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周晓燕

国产影片《百鸟朝凤》于2016年5月6日，与好莱坞大片《美国队长》同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制片人方励现身某直播平台用下跪、磕头的方式，恳求全国院线经理为《百鸟朝凤》增加排片，引起关注，成为一个文化“事件”。近日来自浙江大学、上海社科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传媒学院、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盐城工学院的学者们，围绕《百鸟朝凤》现象展开了讨论。

王杰（浙江大学）：近来我对悲剧题材的电影都很关注。《百鸟朝凤》在我看来是一部中国式的悲剧作品，是中国当代悲剧观念的体现。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认同的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经验。按照电影的叙述，游天鸣拜师是1982年，焦师傅去世应该是1992年或者1993年。我觉得导演专门把1982年标出来，说明导演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是很明显的，他是想做成一部悲剧片。这部电影把中国社会现代化初期悲剧性的经验又激活了，我们被感动，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在那一段时间的经历。《百鸟朝凤》导演的意图还是好的，只是导演的意图和他想达到的目的有一段距离，就像马克思分析拉萨尔《济金根》一样，你的意图和你所表达的思想是错位的。

苏东晓（浙江传媒学院）：电影里的焦三爷与其说是迷恋唢呐，不如说迷恋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或者说怀念自己往昔的“权威”。所以，我觉得《百鸟朝凤》是一种文化权力结构的表达。此外，吴天明90年代拍的《变脸》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是愿意冲破旧规矩的，但现在《百鸟朝凤》反而倒退了，变成了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