萌芽,破土而出之形。[13](P62)植物萌生之时,必然脆弱易折,须历经一番艰难方能长成。楚人立国后的处境便是如此。熊绎虽号为楚子,却不能“观中国之政”,在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据《国语·晋语八》,周成王召开岐阳之会,作为一方诸侯的熊绎只是干些“置茅蕝”“设望表”和“守燎”的差事,而未能参与盟誓。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右尹子革答楚灵王问时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5] (P1339)筚路,指柴车;蓝缕,即敝衣*参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孔颖达疏,《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引服虔说。。熊绎受封后不仅生活依旧清苦,还要跋山涉水以辛劳王事,甚至连所纳贡品也只是桃弧棘矢之类的菲薄方物。又《史记·孔子世家》:“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4] (P1932)“五十里”虽非实指,却足以表明熊绎获封土地的狭小。对此,张正明解释:“周成王把鞭长莫及的一块蛮荒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11] (P17)熊绎栖身于蕞尔之地,诚难有所作为。综上所论,可知草创时期的楚国无论政治处境还是生存条件皆异常艰难,这与“屯”卦的意象是相符的。因此,楚之后嗣以“屯”卦作邑名来缅怀先祖创业的艰辛。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熊绎卜居的探讨，可以认识到楚都邑的迁徙乃至邑名的确立与卜筮有着紧密的关联,但这种联系是非纯粹性的,往往掺入有楚人自身的意志。进一步或可说,卜筮之于楚人,实是神文与人文的统一,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1]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M].上海:中西书局,2010.

[2] 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赵平安. 《楚居》的性质、作者及写作年代[J]. 清华大学学报，2011,(4).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8] 黄晖.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沈培.从战国简看古人占卜的“蔽志”——兼论“移祟”说[M]∥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

[10] 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J].中国史研究,2011,(1).

[11] 张正明.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 杨守敬，熊会贞疏. 水经注疏[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3] 季旭昇. 说文新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刘炜评]

A Discussion on Xiongyi Divining the Cause of the Moving in theChapterChujuofTsinghuaBambooStripManuscripts

GUO Cheng-lei

(SchoolofHistory,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TheChapterChujuofTsinghuaBambooStripManuscriptsdetailed records that the generations of ancestors of Chu moved the capital to another place from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o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Only in the age of Xiong Yi recorded divination and it suggests the author of Chuju said praise to Xiongyi who established the Chu. Xiongyi divined before the moving to indicate that the moving was under divine guidance. As a result, his people would be more convinced. Yizhun was on the bank of the Yi River and its name may relate with Zhun Gua.

TheChapterChujuofTsinghuaBambooStripManuscripts; divine the cause of the moving; Yizhun, Xiongyi

2015-03-20

郭成磊,男,湖北荆州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考古与文物研究】

K877.5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