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中医药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32

从量效关系探讨《伤寒论》甘草用药规律

张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中医药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32

目的 从量效关系探讨《伤寒论》甘草的用药规律，为临床提供借鉴。方法 系统整理《伤寒论》中含有甘草的条文，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分析甘草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 经筛选，共纳入含甘草方剂70首，其中2首（2.86%）含生甘草、68首（97.14%）含炙甘草。甘草的单次服用剂量与药味数、用水量、剩余水量、单次服用水量和次数均密切相关（P＜0.01）。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甘草是否为主药与药味数关系密切（P=0.029）。含炙甘草方剂中炙甘草为非主药48首（73.85%），其单次服用剂量、药味数与炙甘草作为主药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炙甘草与其他药物配伍时，其用量与药味数存在一定规律，为主药时未发现与生姜、大枣、人参配伍。结论 从量效关系可以发现《伤寒论》中甘草剂量及其配伍灵活多变、功效广泛，剂量与药味数存在一定规律，可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伤寒论；甘草；量效关系；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

DOl：10.3969/j.issn.1005-5304.2016.09.013

据考证，《伤寒论》与《伊尹汤液经》《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1-2］。基于《伤寒论》的思维，认识并挖掘其药物的使用规律，总结药物功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通过统计学方法分析《伤寒论》方剂和某一药物的使用规律，是还原张仲景原意的直接途径，可避免通过其他学说解释《伤寒论》造成其内容牵强。

甘草又名“国老”“甜草”“乌拉尔甘草”“甜根子”，多生长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草原、沙漠边缘和黄土丘陵地带，是中药常用药。《神农本草经》谓：“甘草，味甘平。主五脏六府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金创，解毒。久服轻身延年。”本研究探讨《伤寒论》甘草的用药规律，分析甘草组方的归经、甘草剂量、药味数、用水量、剩余水量、单次服用的水量、服用次数，以期发现《伤寒论》使用甘草的量效关系以推测其原意，为临床提供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归纳宋本《伤寒论》［3］中含甘草方剂的条文。甘草组方的归经根据各条文进行分类，存在异议的方剂根据其组方特点及主治进行分类。分析炙甘草与桂枝、芍药、干姜、生姜、大枣、人参和其他药物配伍时，主要根据炙甘草在组方中的剂量与药味数的比例进行分类。

1.2数据规范

根据东汉时期1两=24铢=13.80 g、1斗=10升、1升=10合进行剂量转换［4］。半夏散及汤（散剂）、四逆散（散剂）、理中丸方（丸剂）由于无法转换其剂量，剂量分析不包含此3首。

1.3观察指标

①甘草组方的归经、甘草剂量、药味数、用水量、剩余水量、单次服用的水量、服用次数、单次甘草服用剂量。单次甘草服用剂量=单次服用水量÷用水量×甘草剂量。②甘草剂量、单次甘草服用剂量分别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③生甘草的使用剂量，以及炙甘草作为主药或者非主药时与桂枝、芍药、干姜、生姜、大枣、人参和其他药物配伍的使用剂量。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所有计量资料经One-Sample Kolmogorov-Smirnov Test进行正态分布检验。若符合正态分布采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M（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二元相关性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炙甘草作为主药或者非主药时与甘草剂量、药味数、用水量、剩余水量、单次服用水量、服用次数、单次甘草服用剂量之间的关系。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组方归经

含有甘草的方剂共70首，占全部方剂113首的61.95%。从六经分布来看，甘草分布依次为：太阳证33首（47.14%）、太阴证29首（41.43%）、阳明证24首（34.29%）、少阳证7首（10.00%）、少阴证7首（10.00%）、厥阴证6首（8.57%）。其中治疗阳证31首（44.29%）、阴证21首（30.00%）、阴阳合证18首（25.71%）。

2.2甘草剂量

67首含甘草方剂中剂量情况见表1。相关性分析显示，甘草单次服用剂量与药味数、用水量、剩余水量、单次服用水量和次数均密切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0.000，0.004，0.001，0.001）；而甘草剂量与其他因素无相关性（P=0.148，0.078，0.225，0.481，0.293）。

表1　67首含甘草方剂中剂量情况

2.3甘草剂量与药味数相关性

甘草单次服用剂量与药味数呈反比关系的方剂共18首（26.87%），即药味数越低、甘草单次服用剂量越高，表明甘草在这些组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表明，甘草是否为主药与药味数关系密切（P=0.029），见表2。

表2　67首含甘草方剂中甘草是否为主药与各因素相关性分析

2.4生甘草配伍剂量与药味数的相关性

含生甘草的方剂仅2首（2.86%）。单用生甘草可以治疗少阴病咽痛，其服用剂量为6.9 g（≈7 g）；如未愈则加用桔梗进行治疗，其单次服用剂量为4.6 g，是药味数的2.3倍；如组方为2味药，每日2次，则生甘草的服用剂量为9.2 g（≈9 g）。

