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杨阳，赵丛苍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延绥镇长城修建与战争及气候的关系

同杨阳，赵丛苍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710069)

延绥镇是明朝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侵设置的九边重镇之一，该地长城修建于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是明代气温变化的低峰期及北方草原蒙古族挥鞭南下的频繁期。这种对应现象的产生与游牧经济对环境很强的依赖性以及其和农业经济间强烈的互补性有直接关系，而长城因修建在农牧经济的过渡带，客观上发挥了通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功能。

延绥镇长城；战争；气候；游牧经济

图1　延绥镇长城走向示意图

对于以农耕产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而言，如何处理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部族的关系历来都是王朝政治的大端之一。在守势时期，中原地区处心积虑的是如何防御来去迅捷的游牧部族的侵犯。延绥镇长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修建主要是为了防御来自河套地区的蒙古骑兵的侵扰。

明代延绥镇又称榆林镇，为明代九边之一，其所辖长城从东到西分布在今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神木县、榆阳区、横山县、靖边县、定边县以及延安市吴起县，即陕西省与内蒙古自治区的过渡地带(图1)。延绥镇长城在明代不同时期逐步建造完成，而它最终能形成集信息传递、军事组织、后勤供应等为一体的军防系统，和当时的气候变化及战争环境密不可分。

一、延绥镇长城的修建过程

延绥镇长城大体上分为南、北两道。北边一道长城被称为“大边”，南边一道长城被称为“二边”或“铲削边”，两道边墙相距20～30公里。明代延绥镇长城是由连绵不断的墙体及墙体上的马面、敌台、墙体内外广布的烽火台和墙体后方的营堡共同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这一系统是不同时期边界敌我双方进退态势、防御实践的经验教训、建筑理念等综合发展变化的结果。

延绥镇长城的修筑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初提出修建者是时任延绥巡抚的王锐，但建议被否决，后经余子俊两次上疏，方才得以实施。成化九年(1473)，趁着红盐池大捷后的短暂和平时期，余子俊完成了延绥镇长城“大边”与“二边”的修筑，但由于时间仓促，工程质量不高。此后文贵、杨一清、刘天和等人在此基础上先后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甚至重筑工作。至万历年间对“大边”进行清除积沙和部分包砖后，延绥镇长城的修筑才告结束。具体而言，延绥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表1)[1]。

表1　延绥镇长城的修建过程一览表

续表1

时间阶段成果重大修建史实隆庆、万历年间(修缮小高潮)完成了修缮中路、东路大边长城;依次完成了中路、东路、西路的城堡包砌砖石工程[7](P28);扩建了镇城附近的款贡城和款塞台(镇北台)。1.隆庆四年巡抚郜光先督造了红石峡以西至长乐堡15公里的长城工程;重建了东北自保宁堡,西南抵波罗堡大川口间25公里大边长城。2.隆庆六年,朝廷下令“陕西三边及时修筑边墙、城堡、墩台,务期坚固垂久,不旷时靡费”[8](P31)。3.万历元年至二年,张守中完成延绥镇城的加固后,又开始全力整修西接镇靖堡东抵建安堡的中路150公里的大边长城[8](P472-473)。

二、延绥镇长城修建的历史背景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延绥镇长城沿线及以北河套地区经历了多次争斗。《读史方舆纪要》：“春秋时白翟地，战国属赵。秦始皇时为上郡地，汉属西河郡，后汉因之，建安中，荒弃。晋为并州徼外地，其后属于苻秦，寻为赫连夏所据。后魏仍属上郡地。后周置开光郡，隋废郡，以地属绥州，大业中属雕阴郡。唐属银州，开元中，属银川郡。宋没于西夏。元属绥德州，明初，因之。”[9](P2903)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分析，明代延绥镇长城处在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两种地理环境分别适应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随着不同时代的气候环境变化而导致的经济形式南北迁移，该地遂形成农牧交错地带，也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争夺的焦点。早在秦昭王时期，就在此区域修建了用来“御胡”的战国秦长城，经过秦始皇时期的沿用和西汉初年的修缮，长城地带一直作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分界线而存在，隋代也曾在该地修建长城防御突厥。实地调查资料显示，明长城修建时就曾部分沿用过隋长城和更早的汉代、战国时代的长城基址。在明代276年中，生活在长城南北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也由于各种原因展开了频繁的互动。延绥镇地区所面临的边防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阶段：

