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基于语料库的刘宇昆与葛浩文译者风格比较研究

2016-09-22宋改荣龚玉龙

怀化学院学报 2016年7期
关键词:葛浩文语料库译者

宋改荣, 龚玉龙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710054)

基于语料库的刘宇昆与葛浩文译者风格比较研究

宋改荣,龚玉龙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710054)

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借鉴Baker单语类比研究模式,从语言层面对刘宇昆和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在词汇层面,二者在词汇多样性方面极其相似,但前者偏好长难词汇,书面语体特征明显;在句子层面,二者叙述结构相似,但相比葛浩文,刘宇昆少用复合结构,句长较短,表达趋向于简洁化。另外,STTR在英语翻译文本中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不足以明显区分不同译者风格。研究为今后的译者风格探究和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语料库;单语类比研究模式;刘宇昆;葛浩文;译者风格

长期以来译者的翻译活动被视为一种模仿性而非创造性的活动,因此以往的译者风格研究往往与原作或原作者联系起来。学界很少将译者风格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但随着描写性译学的崛起,译者的“声音”[1]和“痕迹”逐渐凸显,译者风格研究也逐渐走向科学化和系统化。尤其是自2000年Mona Baker将语料库引入译者风格研究之后,译者风格研究作为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译者风格研究在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助推下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继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之后,中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著作《三体》也荣获雨果奖,再次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吹响了嘹亮的号角。而在这一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中,译者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莫言的成功和刘慈欣科幻著作走出国门,并被全世界所认可,译者葛浩文和刘宇昆皆功不可没。因此,本文以文学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作品为研究语料,从词汇和句子层面对二者的译者风格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简要剖析,以期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战略探索出更加有效地翻译策略和方法。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译者风格或翻译风格研究主要着眼于原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个性化的语言使用如何在译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而现代翻译学中的译者风格研究主要探索如何描写文学翻译者或译者群体所独有的翻译语言特征。Baker将译者风格理解为一种“指纹”,包括一系列语言和非语言的特征[2]245。这些语言特征是指一位译者在翻译不同文学作品时,其所有译文中表现出的一些规律性语言模式,这些语言模式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为译者偏爱、反复出现、习惯性的语言行为模式,而这些特征不完全是源文本或原作者语言风格影响的结果[3]。就非语言特征而言,Baker将文学译者翻译选材的个性化偏好以及前言、后记和脚注的添加也定义为译者风格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Baker借助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采用单语类比研究模式,从词汇多样性、句子复杂程度和叙事方式三个角度出发,以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SAY的叙述结构为参数,对不同译者在其各自所有译文表现出的整体翻译风格差异进行对比分析。不同于Baker的单语类比研究模式,平行语料库基础上的译者风格研究则主要关注不同译者对相同源文本中语言现象在各自译文中的规律性、个性化的处理方式。

基于单语类比研究模式和双语对比研究模式,黄立波,王克非(2011)首次对译者风格研究进行概括归纳,将其分为“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T-型)和“源文本型译者风格”(S-型)两大类[4],前者就是Baker所说的“译者风格”,后者与传统的翻译文体研究相似,也正是Saldanha(2011)指出的“源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关注目标文本对源文本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行为[5]。而“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则强调译者特有的、规律性的、下意识的表达方式,不受源文本或原作者写作风格的影响。Baker之后,国内外学者对译者风格的语料库研究集中于“源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而对“目标文本型译者风格研究”以及相对应的单语类比研究模式的关注度明显较低。此外,近年来学界对译者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及其翻译风格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对新兴著名文学译者刘宇昆的相关翻译研究却寥若晨星。因此,本文采用单语类比研究模式,通过对刘宇昆和葛浩文译者风格的比较研究,探索著名文学译者在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在翻译风格上存在的共性特征,以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对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比较分析,着力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在语言层面上有哪些具体表现,同时,二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共性和个性化特征?