2.5炙甘草配伍剂量与药味数的相关性

含炙甘草方剂为68首（97.14%），除3首无法转换剂量，65首含炙甘草方剂中炙甘草为主药 17首（26.15%）、为非主药48首（73.85%）。炙甘草为非主药时的甘草单次服用剂量、药味数与其作为主药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见表3。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如炙甘草为主药，其服用剂量为22.79 g（≈23 g）；炙甘草为非主药，则为6.12 g（≈6 g）。

表3　65首含炙甘草方剂中剂量情况（±s）

表3　65首含炙甘草方剂中剂量情况（±s）

注：倍数=甘草单次用量÷药味数；与炙甘草为非主药比较，*P＜0.05，**P＜0.01（下同）

重要性 　方剂数 　甘草单次用量/g 　药味数 　倍数主药 　17 　6.59±3.18**　3.47±1.01**　1.90非主药 　48 　3.21±0.95 　6.29±1.91 　0.51 F值 　　24.105 　3.953 P值 　　0.000 　0.000

2.5.1配伍桂枝 炙甘草为非主药的甘草单次用量、药味数与其作为主药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P=0.015），见表4。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如炙甘草为主药，其服用剂量为18.57 g（≈19 g）；炙甘草为非主药，则为5.77 g（≈6 g）。

表4　29首炙甘草配伍桂枝方剂中剂量情况（±s）

表4　29首炙甘草配伍桂枝方剂中剂量情况（±s）

重要性 　方剂数 　甘草单次用量/g 　药味数 　倍数主药 　6 　6.19±1.75**　4.00±1.10*　1.55非主药 　23 　3.07±1.07 　6.39±2.17 　0.48 F值 　　1.274 　1.649 P值 　　0.000 　0.015

2.5.2配伍芍药 炙甘草为主药，即芍药甘草汤和芍药甘草附子汤，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其服用剂量为43.06 g（≈43 g）；炙甘草为非主药，即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其服用剂量为6.90 g（≈7 g），见表5。

表5　3首炙甘草配伍芍药方剂中剂量情况（±s）

表5　3首炙甘草配伍芍药方剂中剂量情况（±s）

重要性 　方剂数 　甘草单次用量/g 　药味数 　倍数主药 　2 　8.97±6.83**　2.50±0.71*　3.588非主药 　1 　3.45 　6 　0.575 t值 　　1.143 　-7.000 P值 　　0.458 　0.090

2.5.3配伍干姜 炙甘草为非主药时药味数与其作为主药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见表6。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如炙甘草为主药，其服用剂量为26.93 g（≈27 g）；炙甘草为非主药，即茯苓四逆汤，其服用剂量为9.26 g（≈9 g）。

2.5.4配伍生姜、大枣、人参 炙甘草为非主药，单次服用剂量为（3.46±0.99）g，为药味数（6.93± 1.39）的0.50倍，如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则其服用剂量为5.99 g（≈6 g）。炙甘草为主药时，未发现与生姜、大枣、人参配伍。

表6　6首炙甘草配伍干姜方剂中剂量情况（±s）

表6　6首炙甘草配伍干姜方剂中剂量情况（±s）

重要性 　方剂数　甘草单次用量/g 　药味数 　倍数主药 　5 　7.18±3.7 　3.2±0.84**　2.24非主药 　1 　3.86 　5 　0.77 t值 　　2.002 　-4.811 P值 　　0.116 　0.009

2.5.5配伍其他药物 炙甘草为非主药的药味数和单次服用炙甘草的量与作为主药时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7。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如炙甘草为主药，其服用剂量为18.07 g（≈18 g）；炙甘草为非主药，则为7.30 g（≈7 g）。

表7　12首炙甘草配伍其他药物方剂中剂量情况（±s）

表7　12首炙甘草配伍其他药物方剂中剂量情况（±s）

重要性 　方剂数　甘草单次用量/g 　药味数 　倍数主药 　5 　5.27±2.80 　3.50±1.00 　1.51非主药 　1 　3.04±0.47 　5.00±1.69 　0.61 F值 　　7.863 　0.808 P值 　　0.209 　0.137

3 讨论

《伤寒论》含甘草方剂占全部方剂比例高达61.95%，对其配伍和剂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有报道，甘草及其制剂可引起不良反应［5-6］，故在临床使用中剂量及疗程需要及时控制，并密切观察患者的肾功能。

古代炮制文献研究蜜制甘草较早见于唐代《千金翼方》“蜜煎甘草涂之”的记载。此外，尚载有不同的方法和要求，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蜜炒”，明代《炮制大法》则要求“切片用蜜水拌炒”。现代炮制工艺多采用烘法代替其他炮制方法制作炙甘草，研究表明烘制法所获得的甘草苷和甘草酸含量较高［7］。