(一)正统年间矛盾初显

明朝延绥镇一带边防危机是从正统年间开始的。

明洪武十一年(1388)蓝玉帅明军攻打北元，蒙古分为鞑靼和瓦剌两大东西对立的部族。瓦剌属元朝，阿里不哥系蒙古，实行分封制，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肯特山以西地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皇位的历史矛盾遗留，该系蒙古一直与元朝不合。15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瓦剌蒙古到了脱欢、也先父子掌权时期，在父子执政的四十多年中，他们在统一蒙古大漠过程中对鞑靼蒙古贵族大加杀戮，使得该部族日渐衰微。此后年代里，瓦刺蒙古依然保持对鞑靼蒙古的高压态势。

迫于瓦剌蒙古的政治高压，鞑靼阿罗出等部南下黄河，进入河套地区，时任延绥镇都督王祯领兵开始筑建榆林城(时称榆林寨)，同时利用旧有的一些营堡扼控主要的通道，并在营堡以南栽立界石，建立了初步的防御体系。

(二)成化年间矛盾激化

到了成化年间，蒙古部族南犯愈演愈烈，已有的防御设施不能满足战事的需要，随着敌我形势的变化，原来属于内地的延绥一带已然变成边防前线，河套南部的榆林、米脂一带被逐渐强大的游牧部族占据，“后东胜内迁，失险，捐米脂、鱼河地几三百里”[2](P2237)。据不完全统计[10]：

成化元年(1465)，蒙古部族七次侵犯府谷堡、安边营、西墩梁、黄甫川、高家堡等地；

成化二年(1466)，蒙古部族二十余次侵犯庆阳、环县、神木、保德、花马池、榆林、黄甫川、平凉、固原、静宁、隆德、开城、华亭等地；

成化四年(1468)，两次进犯；

成化五年(1469)，七次进犯延绥一带；

成化六年(1470)，几乎每月都发生进犯的战事，不断侵犯延绥所属的保安、安塞、宁塞、安边、葭州以及宁夏等地，榆林的双山堡一年之内遭到三次进犯；

成化七年(1471)，游牧部族十二次进犯延绥一带的红山墩、怀远堡、定边营、榆林城、木瓜山、孤山堡等地以及宁夏、固原等地；

成化八年(1472)，定边营、安边营、固原、平凉、宁夏等地一年间多次遭受到游牧部族的烧杀抢掠。

有鉴于成化初年蒙古部族的屡屡犯边，朝廷上下对延绥镇的防御系统开始格外关注，于是时任延绥镇巡抚的余子俊积极向朝廷建议，创筑以墙体为依托的防御工程体系，由此开创明朝北边防务体系中西部大兴长城防御工事的先河[11](P249)，并很快在两年之内初步完成了延绥镇长城体系的建设。

(三) 弘治、正德年间矛盾继续升级

弘治六年(1493)，达延汗攻入延绥近邻宁夏地区。弘治十三年(1500)、弘治十四年(1501)，达延汗、火筛等率猛骑连年入据河套；正德元年(1506)春，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请复守东胜，指出河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陕右犹可息肩”[2](P2238)；正德二年(1507)、正德六年(1511)、正德十年(1515)，达延汗又多次犯边，攻入河套地区。明朝政府见此形势，随即开始修筑定边营，但所筑塞垣仅20余公里。

三、明代延绥镇长城沿线气候及自然灾害分析

中原农业民族与北边游牧民族之间，自古和战交替上演。有人认为南侵是由游牧民族的天性决定的，但其实中原地区并不适合游牧民族生活。大致来说，游牧民族要的是能从中原地区获得若干物资，能有出售畜产品的市场，他们并非想要中原土地。若游牧民族大量移入中原，必是在北方草原有了关系生存的困难。自然灾害，每是使他们不得不挥鞭南下进入中原的原因[12](P148)。而在北方干冷地区，天灾主要是过寒、大旱、虫灾或瘟疫。

据上文可知，明代延绥镇长城的修建和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的矛盾及战争密切相关,那么这段时间内气候状况如何，在长城以北地区是否发生了致命的自然灾害？