2.STTR、平均词长、平均句长等语料库统计数据能否有效地区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

(二)语料选取

D.Summers(1991)曾提出语料库相关研究中语料选取的七项基本原则,即学术价值或影响力原则、随机采样原则、作品流通度或作品被阅读的广泛程度原则、文本典型性的主观判断原则、档案馆中文本的可访问性原则、人们阅读习惯的统计采样原则和从指定年度或期限来选择文本原则[6]。根据此观点,胡开宝将翻译学研究语料库的语料选择原则归纳为三大原则:学术价值或影响力原则、语料可及性原则以及时间原则[7]。基于以上几项原则,本研究选取文学译者刘宇昆所译的13篇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声誉的中国当代小说,建立刘宇昆英译语料库,其中一篇为获得“雨果奖”的长篇小说《三体》,其余则是其获奖的短篇小说译作。同时,选取著名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的四部经典译著:《古船》、《骆驼祥子》、《狼图腾》和《生死疲劳》,建立葛浩文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语料库。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语料库的容量分别为 182,204和 678,422,由于两个语料库大小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中所提取的部分语料库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进而通过对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文本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探索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特征。

(三)语料库参数设定及语料检索

本文从词汇和句子层面分别以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词长分布和平均句长、句子复合结构以及叙述结构为参数,对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现当代小说翻译风格的语言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所涉及的统计数据主要由语料库统计软件Word Smith6.0和Ant Conc3.2.2获得。

在词汇层面,通过Word Smith6.0提取基本统计数据,包括类符、形符、类符/形符比、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和词长分布。类符形符比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通常作为衡量目标文本词汇多样性的重要标准。而平均词长和词长分布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目标文本词汇的复杂程度。在句子层面,通过Word Smith6.0获取平均句长,探析目标文本中句子难度。利用Ant Conc3.2.2检索语料库中所有包含that、how、what、who、whom、whose、whether、if、as、when、where、why、which的句子数目,粗略得出这些词引导的名词性从句与定语从句的数量和比率。进而推测出两个语料库中句子复合结构的大致使用情况。最后,再通过Ant Conc3.2.2提取报道结构中常见转述动词SAY各个形式以及其后连接词的使用情况,进而对文本的叙述结构进行简要探析。

三、语料库统计结果及分析

(一)词汇层面数据统计及分析

1.类符形符比

单纯的类符和形符不足以描述文本的本质特征,但类符形符比,即一个文本所使用不同词汇的数量与总词汇数量的比率,通常用来衡量一个文本中所使用词汇的变化性和多样性,比值越大,则该文本的词汇变化性和多样性就越高。但考虑到文本长度的差异,超过1 000词的语料库通常以标准类符形符比为衡量标准,计算方法是以1 000词为标准,分段计算出一个类符形符比,然后将所有的类符形符比加以平均。

表1 刘宇昆与葛浩文翻译作品标准化类符形符比比较

观察表1可以看出,葛浩文翻译文本和刘宇昆翻译文本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仅仅相差0.2个百分比,也就是说两位译者的译文在词汇多样性和丰富程度方面相当接近,平均每千词的差异仅为0.2词。由此可以推出,在词汇多样性和丰富程度方面,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极小。此外,刘宇昆与葛浩文小说翻译文本都与英语翻译语料库(TEC)中小说类子语料库的标准化类符形符比44.63[8]十分接近。这正如2014年黄立波通过研究印证的结果,即就汉英翻译而言,不同译者翻译同一文本或者不同译者翻译不同的文本,除个别译者外,大多数译者(至少是在汉语小说,无论是古典还是现当代小说英译方面)在STTR方面的差距不大[9]56。因此,可以判断标准化类符形符比这项参数很难明显区分不同的译者风格特征,同时,刘宇昆在词汇多样性和变化度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个性化特征。

2.平均词长和词长分布

平均词长是指特定语料库中形符的平均长度,以字母数量为单位。平均词长越长,说明文本中使用的复杂词越多。一般文本的平均词长在4个字母左右,低于4个意味着文本相对简洁浅显。远高于4个则说明文本较为复杂。而词长分布则能更加鲜明具体地的展示出文本中词汇的复杂度和长词使用情况。

表2 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作品平均词长比较

由表2可以看出,刘宇昆翻译文本与葛浩文翻译文本的平均词长分别为4.50和4.29,二者数据差仅为0.21,并且二者均与英语小说翻译语料库的平均词长极其接近。这表明刘宇昆与葛浩文翻译文本的词汇复杂度相近,前者略高于后者,而且平均词长这一语料库数据一般情况下也很难明显区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