本研究结果表明，从组方分布来看，甘草既可在热证、表证、实证中使用，又可在寒证、里证、虚证中使用，而且还可以在寒热错杂证、表里同病证、虚实夹杂证中使用。分析其功效：若生用，则具有清热止咳、祛邪化痈功效，一味甘草汤用治少阴咽痛，未愈则加桔梗一两组成桔梗汤治疗，此方还可以治疗表现为“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喝，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的肺痈；若炙用，则根据其配伍发挥不同功效，如第64条“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可见炙甘草可配伍桂枝治疗津液缺少所致心下悸，发挥滋阴合阳功效，而非其他配伍之缓急止痛、温肺化饮、补中益气、缓和药性的功效［8］。因此，在临床上可根据“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进行辨证应用。

方剂的量效关系在临床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挖掘《伤寒论》中甘草的量效关系可以灵活掌握甘草的功效和其使用特点。若按照《伤寒论》原文中的剂量进行直接换算，如芍药甘草汤方中炙甘草使用为4两，转换为55.2 g，则远大于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炙甘草2～10 g用量［9］。本研究结果表明，炙甘草是否为主药与药味数关系密切，因此临床上可以根据炙甘草在该方中的作用，通过方剂中的药味数，对炙甘草的使用剂量进行计算。如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炙甘草为主药，其服用剂量为22.79 g（≈23 g）；炙甘草为非主药，其服用剂量为6.12 g（≈6 g）。通过本方法进行计算的炙甘草剂量较符合现代使用规范。此外，与桂枝、芍药、干姜及其他药物配伍时也发现该规律的存在。如组方为6味药，每日2次，炙甘草为非主药，其服用剂量分别为5.77、6.90、9.26、7.30 g，与生姜、大枣、人参配伍，其服用剂量为5.99 g；炙甘草为主药，其服用剂量分别为18.57、43.06、26.93、18.07 g。值得注意的是，炙甘草作为主药时，未发现与生姜、大枣、人参配伍，可能炙甘草大剂量应用时补中益气作用较大，或临床未见生姜、大枣、人参的适应证。

综上，从使用分布看甘草可应用于六经各证，从量效关系可以发现《伤寒论》中甘草剂量及其配伍灵活多变、功效广泛，但剂量与药味数存在一定规律，可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1］冯世纶.经方源自神农时代［N］.中国中医药报，2010-07-26（4）.

［2］冯世纶.《汤液经法》是《伤寒论》蓝本［N］.中国中医药报，2008-07-30（4）.

［3］上海中医学院伤寒论教研室.宋本《伤寒论》［M］.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1991.

［4］傅延龄，宋佳，张林.论张仲景对方药的计量只能用东汉官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6）：365-369.

［5］吴波，陈玉皇.甘草甜素的不良反应［J］.中国误诊学杂志，2011，11（25）：6192-6193.

［6］黄清秀，谢凤华.注射用复方甘草酸苷致过敏性休克1例分析［J］.慢性病学杂志，2010，12（4）：364.

［7］李越峰，徐富菊，张泽国，等.炮制对甘肃道地药材甘草中甘草苷和甘草酸含量的影响［J］.中兽医医药杂志，2016，35（3）：50-53.

［8］倪博文，李丽娜，等.甘草人参大枣在经方中使用规律辨析［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10）：138-139.

［9］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86-87.

（修回日期：2015-12-23；编辑：向宇雁）

Discussion on Medication Rule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Shang Han Lun Based on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ZHANG Wei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medication rules of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Shang Han Lun based on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s It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the provisions containing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in Shang Han Lun. It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other various factors by using SPSS 20.0. Results After screening， 70 prescriptions were included， among which 2 （2.86%） contained raw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nd 68 （97.14%）contained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Praeparata cum Melia. The taken dose of every time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umber of medicine， water consumption， residual water， water consumption per time and frequency of use， which had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Un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whether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s a monarch medicine ha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number of medicine （P=0.029）. In 48（73.85%） prescriptions contained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Praeparata cum Melia as non-monarch medicine， the taken dose of every time and the number of drugs ha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with that in the prescriptions which as monarch medicine （P=0.000）. Whe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Praeparata cum Melia was in 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medicine， its dose had a certain rules with the number of medicine. When it was the basic medicine， there was no compatibility with Zingiberis Rhizoma Recens， Jujubae Fructus， and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Conclusion It can be found from the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that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has a widely dose and combination efficacy in different prescriptions. Its flexibility， diversity and scientific nature provide the solid basi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Shang Han Lun；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dose-response relationship； un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实验研究·

R222.2；R2-05

A

1005-5304（2016）09-0052-04

2015-11-22）