(一)气候的干冷化

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这种相当平稳的状态持续长达八千多年，给予人类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是到了元末明初，气温骤然下降，整个降温过程十分明显。此时全球正处于“小冰川期”，在欧洲，冰川在阿尔卑斯山区重复前进，大片农地和无数农庄被冰川摧毁或损坏；在中国，人们并没有享受到像汉、唐时期的太平盛世，北方地区霜冻、干旱经常出现，农作物歉收也成为常事，连年的饥荒使得人吃人事件经常出现，动乱接连不断；长江三角洲地区就出现多次太湖结冰封冻、黄浦江冰厚数尺的现象以及苏北的大寒事件[13]；就连西南部的云南省，也在小冰川期接连遭遇强烈暴风雪[14](P134)。寒冷骤然加剧，粮食产量骤然下降，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农业帝国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二)旱灾的频频发生

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以至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延绥镇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西北内陆，境内的地貌以沟壑丘陵为主，生态环境脆弱。明代大范围、区域性的气候干冷化发展引起了延绥镇长城沿线地区旱灾的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延绥地区的旱灾大体集中在以下时段[15]：

明洪武至洪熙(1368-1425)57年间，气温相对暖湿，旱灾较少发生，仅有6次记载，平均9.5年发生一次。

宣德至正统(1426-1449)这23年间，旱灾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共发生11次，平均2.09年发生一次，其中宣德九年(1428)及正统年间8次旱灾造成“旱田皆无收”的局面。

成化元年至弘治年间(1465-1505)，旱灾出现第二个高潮。40年间，共发生旱灾22次，平均为1.8年一次，其中以成化二十一年(1485)和弘治十一年(1498)两次最为严重，陕北各州县“数月不雨，麦禾俱伤”[16](P140)“赤地千里，井邑空虚”[17](P105)。

明代末期，民族矛盾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崇祯元年至四年(1628-1631)，全陕不雨，延安府大饥，“人相食”。崇祯九年至十七年(1636-1644)，陕北各州县连年不雨，是明代陕北地区遭遇干旱灾害最密集的时期。最终明代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灭亡了。

在明代全国处于小冰期气候寒冷干旱时，延绥地区旱灾极为严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更不用说处于长城以北的本身就位于干旱寒冷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中的游牧民族了。

四、余　论

现代地理学研究表明，年平均气温下降2℃，农作物的分布就会南移2～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小冰川期造成明代连年干旱，农作物产量不断减少，游牧区牧草枯黄、物资缺乏。于是，迫于生存压力的蒙古部族便频繁南下寻找新的生活资源，不可避免地闯入农耕文明区域，而明朝政府实施的是与生俱来的严防死守政策，不断加强北部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在延绥镇地区亦必然如此。

(一)延绥镇长城的修建与战争、气候的关系

图2　延绥镇长城修建、战争发生频率较高以及明代气温变化时间对应关系图(图片来源参考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相关内容绘制)

延绥镇长城的修建、游牧民族频繁进入河套地区以及明代气候干冷化并频繁出现旱灾，三者发生的时间极为一致。例如成化年间，气候寒冷达到一个小高峰，长城沿线的旱灾最为频繁、最为严重；与此同时，这个时段蒙古部族进犯河套地区的频率也急剧升高，仅成化八年(1472)之内就达50次以上；恰恰延绥镇长城体系的大体建成也在成化九年至十年(1473-1474)。笔者将三者发生的时间进行统计，得到对应关系图(图2)。

图3　明代延绥镇气候变化、战争发生高频率与长城修建因果关系图(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从图2可以看出，延绥镇长城的修建总是伴随着气温低峰以及长城以北游牧民族频繁犯边。这是因为气候变冷变干，农业民族首当其冲，农产品歉收，民不聊生。而处在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的更是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因而必须寻找新的宜牧地区或者直接以掠夺的方式获得维持生存必需的生活生产资料，遂向南部的农耕地区频频发起攻击[18]。而农业民族面对性格彪悍、战略灵活的游牧民族进攻时，一定会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最为显著的就是修建长城，其对应关系如图3所示。