表3 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作品词长分布表

图1 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作品词长分布图

观察表3和图1可以明显看出,在单字母词汇使用方面,刘宇昆翻译文本略高于葛浩文翻译文本。然而,译者葛浩文在2个字母词汇一直到7个字母词汇的使用上均高于刘宇昆。此外,译者葛浩文4个字母及其以下字母词汇的使用比例明显要高出刘宇昆2.72个百分点,而在7个及其以上字母较长词汇的使用上明显低于刘宇昆3.71个百分点。同时结合表2中二者平均词长的比较,可以推出:相对于葛浩文翻译文本而言,译者刘宇昆的翻译文本词汇长度较长、词汇复杂度较高,书面语体特征更强,而作为叙事文体的特征略低。造成该方面译者风格差异的原因很可能与二者的翻译选材联系密切。相比译者葛浩文,刘宇昆所翻译的文本几乎全部是科幻小说,存在大量较为复杂的科技新词和科技术语,具有一定程度的科技语体特征。因此,这一语体特征反映到其翻译文本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词汇复杂度,增强书面语体特征。这一特征也恰恰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郭建中所提出的科幻小说翻译三项基本原则中的科学性原则[10]。

(二)句子层面数据统计及分析

1.平均句长和句子复合结构

句子的长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句子的复杂程度[11]。此外,句子的复杂程度还体现在句子的结构复杂性上,集中表现为复合句的使用。而复合句中,名词性从句和定语从句的使用较为突出。因此,本研究选取that、how、if、what、whether、who、whom、whose、as、when、where、why以及which等常用来引导名词性从句或定语从句的词汇为参数,考察两位译者的句子复杂程度。研究相关统计数据如表4和表5:

表4 刘宇昆和葛浩文平均句长比较

表5 刘宇昆和葛浩文as、which等词的统计数据比较

从表4和表5数据可以看出,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文本的平均句长分别为12.66和16.14,二者差值多达3.48,即平均每个句子刘宇昆要比葛浩文少用3.48个词汇。同时,刘宇昆翻译文本平均句长与翻译英语语料库(TEC)中的小说类翻译文本极其接近,而葛浩文翻译文本平均句长则相差达2.63个词汇。此外,在以名词性从句和定语从句为代表的复合句结构使用情况上,葛浩文要高出刘宇昆0.88个百分点。由此可以明确判断,相对于葛浩文翻译文本,译者刘宇昆的平均句长较短,复合结构使用较少,句子更趋向于简洁化。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刘宇昆在科幻小说翻译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也是郭建中所倡导的科幻小说翻译基本原则之一的通俗性原则。由于科幻小说的科学性特征,如何将晦涩难懂的科学信息更加通俗简单地翻译出来,一直以来都是科幻小说译者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从本研究可以看出,译者刘宇昆主要是通过简化句子结构来达到通俗性的翻译目标。相比之下,葛浩文则更倾向于使用长句和复合结构。另外,以上数据和分析可以得出,平均句长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在句子层面上较明显地区分不同译者的译者风格。

2.叙述结构

Baker(2000)在其研究中将转述动词SAY的各种形式作为区分译者翻译风格的一项重要参数,探讨译者翻译文本中所呈现的独特的叙述结构特征。她还指出,不同时态的转述动词SAY的使用所表现出的叙述语气的正式程度和叙述的直接性效果都大相径庭。一般,在同一语法位置上,与过去时said相比,现在时的叙述动词says的使用更能拉近读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达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2]252。因此,有时为了达到这样的叙述和阅读效果,即便原文中采用的是过去时,译者也会选择使用转述动词的现在时形式。对转述动词SAY的各种形式在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文本中的统计如表6:

