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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颂:

2016-09-23吴畅畅

上海艺术评论 2016年4期

从去年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到今年《欢乐颂》,描述城市中产阶层的电视剧逐渐成为网络热议的对象。网上有文章评论道:“《欢乐颂》的特点,就是把相对真实的东西,撕开了给大家看。”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网站甚至相继转载“《欢乐颂》引发价值观的争议”之类的文章,这表明,以城市中产为主角的电视剧,通过再现其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以及因此日益崛起的阶层,在情感结构、文化实践与生活形态甚至阶层意识上彰显的“时代性”,从而根本性地参与到社会结构与阶层关系的重构过程中。

在当下的社会情境里,关于电视剧研究最紧要的问题是,电视剧生产制在国家主导下的民营化过程中如何建构新形式的社会包容与社会排斥,进而影响社会分层的进程;并且,在一个承袭共产主义革命传统当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内,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不平等如何在电视剧中被美化、淡化、窄化,抑或是被自然地呈现为一种必然性、进而被合法化的社会事实1。本文试图从这两个角度,重新解析《欢乐颂》如何站在城市中产的立场,自主地成为一个彰显社会冲突与抗争的场域,以及一种掺杂了多重历史问题与社会现象的文化症候。

错位交叠中崛起的“新中产”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跃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外媒或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正迈向一个“泛中产”或“新中产”社会。这一在物质性与文化趣味之间存在明显“错位”、交叠或冲突的人群,在过去十余年间俨然成为民营影视公司制作电视剧或省级卫视策划电视综艺节目时首要考虑的目标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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