这样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南北朝时代有过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原的记录，五代、辽金、明代，中原也曾屡次遭到北方民族的入侵。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看，三国到六朝时代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回暖，唐代则是高温期，五代又开始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短暂回暖，但仍比现今温度低。元明均处于寒冷期，直到清朝中期开始回暖。气温的变化与少数民族的入侵及王朝的更迭如此契合，并不只是巧合。而这种对应关系细化到王朝内部，亦是如此。气温开始干冷，旱灾频繁，对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耕和游牧的民族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等等。

(二)两大经济形态的差异与文明的互动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长期冲突，在历史记载中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种难以平衡的关系。定居的农业社会，从西方哈德良的罗马帝国，到东方西汉时期的中国，都会筑起城墙和壁垒来划分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地盘。可是，历史上总会时不时有游牧民族越过边墙打破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平衡关系。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形，难道真的是由游牧民族性格中固有的“侵略性”决定的？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在于需要将生产过程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以保证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产周期长，生产过程的季节性和时效性明显，错过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因此，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保持社会稳定，不打乱生产节奏是第一要务；而游牧经济，则要在游动中放牧、狩猎，而自身产品的单一性和不耐储存性，使得游牧民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低，对自然环境有着更强的依赖性，需要适时得到农耕民族的援助与产品补充。但当游牧民族遇到巨大的自然灾害时，他们的牲畜数量就会大大减少，无法拿出足够数量的畜产品与农耕民族交换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挥马越境，掠夺财富，往往成为不二选择[19](PP241-242)。因此，两种经济文化形态格格不入，矛盾斗争有时十分尖锐。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成为农业经济地区统治者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20](P129)。而气温的每次下降，都是草原民族面临的一次自然挑战。在小冰川期，曾经的蒙古人，“一个人口不超过百万的民族，征服了那些总人口加在一起有一亿之多的国家”[21](P5)，他们对征服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身后的干冷气候打败了。

面对行动异常迅猛的游牧民族，当天然的高山、大漠难以阻挡其对农耕地区的冲击时，中原的统治者多数会利用农业社会强大的组织力量，不断修筑、完善长城，建起一座人工屏障，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隔离开来，阻止游牧民族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对农业地区的掠扰，以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文化的正常、有序发展，从而达到维护政权的目的。正如《后汉书》所言：“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22](P2992)但实际上，长城修筑在农耕生产区域与游牧生产区域的过渡地带，这一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是可耕可牧，是南北民族都想争取的地区。虽然长城有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的作用，将农、牧区隔裂开来，但由于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产品的强烈依赖性，要求突破长城的阻碍与农耕民族交往，在中原王朝所修筑长城的军事防卫、文化阻碍面前，游牧民族发动激烈的抢夺及战争的必要性又进一步加强。“于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内部循环的动力机制，即长城的阻碍强化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地理分异，加深了长城内外的文化差异，而这又必然导致更激烈的军事冲突，长城的重要性又进一步加强，于是又要求加强长城的隔离作用，如此循环下去，直到双方之中的一方彻底赢得边界的胜利，即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或者汉族统治范围大大越过长城。”[23]因此，长城南北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具有强烈的互补性，长城又建立在农牧区的过渡带上，两者之间的联系不仅没有阻断，反而在长城地带互相冲突、影响、交融、吸收，从而使长城在客观上又发挥了融通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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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炜评]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Yansui Area′s Great Wall and War as well as Climate

TONG Yang-yang， ZHAO Cong-cang

(SchoolofCulturalHeritage,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069,China)

Yansui was one of the nine important counties constructed in Ming Dynasty aiming at defending nomadic people in the north. Yansui′s Great Wall was mostly built in Zhengtong, Chenghua, Zhengde, Jiajing, Longqing and Wanli time in Ming Dynasty, the same time when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 was in the low peak period and Mongolians in northern grassland invaded inner land frequently. This correspondence resulted from the fact that nomadic economy was at that time dependent on its climate and its mutual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economy. Since Great Wall was built in the transitional reg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nomadic economy, it has facilitated the exchang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nomadic economy.

Yansui area′s Great Wall； War； climate； nomadic economy

2015-06-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军事考古学研究”(13&ZD102)

同杨阳，女，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秦汉考古和中国历代长城研究。

【考古与文物研究·军事考古学专题之二】

K871.45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