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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不是那个“吹唢呐的人”

2016-09-23王杰

上海艺术评论 2016年4期
关键词:文化

王杰

电影《百鸟朝凤》在著名电影制作人方励跪求院线排片放映之后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影响超出了电影人的圈子。这一段时间里,许多影评人和评论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对于《百鸟朝凤》的艺术价值和当代审美意义,肯定的、否定的、质疑的都有。我的讨论想从一个问题开始:吴天明是一个“吹唢呐”的人吗?

20世纪30年代,德国美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写过一篇讨论小说家卡夫卡的论文《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卡夫卡是远古神话时代祭司的现代传人。因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话和祭神仪式的基础均已被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瓦解,因此,神话时代的祭司就演变成了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的人”。本雅明认为卡夫卡的重要之处在于:在世俗神话的时代,在货币成为神明的时代,他仍然坚持着远古神话时代祭司的使命——向世人传达“神”的意旨,指认当代人们生活的实质和意义——当然是用写小说的方式。

在当代中国的文人和艺术家中,小说家莫言自称是“讲故事的人”,电影导演吴天明在《百鸟朝凤》也向我们暗示这一点。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吴天明是“讲故事的人”吗?或者说吴天明是“吹唢呐的人”吗?

在中国的农耕文化中,唢呐是神器,在迎娶新娘的典礼和为逝去生命致哀的仪式上,唢呐是品藻人物的仪式神器,它是为感觉结构定调的关键器物。唢呐音乐的品和格,是人生意义的显影和放大,因此,备受尊敬和仰慕。在中国的农耕文化中,吹唢呐人的地位相似于古希腊神话时代的祭司,他们的职责是供奉神明,为神明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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