表6 刘宇昆与葛浩文翻译文本SAY的各种形式统计

观察表6可以发现,总体上看,刘宇昆和葛浩文翻译文本中转述动词SAY的各种形式使用频次由高到低的排列次序均为:said>say>saying>says。葛浩文翻译文本中转述动词SAY的使用比重要略高于刘宇昆。此外,二者除了在转述动词SAY的过去时said的使用频率上差异稍大一些外,在其他动词形式上的使用极其相近。由此可以总结,相对于译者葛浩文而言,刘宇昆转述动词SAY使用比例略低,并且在其各种形式中,过去时said的使用率也较低。但总的来说二者差别不大,很难区分二者在这方面的译者翻译风格特征。以上数据分析结果也再一次印证了,黄立波在其译者文体考察研究中所作出的判断,即转述动词SAY的各种形式在英语翻译文本中的分布趋势表现出一定的共性,突出的差别表现在对said的使用上,但仅仅依靠这一个参数很难将一个译者的风格与另一个译者区分开来[9]60。

通过上述语料库数据统计和分析,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在词汇层面和句子层面都呈现出了一些共性和个性化特征。在词汇层面,译者刘宇昆与葛浩文翻译文本词汇多样性和变化度方面极其相似,二者并不存在显著的个性化特征。然而,相比葛浩文,刘宇昆在当代小说翻译中多使用长、难词汇,词汇复杂度高,书面语体特征更明显。在句子层面,译者刘宇昆翻译文本平均句长较短,少用复合结构,表达趋向于简洁化,而葛浩文则倾向于使用长句和复合结构。此外,刘宇昆和葛浩文在转述动词SAY的使用上比较接近,二者在过去时said的使用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是还不足以凸显出二者在叙述结构上的独特翻译风格的差异。另外,研究表明,STTR和转述动词SAY的使用在英语翻译文本中存在一定的共性特征,还不足以明显区分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特征。而平均句长在一定情况下则可以凸显出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在句子层面上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对文学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的翻译文本进行统计分析,更加直观、清晰地呈现出译语的个性化特征,充分发挥了语料库在译者风格研究方面的优势。通过数据分析,虽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译者刘宇昆和葛浩文的翻译风格,但是由于一些相关翻译语料获取的难度较大以及文章篇幅的限制,本研究中自建语料库的规模和研究范围有限,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中,如果能进一步扩大自建语料库的规模,同时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相结合,单语类比研究模式和双语平行对比研究模式相结合,将会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1]Hermans,Theo.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J]. Target,1996(1):23-48.

[2]Baker,Mona.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translator[J].Target,2000,12(2):241-266.

[3]黄立波,朱志瑜.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以葛浩文英译现当代中国小说为例[J].外语研究,2012(5):64-71.

[4]黄立波,王克非.语料库翻译学:课题与进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6):911-923.

[5]Saldanha,Gabriela.Translator Style: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Translator,2011,17(1):25-50.

[6]Summers,D.Longman/Lancaster English Language Corpus:Criteria and Design[M].Marlow:Longman,1991.

[7]胡开宝.语料库翻译学概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45-46.

[8]Olohan,M.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Routledge,2004:80.

[9]黄立波.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56.

[10]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4.

[11]杨惠中.语料库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Ken Liu’s and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Style

SONG Gai-rong,GONG Yu-l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Foreign Languages,Xi'an Polytechinc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54)

The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en Liu's and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style manifested in their Chinese fiction translations in the light of Mona Baker's Monolingual Comparable Research M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It has been shown that,in terms of lexical features,the two literary translators share the similar lexical variety,but Ken Liu prefers long and complex words with a distinct feature of written language.In regard to the syntactic features,they share the similar use of reporting structure,but Ken Liu has a tendency for concise expressions with fewer compound sentences and shorter average sentence length.Besides,it is also shown that STTR alone can hardly be used to distinguish translators'styles.This research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later corpus-based studies of translator's style and the“going-out”projec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rpus;monolingual comparable research mode;Ken Liu;Howard Goldblatt Translator’s style

H315.9

A

1671-9743(2016)07-0106-04

2016-06-30

宋改荣,1962年生,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

龚玉龙,1991年生,男,河北沧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猜你喜欢

葛浩文语料库译者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生存与翻译存在关系的生存论建构
《语料库翻译文体学》评介
论新闻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翻译家葛浩文研究述评
英文摘要
Translation Thoughts Inquiry of Howard Goldblatt
基于JAVAEE的维吾尔中介语语料库开发与实现
从认知隐喻角度解读葛浩文的“隐”与“不隐”——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葛浩文翻译思想浅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